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韋夏卿的賞識，柳宗元的仕途就會少走些彎路。
兩年以后，也就是柳子三十一歲時，他果然被提拔，由藍田縣尉調到朝廷的監察機構御史臺，做監察御史里行。所謂里行，就是見習的意思。
監察御史的工作，主要是監督朝廷禮儀，巡察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經濟、司法等，里行的官階正八品下。雖然沒有施政實權，但是可以過問的事情很多，又準參見皇帝，參加議政，遇到處理復雜問題，就能表現出才能和品德，對于青年官員晉升非常有利。年輕人一旦做上了監察御史或左右拾遺，同僚往往另眼相看，因為這意味著委以大任已為時不遠。
從集賢殿書院到藍田縣尉，再到監察御史，在當時來說這是一條理想的升遷之路。這個履歷中沒有什么曲折和彎路，柳宗元的政治前途十分美好，等待他去摘取最高的幸運之珠，這方面足以引起旁人的羨慕和妒嫉。
柳宗元在監察御史任上他也只做了兩年，就升任禮部員外郎，官階是從六品上。
這一年，柳宗元年僅三十三歲，已是臺省的郎官、朝廷的要員。而他父親辛辛苦苦奮斗一輩子，也不如他現在的職位高。他真的是比父親幸運多了。
不幸的是，柳宗元與楊氏結婚僅三年，僅二十三歲的楊氏就因難產病逝了。
建中四年（公元784年），柳鎮為鄂岳沔都團練使判官，柳宗元這時隨父在夏口。楊憑很喜歡少有文才的柳宗元，要把九歲的女兒許配給十三歲的柳宗元，后來始終也沒反悔。
楊女三歲喪母，自小溫順，沒有大戶人家“驕盈之色”。貞元九年，柳鎮死，柳宗元守父喪。貞元十一年，楊女嫁入柳家，她敬侍柳宗元母親，柳家人都很喜歡她。
柳宗元母親曾說：“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兩家又是世代交好的“通家”，柳母愛之如己出。柳宗元兩個姐姐也把她當親姊妹看待。
柳宗元終生為喪妻失子而難以釋懷。他把對亡妻的深切思念，化作了筆端的《亡妻宏農楊氏志》，緬懷了楊氏的賢良淑德：“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娩淑姿。鏘翔令容，委窮塵兮。佳城郁郁，閉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室兮。”
對妻子的死，他哀痛不亦，發愿要“之死同穴”。這種喪妻之情情一直伴隨柳宗元一生。
盛年喪妻，人生況味，柳宗元早早地品嘗人世的無常。
自楊氏死至永貞年，六年間柳宗元沒有續娶，后來遭貶到死也沒再正式婚配。
唐代文人一般過著浪漫的生活，狎妓飲灑與賦詩作文，并行不悖，社會上也不以為怪。柳宗元對生活所持態度與時尚有所不同。如果說他生活中有什么愛好，那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和交友。
柳宗元年少時養成的好學和博學習慣，成年后更是如此。三十歲的柳宗元，已經是在朝廷做了好幾年官的人，還與他的朋友劉禹錫、韓泰一起，興致勃勃去聽那時著名的詩經專家講學。
三十三歲那年，柳宗元正從事政治革新活動，官至禮部員外郎，政務非常繁忙。在這種情況下，還拜陸贄為老師。年邁的陸贄，為他抱病講解《春秋》，表揚柳宗元學習進步很快。
這時的柳宗元，在長安文壇上已經享有聲譽，青年文人對他趨之若騖，可是遇到了比自己高明的人，仍是不忘虛心學習。柳宗元的許多青年朋友，如劉禹錫、呂溫、韓愈、崔群等，這時候也都先后通過科舉步入政界。劉禹錫、呂溫、崔群三人都比他長一歲，韓愈比他長五歲。這些人后來都是歷史上的名人，當年作為時代青年的俊杰，相會在長安。
劉禹錫貞元九年（793年）與柳宗元同登進士第，因而他們有同年之誼。
接著，劉禹錫又順利地通過了吏部的考試，在長安東宮做了兩年太子校書。后因遇上父親病故，不得不南奔揚州。
在柳宗元調藍田尉那一年，劉禹錫從揚州回到長安，任京兆府渭南縣主簿。這時他與柳宗元又經常見面。他們兩人同一年從縣職調任朝廷監察御史臺；當柳宗元從監察御史臺升任禮部員外郎，劉禹錫也升任屯田員外郎，分管朝廷財政工作。這兩個胸懷大志的年輕才子，在政治生涯中同步升遷，結下了莫逆之交。
呂溫，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中唐政治家，文章和詩都寫得不錯。他與柳宗元本有點親戚關系，所以兩人認識得早。
呂溫考進士不算順利，登第比柳宗元晚五年，可是接著在第二年就通過吏部的考試，這樣就與柳宗元同在集賢殿書院工作兩年。
呂溫思想活躍，見解獨到，二十七歲那年寫一篇《諸葛武侯廟記》，借評諸葛亮來論當代政治，提出執政者要順乎民心，很有見地。
呂溫信仰仁政愛民的政治學說。他后來做道州（今湖南道縣）剌史，頗有政績，可遇到道州江華縣有位姓毛的縣令，偏偏好打人。
他調離道州前，寫了一首詩送給這個毛縣令，最后兩句是：“今朝別后無他囑，雖是蒲鞭也莫施。“看來，他對毛縣令很不放心，囑他連蒲草做的鞭子也不能用。
呂溫這些觀點，與柳宗元、劉禹錫十分契合。年輕的呂溫，在仕途上也很順利。他在柳宗元擔任監察御史里行那年，由唐德宗親自提名做左拾遺。第二年，又以侍御史的身份出使吐蕃，說明了朝廷對他的器重。
從當時情況來看，柳宗元與劉禹錫、呂溫三人是晉升最快的青年朝官，在同輩人中很少有可與之相比的，因此在朝廷內外十分引人注目。這三個青年彼此十分相好，有志同道合和難解難分的友情。
才華橫溢，加上年少得志，致使他們身上逐漸形成一種銳氣和傲氣。一方面不畏艱險，敢于進取，有一股一往無前的精神；另一方面鋒芒畢露，天真樂觀，看待世事往往流于簡單化。這種情況表現出這些年輕人政治熱情高昂，可又顯得比較單純。思想單純，就個人而言不是什么問題，然而在官場政治中，卻未必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