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
一、黑暗的故鄉
贛東弋陽縣，共分為九個區。出城北行三十里，即為九區轄地。九區縱七十余里，橫四十余里，共有七十余村，以漆工鎮為中心地。全區共有四千余戶，約二萬幾千人口。這個地方，在革命前，無論那方面的情形，都是很黑暗的。在清朝皇帝統治時代，那時，我生世未久，還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小孩子，一點事情都不知道，不必說了。就是經過辛亥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以后，我是漸漸的長大了，據我所知，情形也是愈弄愈糟，沒有一點好的現象。因為辛亥革命，只是做到推翻滿清，變帝制為共和一些政治上表面的改革，對于侵略中國十分兇惡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不但沒有動它的毫毛，就連打倒它鏟除它的口號，也沒有明白的提出來。其次，辛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注重在清軍和會黨中活動，在廣大被壓迫的工農勞苦群眾中，就根本沒有怎樣注意，沒有做過什么工作。下層廣大工農群眾，對于這次革命，只是袖手旁觀，沒有廣泛的發動起來參加革命。革命方面，沒有雄厚的群眾力量的幫助，當然是不能有力的完成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肅清封建勢力偉大的革命事業；相反的，南京政府成立不久，革命勢力就被反革命勢力壓倒了，所謂南北議和，實即是革命屈服和妥協于反革命；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也就讓位于中國貴族官僚地主買辦階級的代表袁世凱了。從此，辛亥革命便夭折了。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在中國的統治，依然如舊，不過去掉了一個溥儀，換上另一個統治代表袁世凱而已。
因此，在鄉村中，也并沒有因這次革命而有過任何新的改革，一切都照舊樣，沒有什么與前不同的地方。貪官污吏照舊壓榨民眾，土豪劣紳照舊橫行鄉里；壓迫人剝削人的社會吸血鬼們，照舊實行其壓迫和剝削；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照舊過他們痛苦的生活。如果硬要找出革命后與革命前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一般人都剪掉了辮子，變成和尚頭（起初還是用警察的強力）；做官的人，不穿馬蹄袖的補服，換上了長袍馬褂，也不戴拖條毛的頂子，換上了呢大禮帽罷了。鄉村中的工農群眾，看不出這次革命與本身利益有一點什么關系。
弋陽九區這個地方，在辛亥革命后，直到一九二六年，情形也正是如此。現將這一小塊地方的各種黑暗情形，條述于下：
（一）貪官污吏對工農群眾的壓榨——弋陽縣衙門的官吏差役，在一般群眾看來，簡直是一伙會吃人的豺狼老虎，你只不要碰到他們的手里就好，如果有點什么事碰到他們的手里，就算不弄到你家破人亡，也要弄得你妻離子散；衙門就是一只老虎口，吃人不吐骨頭的！縣衙門官吏千方百計壓榨民眾的事情，多到數不勝數，暫不去說它。我只談一談漆工鎮警察所的情形，漆工鎮設了一個警察派出所，所內設了一個巡官。照官職說來，這個巡官，本是一個不值置齒的芝麻小官；但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什么事都不許有道理講，這個芝麻小官，居然成了九區一個無上威權的統治者！我記得有一個巡官姓余，他是北方人，他做巡官，不到半年，就賺到贓洋一萬余元。這似乎是一種不能令人相信的奇聞，然而這卻是中華民國國土內確確實實有的事實。他榨取冤枉錢財的方法，就是他無法無天的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都兼而一手包辦之，他成了一個道地無二的獨裁魔王。他受理區內的一切民刑訴訟，并派出巡警四處招徠訴訟，像商人招徠生意一樣。人民的稟帖，一進了他的公門，不管三七二十一，有錢和錢多的就有理；無錢和錢少的就無理，就得坐拘留所，脫褲子打屁股！一場冤枉官司，原、被告兩方出的錢，多可得洋一百元或二百元，少也可得洋幾十元。一個月內總有幾十場官司，一二千元是靠得住有的。區內的土豪劣紳，早已與他串通一氣，協同作惡，民眾冤抑無處訴，叫苦連天！
我那時在南昌讀書，聽到這種事情，不禁一肚子的憤激，馬上邀集幾個學生，寫了張稟帖送到江西警察廳，控告他的劣跡。我們以為余某膽敢做出這些罪惡，一定是警察廳不知道，如果我們稟帖進去了，廳長知道了，那還不會立即下令去拿辦他那混賬的壞物。我們下了課后，常常跑到警察廳的批示處去看看，看我們的稟帖批示了沒有。等了十天，批示處貼出了一張“據稟悉，候查明辦理可也，此批”。官樣文章的批詞，一點什么實際效力也沒有發生。因為這位土皇帝的余巡官，聽到有人控告他，他就連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贓款來進賄，天大的事，也就化為無事了。后來我知道當時對警察廳的那種認識，只是頭腦簡單，閱歷不深的學生們的稚氣，不禁失笑。我只要將這種駭人聽聞的事情寫出來，當時政治上的昏天黑地，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光怪離奇的選舉把戲——自辛亥革命掛上共和國的招牌后，也辦起什么選舉來了。但是，這種選舉，卻替土豪劣紳增加了一個發財的機會，玩出許多可笑的把戲。例如什么時候，要進行省議會的選舉，我們貴區的土劣們，就忙著捏造選民冊了；以少報多，增多選票好賣錢。九區只有兩萬幾千人，有選民資格的，至多只有一萬人吧！（當時選民資格怎樣規定的，我至今還不知道。）但土劣報選名額，就要多報一二萬人。選民冊捏造好了，于是去和運動買票的土劣講價錢。票價得到手，大家平分，大土劣多得些，小土劣少得些，有時分贓不勻，也有打架鬧賬的。買票人選票買夠了，就雇用許多會寫字的人替他填票，張張都寫上他的名字。票柜打開一數，當然票數一張不少，于是他就成為所謂人民的代表某某議員了。這種把戲，每玩一次，各地的土劣訟棍，都必蟻聚縣城一次，吃喝嫖賭，大鬧一場；而真正有權投票的民眾，簡直什么也不知道。
（三）苛捐雜稅的重征——各種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數不勝數。例如田賦加征，附加稅超過正稅幾倍；鹽稅加重，鹽價因而加貴幾倍；貨物征稅，各貨也就都漲價了。還有臨時各捐：喝酒要酒捐，吸煙要煙捐，殺豬要屠宰捐，討老婆的婚帖上也要貼八角大洋的印花；軍隊過境，既要招待費，又要夫子捐。至于厘卡到處設立，到處抽稅，其負擔仍轉嫁于貧苦民眾身上。再則公債發行，更是擾民不堪，公債一般的不是勸募，而是硬派；民眾出了錢，多不能得票，票都被經手的土劣們吞沒了，民眾那敢說半句話！這些捐稅，一年比一年加重，如千斤重擔，沉沉的壓在民眾身上。
（四）重租重利的盤剝——在九區地方，佃戶向地主租田種，一般都四六分，即是佃戶只得收獲物的四成，地主坐得六成。仔細算起來，佃戶用去的谷種、肥料、人工、牛工，只得收獲物四成，不但沒有賺賬，而且每畝田，都是要虧本的——有的田，甚至要虧本一兩塊錢的。農民對虧本數的填補，就是自己盡量節衣縮食，拼命苦做。如農民一件棉襖，穿十幾年不換，破了就補，補上加補；熱天打赤膊種田，情愿讓炎熱的太陽，曬脫一身皮，去省下一兩件單衣。吃的是粗菜糙飯，半飽半餓的度日，豬肉一年還不知能吃幾次。秋冬收割已畢，即拼命去挑擔推車，用苦力賺些錢來。用上述的辦法，才能填補一下佃田的虧蝕數。此外，還有押租和請租飯的惡例，（請租飯，即是佃戶每年要請地主吃飯，這餐飯一定要殺雞，煴蹄包，弄店菜，買美酒，辦得很體面好吃，否則，地主發了氣，就要起田給別人去種。）都是加重無田或少田的貧苦農民的負擔。一般農民群眾，因為自己沒有土地，那怕怎樣勤勞節儉，終竟不夠生活，于是不得不向有錢人借債了。債的利率，起碼是周年二分，周年三分五分利率的也是很多——如放干租，放青苗債，放新谷，放十個銅板一月的利等。最重的利，要算是“加一老利”，即是借洋一元，每月要利金一角，在年頭借洋一元，到年終要還本和利大洋二元二角。放“加一老利”的，在九區只有一家，即漆工鎮的邵鼎豐。他幼時也是一個窮光蛋，到三十九歲時，因放“加一老利”的債發了財，不到十年時光，居然成了擁資十萬的大富翁了。人人都知道借他的錢，是等于吃毒藥，但當著窮無所出，借貸無門的時候，又只得嘻笑著臉，向他討鴆止渴了。窮而借債，借債更窮，愈趨愈下，貧窮人只有陷入萬丈的痛苦深淵中去了。中國地主是實行三重剝削的：出租土地，坐享地租；放債生利，實行高利貸的剝削；開店鋪賺錢，實行商業的剝削。工農勞苦群眾，就在這三重剝削下，輾轉掙扎，而永無翻身之日。
（五）更嚴重的就是帝國主義深入農村的侵略——如各種洋貨侵入農村，將農村原有的手工業，摧毀無余；洋布輸入農村，原有的土機織的布，即逐漸絕跡，以后甚至一針一線之微，都非用洋貨不可。茶葉原是九區一大宗出產，后因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的慘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蕪下去，無人過問；因為茶葉跌價，賣茶所得的錢，還不夠摘茶的工資。總之，帝國主義對中國日深月甚的經濟侵略，使農村經濟急劇的衰退下去，農民生活更加窮苦不堪。
（六）所以工農群眾的痛苦，是日益加深——具體的說，就是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數地主的手里，多數農民破產賣了原來就很不夠的土地，成為少地或無地的農民。工農群眾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以至于受饑挨凍，甚至不能生存。最苦的，就是每年一度的舊歷年關，地主債主們很兇惡的向窮人逼租逼債，逼到無法可想的時候，賣妻鬻子，吊頸投水一類的悲慘事情，是不斷發生。群眾的赤貧化，以至于走到饑餓死亡線上，這還能壓制他們不心懷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現狀嗎？
革命前的九區，隨筆寫來，幾成為一幅凄慘黑暗的圖畫。然而，豈但區區的九區如此，“天下老鴉一般黑”，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統治下的中國，那一塊地方不是如此呢？比九區更黑暗的地方，還多著呢！我所以詳細一點敘述九區的情形，一方面九區是我生世的故鄉，另方面，九區正是中國農村的一幅縮圖，說九區等于說全中國的農村。黑暗的九區！黑暗的弋陽！黑暗的中國！
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離漆工鎮二里許的湖塘村。在這長夜漫漫，天昏地黑的地方，我生活著，我受著壓迫和恥辱地生活著；我長大起來了；我逐漸不安于這黑暗的時日；我渴望著光明；我開始為光明奮斗——奮斗了一生，直到這次被俘入獄，直到被殺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