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司馬睿與王導 門閥政治格局的形成
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馬睿偕王導渡江至建鄴。晉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漸南移江左。西晉滅亡以后，江左的東晉政權維持了一個世紀的統治。
關于南渡，據知有如下三種記載。
《晉書》卷六《元帝紀》:“永嘉初，〔元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世說新語·言語》“顧司空（和）未知名”條注引鄧粲《晉紀》:“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王導于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興之功”，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他當時還受制于司馬越與王衍，不可能獨自作出這件大事的決斷。司馬睿于越、衍，關系尚淺，也不可能決定南渡大計。所以，司馬睿“用王導計”始渡江之說似嫌簡單，不盡符合當時的情況。
《晉書》卷五九《東海王越傳》:“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東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見前述。妃兄裴盾為徐州刺史時，司馬睿為安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馬睿安東府長史，與安東府司馬王導“二人相與為深交”《晉書》卷八〇《王羲之傳》:“羲之……父曠（一作廣），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案王曠為淮南之前居丹陽太守職。《晉書》卷一〇〇《陳敏傳》謂敏起事后，“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曠）等皆棄官奔走。”王曠與劉機曾經同治秣陵，他們商議軍情的文書，今天還保存了一些片斷
以上三說
過江以后，司馬睿也并不是江左政局草創中不可須臾離的人物。尊經閣本《世說新語》“元帝始過江”條汪藻《考異》：司馬睿過江兩個月后，“十一月，太妃薨為（于？）本國瑯邪，上便欲奔喪，顧榮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喪，詔聽。二年三月，上還瑯邪國，四月葬太妃，上還建康。”
本書所用《世說新語》汪藻“敘錄”、“考異”、“人名譜”等資料，均據王先謙《世說新語》校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所附該書尊經閣本（日本珂
能夠實現南遷，還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滅了陳敏勢力，為司馬睿掃清了進入建鄴的障礙。陳敏的興敗，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與馬的活動。
原來，西晉滅吳后，江東被認為是多事的地方，所謂“吳人輕銳，易動難安”八王之亂后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陽政權已難維持，亟需一個像孫策兄弟那樣的人物來號令江東，保障他們家族的利益。他們在江東沒有找到合適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陳敏。他們起先擁護陳敏，為敏所用。司馬越在下邳收兵，也聯絡陳敏，想借助他以消滅自己在北方的對手。但是陳敏過江后既排斥江東士族，企圖獨霸江東；又自加九錫，聲稱自江入沔漢
，又居東海王越府為軍咨祭酒的廣陵華譚
《三國志·吳志·孫
從陳敏興敗之中，王、馬與南士各自作出了自己的估量。王、馬理解到江東形勢亟待強藩出鎮，否則還可能出現第二個陳敏；南士則準備接受從北方來的強藩，只要他們有足夠的名分和權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這樣，司馬睿與王導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許下過江，而過江后的首要任務，就是盡力籠絡南士，協調南北門閥士族的利益。關于這一點，已故的陳寅恪先生有《述東晉王導之功業》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云：瑯邪王司馬睿“徙鎮建鄴，吳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瑯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
永嘉南渡后，王導始終居機樞之地，王敦則總征討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屬居內外之任，布列顯要者人數甚多。沙門竺道潛深交于元帝、明帝、庾亮等人，出入宮省，自稱以“朱門”為“蓬戶”，在政治上頗有影響。而此人據說也是王敦之弟
明帝太寧二年（324），王敦準備第二次東下，奪取建康。其時“清君側”的口實已不存在，大軍下都，自然有興廢之舉。錢鳳問王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為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
如前所敘，司馬睿將帝之時，王敦已有“更議所立”的企圖；王敦初引叛軍入建康時，元帝又有歸位瑯邪“以避賢路”之語。王敦擬更立者是誰，史無明文。細味語氣，似乎還不是指王敦本人而是另有物色，不過此時還沒有跡象表明他屬意于誰。
我們知道，王氏兄弟擁司馬睿過江，系由司馬越所表遣，而裴妃出過主意。江左得有東晉局面，不能不感激東海王越與裴妃。晉元帝對他們“深德之”，王氏兄弟自然亦“深德之”。東海王越死，裴妃于大興中渡江，這在江東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種政治波瀾。元帝以少子沖為東海王國世子，當即波瀾之一。王敦下都，無視晉明帝的存在而獨以裴妃及東海王沖為念，囑錢鳳盡力保護。王敦入都后，又表示欲廢明帝東海王沖之封可能成為東晉政治上的麻煩問題，東晉朝野對此跡象似乎早已有所覺察。干寶《搜神記》卷七：“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宋書·五行志》、《晉書·五行志》均同。《開元占經》卷一一七引《搜神記》則曰：“元帝大興中，割晉陵郡封少子（案指封己之少子沖為東海王世子），以嗣太傅東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曰：‘世子不宜裂土封國，以致患悔，母子華貴之咎也……。’其七月，曲阿縣有牛生子，兩頭，……石氏見（其圖）而有間。或問其故，曰：‘晉陵，主上所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兩大，使世子并封，方其氣焰以取之，故致兩頭之妖，以為警也。'”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間或社會中某些變異現象解釋政治大事，《五行志》所載及郭璞之筮，即屬此類。頗疑時人觀察形勢，早有王敦將利用東海王沖以遂其謀的憂慮，故托物妖以為警戒。晉明帝和東海王沖雖然是同父異母兄弟，但在統胤上一出瑯邪，一紹東海，王敦廢彼立此，即是使東晉由瑯邪王國的統胤改變為東海王國的統胤，以便利自己予取予求。王敦未得至都，即已病篤，倉猝之中，命王應在己死后立即代晉自立，建朝廷百官，以求先發制人，因此也就完全暴露了欲立東海王沖的實際目的。這是發生在后的事，與上述對王敦保護東海王沖和裴妃之命的解釋并無沖突。
我們還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解釋另一史料。太興四年（321）七月，王導拜司空。《晉書》卷三五《裴楷傳》:“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案王導拜司空，是晉元帝為防王敦而以戴淵鎮合肥、劉隗鎮淮陰以后八天的事，拜王導為司空實際上是元帝在處理王、馬關系問題上所采取的一項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對王導特加崇敬。其時王敦構亂將發，王導際遇艱難，處境微妙，說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導在司馬睿平東府的同僚，隨司馬越、王衍出軍死難。劉王喬即劉疇，劉隗從弟，蔡謨每嘆若使劉疇過江，“司徒公之美選也”，見《晉書》卷六九。王導思及裴邵、劉疇，主要當是從人才方面著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與王導同登三事，姑置不論。但是我們可以分析，如果王導與裴邵得以以越府舊誼而又共事睿府，也許東晉初年那種艱難境遇就不至于出現了。王導于此思念裴邵，于嘆惜人才之外，或許也是表示對司馬越與裴妃的思念之情。不過這只能算推測之詞，存此備考。
《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以及同書卷三三《張濟傳》，均謂江左“主弱臣強”；《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謂“晉少貞臣”。這些都是確當之論。其實從西晉后期以來，惠、懷、愍帝都是權臣的掌中物，其時已是“主弱臣強”，且“少貞臣”，不獨江左如此。不過西晉的權臣是宗室強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們才能起作用。東晉則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權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五馬渡江”，除元帝一馬之外，其余四馬，即彭城、汝南、南頓、西陽諸王，都因不見容于士族權臣而喪生。據《世說新語·仇隙》，元帝用譙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為王敦弟王廙所殺，多年以后，承妻泣謂子無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廙）。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強，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以避禍耳！”瑯邪王氏門強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殺親之仇，這正是強烈地反映了門閥政治的特性。如果說西晉自武帝以來，士族名士是司馬氏皇權（包括強王權力）的裝飾品，那么東晉司馬氏皇權則是門閥政治的裝飾品；西晉尚屬皇權政治，東晉則已演變為門閥政治。東晉皇權既然從屬于門閥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對象，“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詬病《晉書·忠義傳》，言其人物事跡多有于晉不忠不義者，原委之一，即在于此。當王敦以誅刁協、劉隗起兵時，王導實際上站在王敦一邊，時人并不以王導為逆，也不以劉隗、刁協為忠。士族權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強”依舊。當瑯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現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等權臣的時候，仍然是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局面。由此可見，王與馬的結合所開啟的江東政局，奠定了東晉一朝政局的基礎，影響是深遠的。至于瑯邪王氏能與司馬氏“共天下”而終于不能篡天下，這應當從門閥士族之間彼此牽制和南北民族矛盾這兩方面求得解釋，而不能只從權臣個人忠奸求之。如果門閥士族的狀況及其彼此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南北民族關系出現了重大變化，如果歷史出現了這種情況，司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過這是晉宋之際的問題。十余年的義熙之政就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本書將在最后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