中蘇大論戰對中國的展道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通過論戰，中國gcd不僅維護了自己的民族尊嚴及地位，打破了蘇共一統天下的格局，而且使中國破除了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迷信，更加明確了必須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是中蘇論戰最顯著的積極意義。
但同時也要看到，中蘇論戰也有很大的消極影響，論戰使中國當時政治思想領域的“左”傾思潮急劇滋長，并且進一步深入全黨的思想教育和每個黨員的頭腦。論戰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如“戰爭不可避免”、“要防修反修”、“中國將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等直接運用于國內，促進了毛zd“以階級斗爭為綱”理論的系統化，使中國在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上邁了一大步。
而在論戰的洗禮中成長的一代人，養成了真理在手、“唯我獨革”的心態，學會以氣勢壓人、諷刺奚落的口氣，在“文革”的派性斗爭上，他們運用這一套大顯身手。
對中國人來說，論戰達到了把赫魯曉夫搞臭的目的。后來毛zd把對外的“反修”變成對內的“反修”，動文化大革命，他只是靠把劉sq稱為“現在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就輕而易舉地打倒了他。這方面的惡果是形成了一種政治思維定式，對敢于革新，敢于運用新思維的人，只要暗示他可能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只要暗示必須警惕他“在斯大林死后作秘密報告”，就一定能讓他噤聲，使任何變革的意圖化為影。（贏話費，）
而且，中國領導人承認新的世界大戰有防止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強調的是爆的危險性，強調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只不過是大打小打的問題。中國領導人還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了一個十億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如果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就要崩潰。
所以，中國領導人不贊成蘇共關于核戰爭會毀滅全球的觀點，認為如果帝國主義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動核戰爭，“遭到毀滅的不是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而是帝國主義和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實事求是地講，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上是有偏差的，使中國的工作重心無法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既然強調戰爭不可避免，那便要展軍工，可經濟建設搞不上去，哪有錢搞研，搞制造。好，中國勒緊褲帶搞出了原子彈，但是不是就具有了核反擊的能力？顯然不是這樣的。同樣擁有核武器，但對自己核武器打擊能力的估計和信心卻大相徑庭，蘇聯直至一九八一年也不承擔不先使用核武器的義務，而中國在爆炸原子彈后立即承擔了這個義務。說得好聽是愛好和平，說得不好聽那便是核基礎薄弱，害怕象蘇聯美國這樣的核武器大國對中國的核基地進行先制人的核打擊。
經濟是展的基礎，不管是改善民生，還是展軍工，沒有錢就干不成。中國從五十年代后半期起，集中力量研核武器和其射裝置，便大大減少了對裝甲兵、炮兵、空軍、運輸和通訊的投資，因而也大大降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大規模進攻性戰役的能力。這些缺陷則都是在改革開放，經濟展起來后，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以及高科技武器的裝備才開始突飛猛進的。
意氣之爭、口舌之辯完全是沒有必要的，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盡相同，自然有權選擇適合自己的社會制度和展模式。同樣，和平不應僅僅作為策略手段，而且應作為一種戰略上的可能性來對待。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最終要得到解決，這是社會展的客觀規律。但是，解決的方法、道路歸根結底要由各國人民自己去探索，不應以某國的歷史經驗為模式，也不應由別國別黨來設計。暴力革命和社會制度的改變無法解決每個國家深層次的問題，探尋適合本國展的道路才是執政者應該優先考慮的事情。
而更為可怕的是一個人不是神，卻認為自己是神，認為自己是始終正確的，認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人既然不是神，無論多么英明、智慧，也總會有犯錯誤的時候。而當他的周圍沒有人敢指出他的錯誤，或者說他根本不會聽的時候，一個普通人還罷了，一個國家領導人卻會造成國家民族的一場災難。一個人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意志，一個人的行為，就是國家的行為，一個人的憤怒，就是國家的憤怒，一個人要戰爭，便會將全民族綁架上他的戰車。
黃歷作為大總統，背后又有第一大黨的全力支持，推行政策可謂順風順水，再加上在軍隊中的無比威望，也可稱為一個強勢總統。但即便如此，他也有一個智囊團，推出各種措施也要先集思廣益，聽取大家的意見。不是相信專家，而是要形成這樣一種集體的氛圍，形成一個集體決定的體制。
換句話說，他可以獨斷，但卻深知獨斷有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為了國家以后的可持續的良性展，也為了他以后的生活，他必須抑制那種具有無上威權的沖動。
當中國在論戰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越來越激進的傾向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吸引了西方國家的緊張和關注。
“激進的赤色中國試圖用游擊戰和輸出革命來征服世界”的“中國威脅論”開始在國際上蔓延，這更加使中國的國際環境處于惡劣的形勢。美國駐蘇大使湯普森給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聲稱：“中國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戰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我們肯定不應站到中國人一邊，同蘇聯人相比，他們倡導一種至少在短期內對我們更危險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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