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影響國家決策，有時候是一件好事，有時候卻又不可避免地是不必要和盲目的。美蘇之間的對峙，使競爭在各個方面展開，即便是無關國家安全的事情，在美蘇腦看來也是關系著前途和命運的較量。說白了，就是個面子問題，想到美國或蘇聯也許會因為在某方面取得了進步，而受到別的國家的仰慕，那對美蘇腦來說，簡直是不能容忍的，而民眾的情緒也被同樣這樣影響著。
    空間探索便是這樣一回事。對肯尼迪來說，這里沒有推脫的借口，不管這一決定帶來的是光榮還是羞辱，而且隨著歲月的流逝，形勢對他越來越不利。
    其實，蘇聯擁有較大的火箭反倒證明了他們的技術落后。美國人有辦法設計一種氫彈頭，其體積和重量都只是原來的若干分之一，因而根本不需要強大的火箭來射。蘇聯所以需要推力達八十萬磅的巨大推進器，是因為他們的氫彈仍然又笨重又龐大，這表明在空間探索的這個初級階段，他們所用的燃料足以把重得多的人造衛星送人軌道，但也就僅此而已。
    可是普通美國人是不摸底的。他們只看到蘇聯已跑到美國前面去，于是就認為這是對自由世界的一種成脅。當然，這些對普通人是解釋不清的，雖然美國卻成批地射了“前衛”、“現者”、“探索者”、“拓荒者”、“薩莫斯”、“蒂羅斯”氣象)、“調運”用于導航)、“邁達斯”紅外線導彈探測器)和“回波”用于通訊)等各種類型的衛星。但公眾注意的只是，蘇聯比美國更出風頭。是他們先把衛星送人軌道，是他們的衛星先到達月球并拍下照片，是他們先把衛星送上環繞金星的軌道，并用它攜帶的無線電裝置，回有關這顆星球的資料。
    是的，從這些方面來看，蘇聯領先美國是很清楚的。蘇聯還準備在載人的宇宙航行方面戰勝美國。他們已經把狗送入了軌道，現在，第一個要把人送入太空的飛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一座射場上準備射。
    在美國民眾看來．新政府所繼承的“宇宙探索方面的差距”表明這個國家缺乏“主動性、創造性和活力”。（贏q幣，）而肯尼迪則堅信，美國人還沒有充分認識到空間競賽在全世界產生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響。他擔心，由于和西方正在力爭使新興的、尚未決定去向的國家相信，哪條路是正確的道路，走哪條路才有前途。那么，蘇聯的這種戲劇性的成就就很容易會造成一種危險的印象，仿佛蘇聯在各方面都居于不容懷疑的世界領袖地位，特別是在科學成就方面。
    顯然，這純粹是想當然，黃歷不認為第三世界那些住草棚的、食不果腹的人民都在等著要聽聽從外層空間傳來什么最新消息，然后再決定他們應走哪條路。他倒覺得對美國的威望最大的打擊不是來自于外層空間的挑戰，而是受壓迫的美國黑人在憤怒的騷亂中搗毀許多美國城市中心。
    當蘇聯把一個人送上宇宙空間，并成功降落后，美國人的不滿情緒一下子升騰到了頂點。加加林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宇宙飛行，全世界都對他揮手致敬，莫斯科以極其隆重的儀式歡迎凱旋的航天英雄：禮炮在轟鳴，歡騰的人群在喊叫，豪華的護送隊，為加加林加冕大大小小的國家勛章。
    全蘇廣播電臺都在播送赫魯曉夫與這位宇宙航行員之間的一段談話，這位宇航員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幾句話是“當我在外層空間時，我想到的是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祖國”，以及“當我降落時，我一直唱著“祖國在聽，祖國知道”那支歌兒。這讓美國人更加咬牙切齒。
    肯尼迪坐不住了，他在達荷州的波卡特洛的演說中大聲疾呼：“我們應當承認外層空間的重大意義……現在蘇聯已經先進入了外層空間，其它國家都看到了，他們他們看到蘇聯先圍繞月球飛行，又先圍繞太陽飛行……他們于是就得出結論說：蘇聯在蒸蒸日上，我們則每況愈下。我認為要靠我們來扭轉這種形勢。我寧可就看黑白電視，也一定實在火箭推力上過他們。”
    美國的新聞雜志報道則在火上澆油，他們報道：全國的心情是“沮喪，羞辱，有時是狂怒”，并且預言“只有拿出點特別驚人，特別困難的火箭技術，比如說，來一次環繞月球的栽人飛行，才能在世界人民的眼里把蘇聯宇宙航行員壓倒。”
    在表演說的那天晚上，肯尼迪總統在內閣會議室召開了一次會議，要看看有沒有什么可供選擇的辦法。宇航局局長詹姆斯告訴他說，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采取一項和曼哈頓工程相似的突擊計劃，也許在十年內能把一個美國人送上月球。當然這可能是—場賭博，而且至少得花費三百億美元——或者兩倍于這個數目。
    隨后，肯尼迪總統在國會表關于“國家緊急需要”的特別咨文。他要求為空間計劃“在今后五年內追加七十億到九十億美元”。他說他知道要求的這個數額很大，然而，“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面臨著不同尋常的挑戰。對我來說，這是個愛國主義的問題。我的責任是推行自由原則。我認為，我國應盡一切力量在十年之內達到這個目標，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
    集中了上萬家企業、幾百所大學和近百個科研機構，總人數過三十萬人，耗資兩百五十五億的“阿波羅”計劃開始實施。
    黃歷將空間探索理解為無用的活動，顯然并不正確，向外層空間進，這應該是全人類從古至今的夢想，也是全人類的進步，但如果把這種科學探索用于政治軍事目的，那就別當別論了。
    而從心里來說，黃歷還是希望美國的空間技術能夠取得進步，他關心的是美國能否在奧運會開幕前成功射同步通訊衛星，次實現向全世界轉播奧運會，使這屆南洋聯邦舉辦的奧運會能為世界體育與奧林匹克運動翻開了新的篇章。
    南洋聯邦已經將此次奧運會的主題定義為高科技的盛會，為了辦好這一屆奧運會，南洋聯邦將使用所有的傳播工具，包括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等各種公共傳播媒介，為此還修建了一座高達351.36米的電視射塔，運動場地內也將裝置特殊電視，選手們可以由此知道比賽項目進行的結果；新聞中心齊全的設備，可以讓媒介及記者們可以快得到最新消息；而衛星則可以讓全世界的人們及時地了解比賽結果和比賽的各種細節，讓南洋聯邦的夏季奧運會真正走進千家萬戶。
    放衛星啊，放衛星！黃歷想著奧運會，也想著衛星以后的廣大用途。只要有三顆與地球自轉周期一致并與赤道平面重合的衛星在距離地面36000公里高度懸停，便可以成為電波信號最理想的“二傳手”，通信的歷史便會揭開“吉星高照”的新篇章。
    南洋聯邦正在為此而準備著，通信事業的爆炸式展就要來到，經濟上的騰飛也將在奧運會后真正開始。作為巨大投入和精心安排的回報，南洋聯邦的經濟展在六四年奧運會之后，將一飛沖天。
    如果說美蘇的空間探索是意氣之爭，面子之爭的話，那么中蘇之間的論戰更是令后人莫名其妙，甚至感到不可理解的事情。
    許多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可能尤其是那些參與了論戰的人——會認為論戰是以中方大獲全勝告終，許多人長期津津樂道于論戰中那些神采飛揚的文字，大義凜然的語氣，恰到好處的經典引證，以及連珠炮式的不容答辯的反詰疑問，但這有什么實質意義嗎，不過是關起門來的自鳴得意罷了。
    其實，當時爭論的一些重大問題，歷史早晚會給出答案，不是靠口舌之爭便能夠改變的。比如世界大戰是否可以避免，東西方之間是否應該通過談判解決爭端，通過裁軍來緩和緊張局勢，是爭取和平共處、和平競賽，還是通過革命或戰爭徹底埋葬資本主義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辯論的成攻，根本沒有意義。
    等到十幾年或幾十年后再看辯論話題的結果，便會一目了然。包括蘇聯在內的歐美人，由于處于更為開放的環境和更為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條件下，他們對于由于科學技術帶來的變化，對于世界展的新潮流和新趨勢的把握，要更敏銳和準確一些。對于社會主義國家需要改革自己的經濟和政治體制，要看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和歷史上的其他情況一樣，當現實主義的、溫和理智的立場碰上恪守教義、激進的立場，而雙方都還承認某種經典教義時，后者在氣勢上往往容易占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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