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語

Introductory

德意志帝國中的普魯士

自腓特烈大帝1786年去世后，普魯士不管在德意志帝國還是在歐洲大陸，都是特殊的存在。1867年以來，普魯士自己完成了一項壯舉：統一德意志并建立由霍亨索倫家族統治的德意志帝國。1871年起，每當談及德意志，人們總會想到普魯士，而每當談及普魯士，人們總會想到德意志。基于歷史事實和現狀，這不無道理。

特賴奇克寫道：“根據歷史和政治事實，整個帝國是——正如威廉一世皇帝曾對俾斯麥所說的‘一個擴大的普魯士’，無論事實上的，還是形式上的，普魯士都是主導因素。我們的德意志軍隊是什么？毫無疑問，正是普魯士軍隊。根據《1814年陸軍法案》，普魯士發展成為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囊括了整個帝國。德意志帝國的郵政系統、電報系統、帝國銀行都是普魯士的原有機構，覆蓋整個帝國……到最后，德意志帝國的意志只能是普魯士的意志。”

近代普魯士

普魯士在近代德意志帝國中擁有至高無上地位，這種地位建立在偉大的威望和傳統之上，也依靠穩固和無可爭辯的事實：普魯士的國家特色，普魯士在帝國的地理和領土位置，普魯士君主的特權，君主制與統治階級的聯盟，普魯士軍隊、行政部門和行政機構的力量，皇家海軍——本質上為普魯士人的創造，其軍火庫是普魯士人的據點，依靠的是普魯士人民的知識架構、工業資源以及經濟力量。毋庸置疑的是，無論在德意志帝國的境內還是境外，都沒有一個德意志邦國能夠單槍匹馬地或與其他德意志邦國聯合起來挑戰普魯士的優勢地位。1866年至1867年奧地利的失敗和被排除在德意志之外，是普魯士掌控德意志帝國的必要條件，也是德意志帝國建立的政治基礎。自1871年以來，奧地利作為一個德意志國家，只能是普魯士的附庸盟友，而不是對手。俾斯麥對1815年至1860年普魯士政策控訴時的不平已經一掃而空。如他所料，如果這一時期的普魯士政策在維也納而非柏林制定，那么1879年至1914年的奧地利政策則是在柏林而非維也納制定的。

普魯士統治的基礎

事實和統計數字令人驚嘆。帝國的軍隊和政治事務的至高權力由德意志皇帝一手掌握，而皇位則由霍亨索倫家族世襲。在德國208780平方英里的領土中，有134616平方英里是普魯士的（1917年數據）；在6500萬德意志帝國的臣民中，有4000萬是普魯士國王的臣民；在86個人口超過5萬名居民的城鎮中，有55個是普魯士的；在1.25億英鎊的帝國預算中，普魯士貢獻了8000萬英鎊。自1871年以來，帝國首相一直是普魯士軍隊的成員（霍恩洛厄親王除外）；普魯士占有聯邦議會61席中的17席，帝國議會（國會）397席中的236席。在德意志25個軍的現役部隊中（巴登和黑塞的部隊與普魯士合并），普魯士擁有17個軍。帝國不設戰爭部，戰爭部的職能由設在柏林的普魯士陸軍部來執行，它負責編制薩克森和符騰堡的軍事預算。

不管怎樣，我們都要記住一點：普魯士事關一切，要不惜一切捍衛普魯士的優勢地位，這就是《普魯士之歌》的內涵。在士兵、政府人員、容克地主，乃至德皇威廉一世、俾斯麥侯爵、特賴奇克教授眼里，德意志帝國就是“一個擴大的普魯士”。在發生利益沖突時，必須把普魯士放在第一位，因為正是普魯士的力量成就了偉大的德意志帝國。普魯士的機構組織為王朝增添光彩，也是王權永固的關鍵。沒有德意志帝國，普魯士依舊是一流的國家；而沒有普魯士，德意志將變成不倫不類的雙重君主制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封地而已。帝國首相霍恩洛厄親王寫道：“當我與普魯士的貴族們在一起時，能很輕易地感受到南北德之間的差異。南德的自由主義不是普魯士年輕貴族的對手。他們的數量太多了，太強大了，王國和軍隊都是他們的。而且，國家的中心也在他們那里……1866年到1870年，我為南北統一而努力，所以我現在必須盡力使普魯士隸屬于德意志帝國。因為所有這些紳士都對帝國毫不在意，他們都迫不及待地想把帝國拋到一邊。”“我所看到的，”馮·羅恩在三十五年前寫道，“在歷史上，力量決定一切……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不是法律問題，也不是血統問題，它是一個力量的問題，而這種力量為我們（普魯士人）所有。”

首都柏林

普魯士不僅統一了德意志，還確定了后者的首都，更準確地說，普魯士使自己的首都成了德意志的首都。無論是黑暗時代（中世紀初期）的德意志，還是查理大帝的德意志，抑或薩克森王朝、霍亨斯陶芬王朝、盧森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們的德意志，都沒有真正的首都。各個選侯國、貴族領地以及富有的工業區，都有著自己的族群、朝代或實現經濟生活和理想的中心，這些城市要么是民族或宗教情感的中心，要么是藝術的中心，要么是工業的中心。但不管是亞琛還是德累斯頓，美因茨還是海德堡，法蘭克福還是慕尼黑，科隆還是奧格斯堡，都無法成為像倫敦和巴黎那樣的首都。那樣的首都是一個國家的政治、軍事、行政、朝代、經濟、智力和精神生活的中心，人們能夠感受到它的統一、交匯、融合與輻射，失去它，國家將變得死氣沉沉，四分五裂，不再是有機的整體。

維也納和霍夫堡是哈布斯堡王朝政府所在地，但維也納從未成為或自稱為德意志的首都。拿破侖率領他的軍隊進入維也納，與1814年反法同盟軍開進巴黎以及1871年德意志入侵法國，意義是不一樣的。假如拿破侖在維也納的美泉宮宣布自己為皇帝，這個儀式將向德意志和歐洲傳遞的信息，與1871年1月18日向法國和世界傳遞的信息截然不同。當時，普魯士國王在凡爾賽宮的鏡廳被擁護為皇帝，引起了轟擊的巴黎大炮的回響。特賴奇克在描述維也納國會時輕蔑地問道：維也納在德意志和德意志人的生活中代表著什么呢？這個名字代表著王朝的自私自利、國家的分崩離析、人民希望的破滅以及思想的愚鈍低下，他自己回答說。

1871年，普魯士為德意志確定（或者說是強加）了真正意義上的首都。敵國的軍隊進入這個首都，則意味著對國家的致命一擊。但是，到柏林來的游客，當他穿過蒂爾加滕公園、勝利大道和菩提樹下大街時，經過暗淡而被遺忘的選帝侯雕像，直到腓特烈大帝的雕像讓他停下為止，他都感到他可能在德國首都，但他周圍的一切都是普魯士，而非德意志夢想的實現。勞赫按照腓特烈大帝生平騎馬的樣子為他在那里塑造了青銅雕像，周邊的每一個角落都有關于他統治和勝利的不朽記憶。雕像的每一側是石刻的文字，記錄著由他的統治和精神激發出來的勝利。普魯士哨兵在康格斯沃徹幽靈般的哨所森嚴戒備；夜空中回蕩著齊藤和賽德利茨輕騎兵的號角聲；那個身著紅色鑲邊的藍色軍裝、默默接受著人們禮贊的模糊身影，可能是沙恩霍斯特、毛奇，或者腓特烈大帝本人。

歷史問題

普魯士的進化與帝國的形成。普魯士在何時、通過何種方式建成的呢？它發展到什么階段呢？它是如何并出于何種初衷，逐漸發展成為今天的普魯士呢？它又是怎樣征服整個德意志帝國的呢？普魯士的演變和帝國的建立。這個普魯士是如何、何時產生的，經過了什么階段的發展，以什么方式，以什么樣的目的，一條一條線，一條又一條地推進到今天的普魯士，把德意志民族聚集在雙頭鷹之下的呢？

勃蘭登堡

各種書籍告訴我們，這段歷史始于1415年。當時德意志南部的霍亨索倫伯爵作為選帝侯來到勃蘭登堡邊疆區。勃蘭登堡邊疆區絲毫沒有近代普魯士的特點。它不是軍事駐點，也不是教育中心，不信奉也不包容新教，治理體系不完善，農業不發達。這里全是未開發的田野和沼澤，不適宜發展工業。它沒有海岸線，并被強大、貪婪、嫉妒的古老王朝團團包圍。

1415年，勃蘭登堡是所有選侯國中最不起眼的一個。這里的選帝侯帽也有些破舊。霍亨索倫離開了法蘭克尼亞氣候宜人、興旺發達的農場，離開了繁華城市的紅頂樓房，來到了這個寒冷、荒涼而令人生畏的北方地區，接手了一個前途未卜的攤子。在這個部分領土被抵押的小諸侯國，在這片布滿泥沙的酸性土地上，野蠻的莊園首領和野蠻的農奴與大自然展開殘酷搏斗，彼此也互相爭斗。

1415年，沒有人會想到這個來自法蘭克尼亞的專橫、野心勃勃的伯爵正在他貧窮、無政府的領地中開啟了諸侯國的進化歷程。他們也不會想到，四百五十年后，這個諸侯國將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德意志國家。當年那頂破舊不堪的選帝侯帽嵌上了皇冠，這頂皇冠是在東北方的哥尼斯堡贏得的戰利品。而那個來自紐倫堡的霍亨索倫伯爵，最終吞并了韋廷王朝、韋爾夫王朝、維特爾斯巴赫王朝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地。1417年，霍亨索倫跪在盧森堡的愷撒腳下，被加冕為神圣羅馬帝國的選帝侯。他不知道普魯士已經肩負起了實現德意志統一的歷史使命，因為當時普魯士尚未建立。即使在兩百多年后，勃蘭登堡-普魯士也只是名義上的國家。

成長階段

普魯士近代史學家德羅伊森是普魯士學派的主要創始人。他描述了普魯士國家和政策演變的重大階段，包括：領土形成時期（1415—1618），開明專制時期（1618—1786），革命、衰落與復蘇時期（1786—1815），復興與統一時期（1815—1871），以及必須補充的近代時期（1871—1914）。近代時期的普魯士，作為德意志帝國的統治者以及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讓整個帝國成了世界性的經濟體和政治體。

本書主旨

下列章節旨在追溯、定義并記錄這段讓1415年的勃蘭登堡載入德意志帝國史冊的時期。我們無意通過敘事的方式，對普魯士的歷史進行闡述或簡單介紹。我們將分析并估量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的重要性和貢獻，以及最終導致的結果。歷史的重要性不能以細節翔實與否衡量。在歷史研究中最為重要、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人物與事件的歷史意義和貢獻。從目錄可以看出，本書的章節編排以及篇幅，是以事件的內在特征（而非時間的長短）為出發點的。我們需要弄清楚并強調一點：在歐洲歷史上，普魯士是在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發展成統一的有機體的？在惡劣的生存環境和各種理想的沖擊下，這個有機體的意識又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一個發展中的國家需要適應環境，但當它變得足夠強大，能夠適應并利用周圍環境實現自身目的時，它必須經歷某個階段。具體到普魯士，這個階段出現在1740年至1786年。腓特烈大帝寫道：“生存并非必須，但我必須采取行動。”俾斯麥在1888年發表的著名演講，還原了普魯士在1640年后的真實情形：

我們的地理環境惡劣，意味著我們需要付出更多。我們位于歐洲中部，敵人可從各個方向發動攻擊。天意讓我們被各國包圍，我們一刻不敢松懈。在歐洲的大池塘里，各個鄰國就像大魚，我們不能做等著被吃的小魚。

領土形成

領土形成是首先必須經歷的階段。那個時候，西班牙人橫掃東西方；法國的瓦盧瓦王朝和波旁王朝的國王以“光明之城”巴黎為中心統一了維榮、龍薩、拉伯雷和布朗托姆的法蘭西；英國的都鐸王朝剛剛誕生，帶著金雀花王朝留下的威名迎接曙光，后來有了宗教改革和莎士比亞。與之相比，勃蘭登堡這種小地方的編年史為我們呈現的，只是那些無聊又不起眼的小事件。

勃蘭登堡早期的選帝侯篤信宗教，也是帝國的驕傲，他們的事跡塵封在教區檔案中，他們創造的榮耀和輝煌點綴了勝利大道。如果他們發現自己成了勝利大道的裝飾，估計會跟我們一樣驚訝，但他們至少可以說：“在兩百年的歲月（1415—1618）里，我們活過。”他們確實活過——他們避免國家遭到瓜分，也避免了德意志分裂成各個獨立王朝的致命傾向——他們成了新教徒，抓住了鄰國提供的一切機會，并始終要求繼承者盡可能充分利用這些機會取得成功。

在查理五世和斐迪南一世的德意志，能讓國家生存和發展強大已經是非凡的成就了。選帝侯們在條頓騎士團留下的廢墟上建立起勃蘭登堡-普魯士領地，盡管他們沒有建立國家。當時統治萊茵河畔東部地區的普魯士以及勃蘭登堡邊區的選帝侯只是一位小國君。他轄下的三方領地同屬一個主人——霍亨索倫。這些領地散落在各處，互不相通。而在歐洲這個池塘，大魚都希望盡快抓到小魚吃掉，以免小魚長成大魚。霍亨索倫家族治下的這片土地已大致連通，建國的條件已經滿足。約翰·西吉斯蒙德注意到了這個形勢，但等待他的是天昏地暗和暴風驟雨，約翰·西吉斯蒙德選帝侯在1619年離開了人世。他和他的先輩完成了故事的開篇，卻沒能料到故事的結局。

關鍵時期

1618年之后的歷史足以寫成巨著，它見證了四個至關重要的時期：大選帝侯時期、腓特烈大帝時期、施泰因時期以及俾斯麥時期。四人傾盡所能，打造出了普魯士。我們可以這樣概括他們的事跡：大選帝侯確立了普魯士統治者的職責，腓特烈大帝建立了普魯士國家，施泰因和沙恩霍斯特將普魯士推向軍國主義的道路，俾斯麥則建立了君主國家、民族國家以及軍事國家三位一體的強國普魯士，在這個基礎上統一了德意志帝國。

四位偉人

除了其中一個時期以外，在這些關鍵的形成時期到來前，都有一段衰退期。縱觀普魯士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顯著特點：當普魯士需要一位能銘記教訓并善于探索的偉人扭轉國運時，這位偉人一定會出現，或者已經進入了普魯士的軍隊。

大選帝侯的父親無法擺脫勃蘭登堡-普魯士萎靡不振的窘境，最終導致“三十年戰爭”。這時候大選帝侯出現，讓國家擺脫了這種困境。腓特烈大帝去世后，普魯士面臨道德、教育、財政和政治的全面崩塌，還在耶拿戰役中被法國大敗。這時候，施泰因和沙恩霍斯特出現，他們重建了普魯士。《奧爾米茨條約》的頒布，使普魯士在1815年贏得地位的努力付之東流。這時候俾斯麥登上了政治舞臺。普魯士曾想過在德意志內部解體，它不愿意成為一個新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祖國的領導者。在哈布斯堡王朝不自由的、非國家化的反動大潮下，他屈服了。這無論對希望消滅軍事容克的自由主義者，還是那些渴望為邊區時期復仇的容克而言，都是奇恥大辱。《奧爾米茨條約》是梅特涅戰勝普魯士的象征，盡管普魯士是被施瓦岑貝格而非梅特涅打敗的。

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大帝是一位非凡的君主。他繼承了普魯士的軍隊、行政機構、治國體系和一個傳統。如果他只是一位甘于平凡的、循規蹈矩的統治者，普魯士也許會在瑪麗婭·特蕾莎、考尼茨-里特貝格、約瑟夫二世、小皮特、韋爾熱訥以及葉卡捷琳娜大帝所在的歐洲中扮演有趣角色，但只能充當體面的二流國家。

腓特烈大帝毫無疑問是霍亨索倫王朝最偉大的統治者，也是威廉三世到拿破侖統治期間，歐洲歷史上最具天賦和才華的人物。西利對威廉三世的評價頗為中肯：“有的人一出生就擁有無上的權力，只需履行好職責，就足以彰顯偉大。”但腓特烈大帝并沒有這種權力，他繼承了父親的二等王位以及一套紅藍色的軍裝。他在營房、閱兵場和“煙草議會”這些艱苦環境中成長，沒有體面的生活，而且時常挨餓。他生性堅毅，善于奪取競爭對手的勝利，也善于自己取得勝利。

在1740年，歐洲對腓特烈大帝的秉性以及這位天才對普魯士的深遠影響一無所知。當時的歐洲喜歡用一句格言來形容普魯士的容克階層，“一個激進的保守派，充斥著血腥的味道”，作為他們一員的俾斯麥在1862年成為了普魯士王國的首相。1740年12月，普魯士入侵西里西亞，“大軍在飄揚的旌旗和高亢的戰樂聲中越過了盧比孔河”。霍亨索倫王朝亮出長矛，向哈布斯堡王朝的盾牌刺去。這一擊驚天動地。奧地利曾經是普魯士走向偉大的絆腳石，在莫爾維茨會戰后，普奧雙方討論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在克尼格雷茨會戰后才最終決定。

外交政策

在外交博弈中，兵戎相見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腓特烈大帝的同盟與俾斯麥的同盟一樣，極富啟發性。俾斯麥從腓特烈大帝身上學到了適用于普魯士的“現實政治”原則，如果讓俾斯麥寫一本關于腓特烈大帝的專著，必然比當時那些歌功頌德的公務員寫得更好。

普魯士成就的實現既要靠外交手段，也要靠“鐵血政策”。如果武力是政策的執行者，那么必須仔細規劃并準備一套行動的方案。腓特烈大帝的盟友隨著他清晰的目標變化而變化，從這個事實里，俾斯麥發現了帝國的奧秘：普魯士僅憑自身力量難成大事，所以要通過操控歐洲的國家體系，迫使那些嫉妒和仇恨普魯士的國家，都能夠從普魯士這里得到好處，從而幫助或者默許普魯士達成目標或取得成就。俾斯麥在處理德意志國王和諸侯、拿破侖三世和亞歷山大二世以及意大利和英國問題上的手段，跟腓特烈大帝在處理法國、英國、德意志和俄羅斯問題上的手段，沒有可比性。但俾斯麥在處理問題中表現的精神、行動原則和目標卻與腓特烈大帝別無二致——他們的目標都是打敗奧地利并確立普魯士的霸主地位。特別是在外交政策方面，腓特烈大帝是俾斯麥的老師，而俾斯麥則是第一個宣稱是腓特烈大帝門徒的人。

波生曾經如此評價伊頓公學男生寫的詩：“我在這些詩歌里看到了很多賀拉斯和維吉爾的影子，卻絲毫沒有看到賀拉斯和維吉爾的靈魂。”這句話解釋了1786年至1860年普魯士君主失敗的原因，他們沒有意識到生搬硬套句子和用新的詞匯再現大師精神之間的不同。他們閉目塞聽，自以為普魯士強大到足以獨立存在，這個國家即便自私、沉悶、停滯不前，不與外界接觸，也能一直保持偉大。普魯士沒有朋友和盟友，它把每個國家都當成了敵人。事實證明，普魯士的災難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國家解體是咎由自取。無論是施泰因、哈登伯格還是俾斯麥（盡管他們身處不同時代），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重拾腓特烈大帝時代的精神、傳統和原則。在他們取得的史詩般的成就中，腓特烈大帝的名字很少被提到，但腓特烈大帝的精神關系一切。

政治理論

在這些關鍵時期，我們同樣要關注國家對人民的詮釋。統治者基于這種詮釋，建立起關于治國方略的政治理論體系。俾斯麥時代的普魯士，統治者通常會強調國家需要崇尚武力，相信力量勝于正義，權力具有堅不可摧的道德合理性。這不僅是提出進化論上的幸福信條——“因為弱肉強食，所以強者有福”，而且是毫不動搖地擁護“目的使手段合理化”的學說。它有著更深層次的內涵，更宏大的視角，能夠采取更迅速的行動。

普魯士至高無上——施加在統治者身上的是道德律令，以及捍衛、擴張領土的責任。所有政治倫理與治國方略都源于國家的性質，后者確立了國家目標，也為目標的實現提供了方式。為了國家的繁榮，一切犧牲都變得合理，法律條文和道德準則的束縛也將被打破。政治道德是更高尚、更具約束力的道德行為，它獨立并凌駕于社會道德和個人行為準則之上。

對理論的批判

我們需要回到17、18世紀，才能找到對這種政治生活起源和演變的解釋。當時有人對大選帝侯、腓特烈大帝以及俾斯麥提出批評，但三者對此往往避重就輕，不以為然，甚至斷然否認批評的理據以及相關性。他們不會承認自己公然拋棄道德良知、違背誓言或違反條約、不看過程只看結果，以及運用所有外交手段。他們回答（而非辯護）道，這些批評忽略了政治倫理的本質，在基礎層面和學術層面混淆了個人道德準則和統治者、國家的道德準則。“君主法學，”腓特烈大帝說道，“通常是強者的權力。”俾斯麥承認，對于一個偉大的國家，政治利己主義（而非浪漫主義）才是王道。

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

在普魯士政治思想濃墨重彩的一章中，治國的關鍵在于冷酷無情的行動，而腓特烈大帝統治時期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腓特烈大帝繼承了他父親以及大選帝侯的豐富經驗、王朝傳統以及治國方略，然后用這些內容構建起一整套思想體系和政策。腓特烈大帝對王室內閣中的優美迂腐或被政治家奉為座右銘的理論，進行了解構并重新組合，賦予它們豐富的內涵和生命力，并且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使其煥發出無法抗拒的魅力。比如：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統治者的責任；普魯士人承擔著霍亨索倫王朝的使命——實現國家輝煌；統治者需要以服務祖國為最高使命，并做出個人以及道德層面上的各種犧牲，這些都是腓特烈大帝對王權理論以及當時外交和哲學方面的貢獻。

腓特烈大帝忙碌的一生恰如其分地詮釋了這些話，吸引并激勵著他那個年代的人。和斯威夫特一樣，腓特烈大帝極度鄙視人類，深信人類——無論男性或女性——都是墮落的。因此，他的話格外引人注目。他有一句名言：“啊，我親愛的祖爾策，你不像我一樣了解這個該死的民族。”然而，正是這個該死的民族讓他沒日沒夜地辛勞。也正是通過這個民族，他才能培養和磨煉出18世紀的普魯士人。腓特烈大帝的人生和他的品質是寶貴的遺產，甚至比普魯士在羅斯巴赫戰役中取得偉大勝利或者成功吞并西里西亞更為重要。腓特烈大帝是普魯士的化身，他富于想象力，也為后來的統治者樹立了榜樣。俾斯麥在提及腓特烈大帝時寫道：“我們都希望普魯士的雄鷹展翅高飛，守護并統治從克萊佩達到當納斯貝格的大片山河，但我們會讓它獲得自由。我們是普魯士人，我們永遠都是普魯士人……我祈求上帝降下恩惠，當這張紙變得像枯萎的秋葉，上面的文字也被遺忘時，我們依然是普魯士人。”

國家——權力的象征

國家是權力的象征，統治者是國家權力的化身和執行者，效率是治理國家的絕對標準，建立對外關系和國際關系都要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政府和公共服務部門要積極貫徹并努力奉行這些原則。這些原則強調發展國民生活中最有特色的部門，也詮釋了這些部門的起源。這種一切只為一個目標服務的做法，讓普魯士在歐洲各個政體中獨樹一幟。政府不斷追求權力和效率，因此變得十分強大，牢牢掌握著所有的社會資源。然而其前提條件是目標一致，力量、知識、訓練有素的決策層以及專家那樣高度自律品格的集中，這樣國家部門及其下屬機構就一定能提供高水平的服務。缺乏奉獻精神必然導致個人主義和資源浪費。社會需要有一套合理的政府人員選拔體系。為了自身利益，國家需要用知識和紀律武裝他們，為他們提供培訓，使他們養成自我犧牲的精神。國家軍隊、行政部門和大學都建立在服務于政治組織的社會經濟上。對于一個需要犧牲鄰國利益并提高自身效率的擴張中的帝國，它們是必不可少的。

軍隊

地理位置的分散，曾讓普魯士沒有國界線，但它的軍隊本身就是一道牢不可破的國境線，這就將國家的自然劣勢轉變成積極的優勢。軍隊必須是國家的實施力量，是政策的執行者，它能保障既有的權力，并隨時準備爭取更大的權力。軍隊不是統治者獨享的工具，軍中也不可能養閑人、富人或冒險者，更不是階級特權，也不是一種能與其他職業相比較的謀生方式。服兵役是首要、最高的公民義務，是國家成員——根據階級、社會地位——義不容辭的責任。為軍隊利益犧牲就是為祖國利益犧牲最有力、最有效的方式。服兵役不是一種犧牲，而是一種權利以及公民身份的象征。

從表面上看，腓特烈大帝的軍隊似乎充斥著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公以及社會階層的烙印——這成為腓特烈大帝登上王位時的羈絆，像潰瘍病般纏身直到他去世，所以腓特烈大帝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我們不能忽略他遺留給繼任者的兩個影響深遠的理念：第一，戰爭不是偶發事件，戰爭的出現也不是為了揭露王朝的貪婪和野心。它是政府治國方略的一部分，與國家政策密不可分，因為戰爭是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因此，統治者需要學會并完全掌握戰爭，就像學習其他所有關于生命活動的自然科學一樣，因為政府在整體上是一門生命科學。第二，軍隊是國家行使關鍵職能的工具，它必須由國家統治者組織并指揮。所以一個只懂得生命科學的統治者，沒有資格履行職責，一個只懂得軍事科學，其他一概不知的軍國主義暴君，同樣沒有資格履行職責。

沙恩霍斯特與毛奇

沙恩霍斯特是最有創造力、最有魅力，也是最關心政治的普魯士軍官，他為日后俾斯麥的大業打下了基礎。格奈澤瑙、克勞塞維茨、馮·羅恩和毛奇不過是機械地執行沙恩霍斯特的原則。沙恩霍斯特的創造力和對理論的掌握，具體表現在他的手段和洞察力。他把他從法國大革命中學到的要領融入到腓特烈大帝的體系中。

《1814年陸軍法案》使普魯士成為一個軍國主義國家，服兵役是每個公民的必修課。軍事效率、公民服兵役的能力、軍官素質和軍階、將領的指揮能力和指揮方向，還有作為國家左右手的軍隊統帥，這些都是擺在軍事專家面前的重要問題。在馮·羅恩、毛奇和布盧門塔爾時期到來之前，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充分解決。但軍隊的性質、存在理由和職能，屬于國家以及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生活中的地位的政治理論的一部分。沙恩霍斯特和腓特烈大帝一樣，堅信普魯士要成為一個國家，要成為一個強國，它就必須成為廣義上的軍國主義國家，它的政體必須建立在這個基本前提之上。

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的發展和軍隊的發展是同步進行的，因為這些部門的設立和發展是為了實現類似的政治思想原則和系統化行動的。大選帝侯廢除了地方領地，并嘗試逐步通過中央集權取代地方自治。這為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激進改革提供了可能，并使其成為一種大的趨勢。普魯士王國將分散的領土連成一片，中央統一管理，并由國王謹慎控制。國王的命令由一班政府人員執行，這班政府人員職位特殊，受過訓練，行事無情而高效，并只對國王負責。

腓特烈大帝正是在這套體系下長大的。他拓展并完善了這套體系，并且保持了它的基本框架。腓特烈·威廉一世傾向于為每個大莊園保留一位業主，通過農業和行政手段，讓農民不斷勞作，榨取更多的地租。腓特烈大帝在保持高效率的行政優勢的前提下，將國內單一的官僚制度、對外關系、軍隊聯系起來，由他本人掌握三者的決策權。沒有腓特烈大帝的決策，官僚制度就是一臺巧妙的機器，但只是一臺機器。

這臺機器在施泰因主政的1786年至1806年間逐漸倒下。與其討論如何重建機器，不如思考如何在一個向軍國主義轉型的國度里，重塑（正如腓特烈大帝曾經的做法）一個高效的公共服務決策機構，確保國家的民事和軍事力量不受王朝意外和變遷的影響。人們經常會不自覺地忘記，在專制主義的君主政體中，天才的君主給自己王國帶來的害處與揮霍、放蕩或昏庸的暴君一樣，沉重而不可預料。

官僚制度的黃金時代

施泰因和他的同僚，通過恢復部長負責制、地方自治和地方權力下放，只是部分解決了問題。普魯士民族在君主直接統治下的軍國主義夢——格奈澤瑙提出的普魯士軍隊、科學和憲法至高無上的概念無法通過一個統一自治國家的理想實現。然而，官僚制度的重組與解放時期的民族復興運動一樣，是行之有效的，1815年至1870年是它的黃金時期。普魯士作為一個軍事和政治強國，與梅特涅有著密切的聯系，盡管如此，官僚制度正默默地、低調地，或許是不自覺地，準備對奧地利進行一次軍事打擊；如果真的發生，這將是一次無可挽回的致命打擊。在這個黃金時期里，它的外交政策和國際行動不再是具體的普魯士化，而是在一個獨立的軌道上發展，普魯士的官僚制度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該行政管理體系正好反映了18世紀普魯士的特征，使其在歐洲國家體系中獨樹一幟。

官僚制度重新開始了被暫停的普魯士內部融合工作。通過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持續施壓，這一制度充分體現了技術知識價值以及合理運用科學所帶來的切實利益。在那個全民迷戀民族解放戰爭的年代，官僚制度恢復了國家的威望。通過中央組織，它替換了國家機器的零件，改變了由專家顧問支撐的主權國家模式。最為顯著的是，它重新樹立并強化了這樣的信念：德意志好，但普魯士更好。無論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容克、自由派、激進派或知識分子都一致認為，普魯士成了德意志愛國人士的希望。

在腓特烈大帝統治下，西里西亞和西普魯士的普魯士化與富有的萊茵普魯士（1815年兼并）的普魯士化是同時進行的。如果沒有官僚制度，這一切是不可能實現的。普魯士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得到了萊茵蘭地區，這充分證明了國家機器的效率。

關稅同盟的建立同樣令人矚目，這是1815年以后官僚制度的杰出貢獻。通過該同盟，普魯士實際上在克尼格雷茨戰役爆發六年之前就擊敗了奧地利。普魯士關稅同盟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奧地利那烏托邦式的夢想——將1815年的德意志邦聯納入由奧地利主導的單一政治體系中。1858年，普魯士其實已經從經濟上將奧地利逐出了德意志。非普魯士國家（尤其是南部國家）面臨著二選一的局面：要么加入由普魯士領導、帶有政治意味的經濟聯盟，要么陷入經濟孤立并最終毀滅。1867年，德意志實現了經濟上的統一，比政治統一還要早四年。通過與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之間的條約，德意志的經濟統一和軍隊統一得以同步進行。

在普魯士的主導下，政治統一只是時間和細節問題。在官僚制度的運行中，俾斯麥只需耐心等待，不斷用他無情的外交政策摧殘敵人，讓他們自己敲響終局的鐘聲。

1871年后，新德意志帝國的普魯士化仍然存在。問題的解決方案就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中。通過聯邦議院和帝國議會進行立法，是帝國必不可少的立法形式，但將國家法律轉化為行政事實是政府人員的任務，它的決策層在普魯士的柏林。對金融、海關、郵政、鐵路、失業、養老、醫療保險的組織與管理，讓每一個德意志公民（男人、女人以及兒童）意識到德意志是一個大國，并且讓這個事實涵蓋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到了這些，就證明行政人員是高效的，就代表著官僚制度的勝利。

普魯士國家機器的最高權威其實就相當于英國的法律統治。只有通過集中智慧，匯聚知識，并對組織服務的價值和效力做出總體評價，才有可能建立高效的組織。只有大家都能看到合理工作和統一思想的價值，為國家服務的真諦才能得到廣泛傳播。

在普魯士的發展過程中，學校和大學的意義并不在于將知識傳播到各個社會階層（盡管這個很重要），而在于學術能力、道德判斷、代代相傳的價值標準，以及對當代政治思想的塑造。普魯士對力量文學和想象文學的貢獻，無論在卓越性上，還是原創性上，都不算突出，但在知識文學上，卻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作品不但種類繁多、數量巨大，而且覆蓋面廣、質量上乘。這是普魯士歷史上姍姍來遲的貢獻，它并非起源于科學院，而是起源于柏林大學，它穩步地使德意志教授普魯士化，并讓德意志的科學工作為普魯士服務。

歷史研究還原并再現了德意志的帝國歷史，同時按照哲學原理，用形而上學的宇宙觀解釋確鑿的事實。普魯士的歷史學家有一個基本觀點，那就是普魯士肩負著統一德意志的歷史使命，這也是符合歷史哲學的唯一解釋。所以大學教授和哲學家的各種有效假設，變成了學校的教學重點和老生常談的內容，強調大家都是上天為了實現其意志而選擇的工具。只要能培養出溫順的國民和他們的虛榮心，國家發展就有了不竭的動力。

在法國大革命前，歐洲是波旁化的。從路易十四時代到拿破侖時代，法國在歐洲的優勢地位，更多地依靠法國天才的成就，以及法國文明在想象力、思想、文學等活動等方面展現出來的優越性，而不是靠法國軍隊。拿破侖的垮臺則預示著德意志科學與民族野心的崛起。在普魯士稱霸德意志之前，普魯士就已經開始吸收德意志的科學成就，而這些科學成就在德意志統一時代到達了頂峰。通過學校，特別是大學，以及軍隊和官僚制度，普魯士可以宣稱，作為一個新的科學文明的基礎和驅動力，它可以更有效地代表德國人的思維效率。

俾斯麥也許會和拿破侖一樣，對官僚主義和繁文縟節不屑一顧，認為政府的行政人員是“拿起筆的野獸”，認為教授都是紙上談兵，對生活一無所知，并過于迷信。但與拿破侖不一樣的是，俾斯麥知道如何讓他們利用科學知識為普魯士的最高利益服務。

“精神食糧”是腓特烈大帝為皇家圖書館挑選的座右銘，這個座右銘同樣適用于柏林大學。柏林大學坐落在皇宮對面，并宣稱是霍亨索倫君主制的捍衛者。馮·蘭克、馮·洪堡、格林、里特、基佩特、蒙森、菲爾肖、博普、薩維尼、杜布瓦雷蒙等人，使這所大學熠熠生輝。沒有他們，普魯士統一德意志將無從談起。他們在知識領域的成就隨處可見。毛奇以軍人般的鏗鏘口吻斷定，柏林大學的校長是戰爭取得勝利的保證。

最終結果

正是有了這些大學和學院，普魯士才能實現夢想，不僅成為一個獨立的強國，在德意志帝國中享有至高無上地位，而且為德意志帝國確立世界霸權創造了條件。普魯士在智力上所取得的成就，在耶拿戰役失敗后掀起的民族復興運動形勢中發揮了作用，把握住了特殊的歷史機遇。無論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有何不同，普魯士的決策者們總能取得這樣的偉大功績。如同其他政府部門一樣，普魯士的大學院校有完善的體系和國家的支持。在這些大學和學院里，德意志和普魯士取得了寶貴的經驗，堅定相信科學永不出錯并無可匹敵，相信客觀真理和國家機器的強大力量——它們能夠重新詮釋國家就是力量，組織就是力量，以及樹立“絕對完善的道德有機體”的信念。對于德意志帝國而言，科學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高，加上國家的強大力量，就是一切政治進步的根本。所以國家未來的發展，就如同未來本身一樣，包含了無限的可能。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