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在下近來體驗所得，深覺我們倘能體會“消極中的積極”之意味，一方面能給我們以大無畏的精神和勇往邁進的勇氣，一方面能使我們永遠不至自滿，永遠不至發生驕矜的觀念。

孔老夫子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位偉人，他視富貴如浮云，是何等的消極！據他的一位很剛強的弟子子路說，他明明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又是何等的消極！但是他卻不贊成當時長沮和桀溺（均與孔子同時的隱者）一流人的行為。他自三十五歲起由魯國往齊國，周游列國，仍冀于無可為之中而或可獲得多少的結果，一直奔到六十八歲才回到魯國。孟子說他“三月無君則皇皇然”，則又何等的積極！

無論何人不能不承認孫中山先生是我國近代史上的一位偉人，據他自述：“……雖身當百難之沖，為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以孫先生的眼光與魄力，在當時還是“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其消極為何如？但是“未敢望”盡管“未敢望”，卻能于“一敗再敗”之余“而猶冒險猛進”，其積極又何如？

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為背景，以“未敢望及吾身而成”為背景，可以說是以消極為背景；以消極為背景的積極進取，不知有所謂失望，不知有所謂失敗，因為失望和失敗都早在預期之中，本為常例，不是為例外。世之不敢進取者無非怕失望，無非怕失敗，以消極為背景的積極進取既不怕什么失望，也不怕什么失敗，則明知向前進取尚有上面所謂“例外”者可得，坐而不動則永在上面所謂“常例”者之中，兩相比較，還是以進取為得計；況且進取即不幸，至多如未進取時之一無所獲，則本為消極的意料中所固有，靜以順受，無所怨懟。

所以我說“消極中的積極”能給我們以大無畏的精神和勇往邁進的勇氣；只有不怕失望不怕失敗的人才有大無畏和勇往邁進的精神。

我個人對于人生就以消極為背景，我深信有了以消極為背景的人生觀，然后對于事業才能徹底的積極干去。我記得陳畏壘先生在他所做的《人生如游歷的旅客》一文里有這樣的幾句：

“我們此地不能討論到世界的原始和宇宙的終極，但是我們每一個小我的人生，所謂‘上壽百年’，年壽上是有限制的，古人說‘視死如歸’，雖沒有說歸于何處，而大地上物質不滅的原則是推不翻的，我們不必問靈魂的有無，我們可以說我們最后的歸宿便是形體氣質一一仍歸于所自生的世界。宗教家言所謂來處來，去處去，我們要改為來處來，還從來處去。承認了這一個前提，那么我們自少而壯而老這一段生存的時間，豈不是和‘旅行’沒有兩樣？”我完全和他表同情，我所以對于人生以消極為背景，也是因為感覺“每一個小我的人生”在“年壽上是有限制的”，“我們最后歸宿”都不免“形體氣質一一仍歸于所自生的世界”。

有了這樣的感覺，我們便應該明澈的了解：我們所能做的事只有竭盡我們的能力，利用我們的機會和“生存的時間”，能力社會或人群做到哪里算哪里，決用不著存什么“把持”或“包辦”的念頭。再說得明白些，有一天給我做，我就欣欣然聚精會神的干去；明天不給我做，也不心灰，也不意冷。為什么呢？因為我想得穿了，我橫豎要“仍歸于所自生的世界”，我只能有一日做一日，有得做便做，沒得做便找些別的做；我做了三十年四十年，或做了數天數年，在人類千萬年的歷史上有什么差異？如能給我多做幾年或幾十年，只要我做得好，在此有得做的時期內，已有人受到我的多少好處；做到沒得做的時候，要滾便滾。有了這樣的態度，便能常做坦蕩蕩的君子，不至常做長戚戚的小人；不但失望失敗絲毫不足以攫吾心，就是立刻死了（奮斗到死，不是自尋短見的死），也不算什么一回事。

反過來想，就是有些成就，以我們在“年壽上是有限制的”“一個小我的人生”，其所作為在人類千萬年歷史上的事功里，所占地位之微細或猶不及滄海之一粟，只有盡我有涯之生向著無窮盡的路上前進，做多少算多少，有何足以自傲之處？所以我說“消極中的積極”能使我們永遠不至自滿，永遠不至發生驕矜的觀念，因為只有能把眼光放得遠的人才能“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憝”。（曾文正《不求》詩中語。）（原載1929年9月22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