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先沿著湘江來到了湘陰，拜謁了紀念湘夫人的祠廟，此后溯流而上抵達賈誼曾經為官的長沙城，當時稱為潭州。
在潭州，杜甫由當地友人陪同游覽了位于岳麓山下的道林二寺，還結交了一位名叫蘇渙的新詩友。
蘇渙是杜甫的超級粉絲，當時就住在湘江邊上，他聽說著名詩人杜甫到了潭州，便徑直去舟中拜訪，杜甫請蘇渙朗誦他的詩作，對他非常欣賞，很快，二人成了情投意合，詩詞唱和的好朋友，于是，杜甫那一年一直待在潭州沒有離開。
第二年春天，杜甫在潭州巧遇了流寓到此的著名樂師李龜年。
如果東都洛陽有明星，李龜年就是最耀眼的那個，他的粉絲迷弟遍布洛陽城。就連大詩人王維都無法掩飾對李龜年發自內心的喜歡。“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這首詩的名字有兩個，一個叫《相思》一個叫《江上贈李龜年》。
唐玄宗對他更是認可，安排他在太常、教坊、梨園教授宮廷樂曲。這是莫高的榮譽。
如此紅的李龜年，自然是達官顯貴的座上賓，岐王是唐玄宗的弟弟，愛好風雅，經常邀請李龜年到自己的府邸交流演出。
和岐王一樣，崔滌也愛好結交文人雅士，他在家中排行老九，因此也被稱作崔九，他的哥哥崔湜是唐玄宗的心腹，后來因為太平公主的案子丟了性命。玄宗因為對崔湜的懷念和愧疚，也因此對崔滌很好，給予其尊榮厚祿。崔滌也經常邀請李龜年來自己的府邸探討文學曲藝，一同飲樂。
而當時的杜甫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來到洛陽的姑母家，見到洛陽的繁華，一切都是新鮮的，他憧憬著未來的美好。這時他聽說了李龜年的名聲，滿心的仰慕和崇拜。
不久他真的在岐王和崔滌的府里看到李龜年的演出，但是偶像畢竟是偶像，他更多的也只是在臺下默默的仰望，李龜年不僅已經成為少年杜甫心中盛唐的名片，更是他對自己未來滿懷希望的記憶。
只可惜，安史之亂爆發了。
杜甫開始了一生的沉痛和坎坷，仕途失意，國破家亡。
而李龜年安史之亂后本來可以和玄宗一起逃往成都，結果卻掉了隊，流落到南方，一代巨星靠街頭賣藝為生。
在潭州，五十九歲的杜甫走在街上，忽然聽到少年時在洛陽聽到的熟悉的吟唱樂聲：“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酒館的那個老人竟然是李龜年，他幾乎快辨認不出。
趕快走上前去，拉著他的手。近乎結巴的說：“李先生，你……你還記得我嗎？我是杜甫啊，當年在岐王和崔九府里經常看您演出的那個十來歲的少年啊！”
李龜年：“記得記得，原……原來是你啊！”
他鄉遇故，而且還是少年時期的偶像，杜甫激動地寫下了那首流傳至今、膾炙人口的《江南逢李龜年》。
杜甫吟完”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本來要接著回憶過去一起宴飲，歡歌達旦的時候，多么開心啊。可是他沒有，說完這兩句便戛然而止，又180度大轉彎接了兩句：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這時候，作者的情感已經表達得非常濃厚。杜甫遇到少年偶像，驚喜過后，看到眼前這個亂世里風燭殘年的老人，再想到現在落魄的自己，跟回憶里盛唐耀眼的明星和意氣風發的少年，對比是多么明顯。盛唐已不再，我們也已是將死之人，怎么不會悲從中來？怎么忍心再去回憶？
兩個老人站在花瓣漫天飛舞的樹下，沉默地看著遠方，回憶著過去，眼中似帶淚，嘴角又帶笑。
此后不久，潭州發生了一場兵變。
早在安史之亂以前，由于府兵制的瓦解和邊鎮節度使的強大，唐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逐漸松弛，原來作為監察區的道已是形同虛設。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唐朝為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和抵拒安祿山、史思明叛軍，將原有各道的采訪使改為觀察使，后來，又“分天下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各固其山川區域為制”。
觀察使除掌領考察轄區內各州縣官吏的政績以外，還掌管民政、財政，兼及軍事，成為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從此，道成為凌駕于州、縣之上的一級行政機構，唐初以來的地方行政州、縣兩級制一變而為道、州、縣三級制。
唐中期開始的這一重要的政治體制轉變，很快即在今湖南之地得到實施。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唐朝在衡州設置湖南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簡稱湖南觀察使，轄衡、潭、邵、永、道五州。
從此，今長沙等地又從原江南西道分離出來，單獨成為地方一級行政區劃——湖南道。“湖南”一詞開始作為地方行政區劃的名稱在歷史上出現。大歷三年(768年)，湖南觀察使徙治潭州，并兼任潭州刺史，轄區也有所擴大，增加了郴、連二州。于是，長沙成為湖南道的治所，兼領7州，舉足輕重，對整個湖南地區的軍政事務和治亂興衰發生著重要影響。
湖南觀察使的設立及其遷治長沙，是唐朝為穩住湖南局勢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卻引起了湖湘武將們的不滿。
崔瓘，為人正派，任官清廉，稱得上是唐代中期長沙乃至湖南的第一位賢良之吏。他一生仕宦湖湘，曾一任澧州刺史，兩任潭州刺史，并當上了湖南道的最高行政長官湖南觀察使，政績昭彰，頗享時譽。
唐代宗初年，他擔任澧州刺史，到任伊始，即“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兩年時間，澧州“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百姓“謠頌之聲達于朝廷”。不久，他遷任潭州刺史。
潭州為湖南大郡，人口繁密，政務更為繁忙。他恪遵職守，撫恤黎民，不遺余力。當時的湖南觀察使孟彥深考核各州長官，曾將之評為第一，上奏朝廷。
但是由于朝政的混亂，崔瓘得到的并不是什么賞拔和“征拜”，卻反而因人誣告，于永泰元年(765年)被免官去職。
大歷四年(769年)七月，崔瓘又被重新起用，再次擔任潭州刺史，并兼任湖南觀察使。崔瓘第二次來到長沙，仍然不改初衷，“政在簡肅，恭守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