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司馬越與王衍

“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瑯邪王與瑯邪王氏的地域結合，又有其歷史原因。王馬結合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西晉八王之亂后期即東海王司馬越與成都王司馬穎對峙期間司馬越與王衍的關系。

八王之亂后期，惠帝子孫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為其時司馬皇統(tǒng)中血統(tǒng)最近的親屬。成都王穎搶得了皇位繼承權，稱皇太弟，居鄴城遙制洛陽朝政。東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后參與亂事的藩王。按血統(tǒng)關系說，東海王越是司馬懿弟東武城侯司馬馗之孫，高密王司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統(tǒng)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穎居于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樣。按食邑數(shù)量說，成都王本食四郡，東海王只食六縣，大小輕重迥不相同。永興元年（304）七月蕩陰戰(zhàn)后，惠帝被劫入鄴，成都王穎更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黨于東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發(fā)兵攻鄴，成都王穎和惠帝以及皇室其他近屬逃奔洛陽，被河間王颙部將裹脅入關。這時候，惠帝兄弟輩二十五人中，只剩下成都王穎（原來的皇太弟，入關后被廢）、豫章王熾（入關后新立的皇太弟，后來的晉懷帝）和吳王晏（后來的晉愍帝司馬鄴之父）蕩陰敗后，司馬越回東海國，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進行了大量的活動司馬越并不具備皇室近屬的名分，號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聯(lián)絡關東的士族名士，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實際力量來支撐自己的統(tǒng)治。關東是士族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司馬越統(tǒng)治的命運。但是關東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樣，在十幾年的大亂中受到摧殘。有些人鑒于政局朝秦暮楚，盡量設法避禍自保。名士庾王衍郡望雖非東海，但卻是東海的近鄰。王衍家族的社會地位，高于東海國的任何一個家族。王衍是其時的名士首領，以長于清談為世所宗。據(jù)說此人終日揮麈談玄，義理隨時變異，號曰“口中雌黃”，朝野翕服。《世說新語》一書，記載了清談家王衍的許多軼事。不過王衍的玄學造詣，聲大于實，史籍中除了記他祖述何晏、王弼“貴無”思想和反對裴王衍主要是一個政治人物。他口頭上雖說“不以經(jīng)國為務”，自稱“少不預事”，但青年時代就“好論縱橫之術”。以后除了一個短時間以外，王衍始終居于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為愍懷太子妃，一適賈充之孫賈謐。可見他在西晉末年宮廷傾軋這一大事中既結后黨，又結太子，兩邊觀望，期于不敗。王衍另一女為裴遐妻，而裴遐是東海王司馬越妃裴氏從兄。王衍通過裴遐，又同東海王越增加了一重關系。以上種種，都是王衍所結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動的需要。他被石勒俘獲，臨死猶為石勒“陳禍敗之由”，并且“勸勒稱尊號”。他戀權而又虛偽，服膺名教與自然“將無同”的信條。他和司馬越作為西晉末代權臣，除了操縱皇帝，剪除異己，羈縻方鎮(zhèn)，應付叛亂以外，沒有推行過任何有積極意義的措施。

司馬越與王衍，是一種各有圖謀的政治結合。司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執(zhí)政地位，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權勢；王衍則為司馬越網(wǎng)羅名士，裝點朝堂。當時北方名士團聚在王衍周圍的，數(shù)量很多，其中的王敦、謝鯤、庾。由于王衍的引薦，諸王、諸阮以及謝鯤、庾這些人祖尚玄虛，多半沒有政治能力，在司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夢死，等待著命運的安排。他們之中多數(shù)人陸續(xù)過江，庇托于江左政權；有些名士則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殺。

《晉書》卷四三《王澄傳》。《世說新語·品藻》“王大將軍下”條謂庾 《世說新語·賞譽》。《晉書》卷五〇《庾東海王越妃出河東裴氏。西晉時裴氏與王氏齊名，時人以兩家人物逐個相比，以八裴方于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馬越聯(lián)系士族名士的又一橋梁。不過裴盾、裴邵沒有來得及過江。裴邵隨司馬越出項，死于軍；裴盾后降匈奴，被殺。裴氏與司馬越個人關系雖密，但其家族不出于河南，與司馬越府掾屬多出于河南士族者，畢竟有所不同。這種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見，當淵源于昔日司馬穎居鄴、司馬越居洛陽而相互對立的歷史。所以裴氏家族重要人物與其他河北士族一樣，罕有過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沒有在東晉政權中取得相應的地位，以繼續(xù)發(fā)揮像王氏家族那樣的政治作用。

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懷帝時的西晉朝廷，以司馬越、王衍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裝點其間，實質上就是司馬越與王衍“共天下”。可以說，這是“王與馬共天下”最早的一種組合，一個形態(tài)。

在司馬越、王衍操縱之下，另一個王與馬相結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這就是晉瑯邪王司馬睿與瑯邪王導在徐州開啟的局面。

王氏家園所在的瑯邪國，是司馬睿的封國。司馬睿的瑯邪國與司馬越的東海國相鄰，都在徐州。司馬睿的祖父司馬伷曾出為鎮(zhèn)東大將軍、假節(jié)、都督徐州諸軍事，鎮(zhèn)下邳，《晉書》卷三八本傳稱其“鎮(zhèn)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后來，當司馬越收兵下邳，準備西迎惠帝時，起用瑯邪王司馬睿為平東（后遷安東）將軍監(jiān)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為他看管后方。司馬睿受命后，請王衍從弟、參東海王越軍事的王導為司馬，委以重任。由司馬越、王衍在洛陽的關系，派生出司馬睿和王導在徐州下邳的關系，王導在司馬睿軍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司馬越物色司馬睿，還有歷史淵源。司馬越與司馬穎對峙之時，司馬睿與其從父東安王司馬繇先居洛陽，后居鄴城。那時司馬越已通過辟于越府的王導對司馬睿施加影響。蕩陰戰(zhàn)后，司馬繇被司馬穎殺害，這更堅定了司馬睿在成都王穎和東海王越之爭中投向東海王越一邊的決心。司馬睿在王導勸誘下南逃洛陽，轉回瑯邪國，在那里接受了司馬越的號令。從種種跡象看來，司馬睿、王導同蒞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組合，而是司馬越、王衍精心的策劃與安排。洛陽司馬越與王衍的組合，下邳司馬睿與王導的組合，都是日后建康“王與馬共天下”的前奏。

不過，情況還是有區(qū)別的。洛陽司馬越、王衍的組合，掌握實權的是司馬越；而徐州下邳司馬睿、王導的組合，王導卻起著主導作用。那時，司馬睿還是一個“恭儉退讓”，“時人未之識”永嘉政局，紛亂異常。劉淵等交侵于外，懷帝、司馬越構嫌于內，州郡征鎮(zhèn)叛服不常，流民暴動此伏彼起。司馬越、王衍力圖在政治上、軍事上加強控制，搶據(jù)要沖，以維持殘破局面。在這種形勢下，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馬睿受命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偕王導南渡建鄴。這是司馬睿、王導同鎮(zhèn)下邳兩年以后的事。其時，王衍為門戶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案指中原）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洛陽），足以為三窟矣。'”從人物構成和歷史淵源說來，揚州一窟，同樣是司馬越、王衍勢力所派生出來的。揚州江南窟成，齊楚已亂，王馬天下，只有于此經(jīng)營。但是此時洛陽尚有懷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勢暫時還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導在建鄴“潛懷翼戴之計”，待機脫離洛陽以稱霸江左的事實，謂其時江左“陰氣盛也”。司馬睿渡江一舉，開啟了東晉南朝在江左立業(yè)局面。不過這不是司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馬越、王衍的全盤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司馬睿、王導受命過江，從軍事、政治上說，是為了填補陳敏被消滅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荊楚呼應，保障徐州，并為中原犄角。這一點與江左原來的政治形勢有關，將在本文下節(jié)詳論。從經(jīng)濟上說，很可能有替堅守中原的司馬越、王衍搜括江南財富，特別是漕運江南糧食的目的。

原來，陳敏在洛，為尚書倉部令史，建議于執(zhí)政曰：“南方米谷皆積數(shù)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細察王衍“三窟”之說和其后事態(tài)發(fā)展，可以認為司馬睿、王導受司馬越、王衍之命南來，并不是為越、衍南逃預作準備。司馬越和王衍始終不見有南逃的打算。我們知道，司馬越是在逗留東海、收兵下邳以后才得以成為獨立力量的。他的軍隊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東海國人為多。洛陽宮省宿衛(wèi)，也都被司馬越換成東海國將軍何倫、王景的東海國兵。永嘉四年（310）冬司馬越聲稱為討伐石勒而離洛，還以何倫和堅決支持司馬越的“乞活”司馬越、王衍擁眾東行，從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看不出有其他用意，只是反映了他們以及他們的將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晉書》卷三五《裴楷傳》載東海王越妃兄徐州刺史裴盾大發(fā)良人為兵，司馬越死，裴盾“騎督滿衡便引所發(fā)良人東還”，也是東方將士只圖奔返家鄉(xiāng)之證。

司馬越、王衍一心東歸而無南渡意圖，客觀上便利了司馬睿、王導在江左獨立經(jīng)營。東方青、兗、豫、徐諸州士族名士則多有在胡騎侵逼之下南走建康者，昔日司馬越府俊異陸續(xù)歸于司馬睿府，成為司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有助于司馬睿、王導勢力的壯大，而且也顯示出麇集江左的這一集團是洛陽朝廷事實上的繼承者。爾后江左的門閥士族，大體上都是出于昔日司馬越府的僚屬。

與司馬越、王衍一心東歸成為對照的，是閻鼎的西行。閻鼎，天水人西晉統(tǒng)治者進行的八王之亂以及隨后出現(xiàn)的永嘉之亂，既摧殘了在北方的西晉政權，也毀滅了幾乎全部西晉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隨他們的士族人物。吳人孫惠在上司馬越書中說：“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