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有希望的話，希望在無產者身上。”
這話，出自溫斯頓的日記。
他這樣說，是有原因的。因為，黨的內部有銅墻鐵壁，不會垮臺。摧毀它的力量，只能是外來的，只有聯合所有的無產者，才能將它推翻。整個大洋國，無產者的人數高達百分之八十五，占絕對優勢。單憑現在的反黨組織，比如傳說中的兄弟團，根本成不了氣候。他們的力量很薄弱，只能暗中小打小鬧。造反，對他們而言，更像是一句口號，一個幻想。但是，對于無產者來說，情況就不同了。現在，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強大，等有朝一日，他們清醒了，發現黨不過是他們身上的一只寄生蟲，只需要抖一抖身子，就能將黨覆滅。這一天遲早會到來的。不過——
他記起了另一件事，那件事，給他的印象很深。那天，他正在街上走，突然聽到一陣女人的叫喊聲。那聲音很大，是從前面傳過來的，聽起來，少說也有幾百個人。他很興奮，心想無產者終于革命了！他邁腿向前跑去。可是，等他來到出事地點時，一下子傻眼了，原來那幾百個婦女，圍在一起搶購東西！她們聚集的地方，是個賣鐵鍋的貨攤。由于鐵鍋屬于緊俏物資，所以吸引了幾百個婦女來搶購。但是鐵鍋有限，沒有搶到的婦女非常失望。溫斯頓聽到的那陣喊叫聲，就是婦女們失望的叫喊聲。
然而，事情還沒有完：順利買到鐵鍋的人，焦急地帶戰利品回家，但是人流密集，她們擠不出去；沒買到鐵鍋的人，圍上前去，指責商販不平等對待顧客。接著，又傳出來尖利的吵嚷聲，是一對婦女，她們廝打起來，兩人都披頭散發，同時抓住一只鐵鍋，不時地，罵出一些最難聽的臟話。這批鐵鍋都是殘次品，質量很差，終于，那只鐵鍋不堪撕扯，手柄也被拽掉了。看到這些，溫斯頓很是失望。不過，他注意到，那一瞬間憤怒的呼喊，里面蘊涵著巨大的力量。只可惜，這力量用錯了地方。
“如果他們不覺悟，就不會起來反抗；他們不反抗，就不會真正覺醒。”他想。這話，聽上去真像是口號。
對待無產者，黨一直采取“雙重思想”原則：一方面，黨自稱是人民的救星，把人民從萬惡的資本主義魔爪下，解放出來。比如，說革命前的資本主義如何剝削無產者，讓無產者吃不飽、穿不暖、整日勞作、被壓迫和剝削；孩子們被賣到工廠當童工，婦女們，還得下礦挖煤。事實上，現在的孩子，也還在做童工，婦女也還需要下礦。另一方面，黨又說，無產者的素質很低，只能被引導。于是，他們制定出幾條政策，自詡為無產者的當家人。事實上，他們并沒有真正關心過無產者。在他們眼中，無產者就是牲口。只要牲口干活、繁殖、不搗亂，他們其余的行為，就無關緊要。他們對待無產者，就像放牧一樣，任他們自給自足、自生自滅。
在這樣的放任自流下，無產者逐漸恢復了以前的天性，過上了以前的生活。在他們眼中資本主義也好，什么主義也好，都無所謂。自己的生活，還是那樣。和先民們沒有什么本質區別。他們出身于貧苦家庭，從小在街頭長大，十一二歲開始做工，二十歲結婚，養幾個孩子，把孩子拉扯大，六十歲基本上就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他們的生活中充滿了艱辛、爭吵、苦難，偶爾也有足球、啤酒、電影帶來的短暫的快樂，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想要控制他們也非常簡單，不用講什么道理，不需要什么口號，只要將其中幾個帶頭分子找出來處理掉就行，殺雞儆猴。
對于無產者，黨不會花費心思，培養他們的政治見地。在他們身上，只要具有最起碼的愛國精神，就足夠了。在必要的時候，他們可以用報效祖國為名，要求無產者延長工時或者降低他們的報酬。盡管這么做，會招致他們的不滿，但是，也不用太過緊張。無產者不會鬧事的。在他們眼里，只要眼前利益，只關心自己手頭的所得。
在大多數無產者家中，沒有電子屏幕，也很少有警察登門。倫敦的無產者，犯罪率很高。諸如盜竊、搶劫、詐騙、販毒、賣淫一類的案件，隨處可見。案件只要發生在無產者內部，黨從不干涉。在兩性方面，無產者也相當自由，他們可以亂搞，可以隨便離婚。此外，如果無產者愿意，他們可以有宗教信仰。正如黨的那句宣言：人民和動物，可以放任自流。
身體上靜脈曲張潰瘍的地方，又癢了起來，溫斯頓忍不住用手撓了起來。抱怨了這么許多，可以往的革命是什么樣子的，他也沒見過。在他抽屜中，放有一本兒童歷史教科書，是從帕森斯太太那里借來的。他翻開書，在日記本上摘錄以下內容：
在革命以前，倫敦是個充滿罪惡的城市。當時的倫敦人民都非常可憐，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許多人都沒有房子，只能露宿街頭。很多比你們年幼的孩子，迫于生計，都做了童工，每天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若是不合老板的心意，還經常會挨打。他們吃的食物，很差也很少，僅僅夠維持性命。那些剝削他們的人，就是資本家。這些人，住著豪宅，用著仆人，整天無所事事，享有別人的勞動成果，全是社會的寄生蟲。他們長得肥胖而又丑陋，就跟下面漫畫里的人物一樣。他們還身著長長的黑色禮服，頭戴高高的禮帽。這身打扮，是資本家的典型裝扮，別人沒有權利穿成這樣。他們占有了世上的一切資源，還擁有田地和工廠。人們為了存活，都不得不去給他們打工，做他們的奴隸。在他們那里，資本家享有特權，可以隨意處置他們，甚至送他們入獄。在當時，最大的資本家是國王。此外，那些主教、法官和市長，也都是窮兇極惡的大資本家。
后面的內容，溫斯頓沒有看下去。他知道，接下來該揭露主教、法官和市長的特權和罪行了。不過，在這些特權里，其中有一項，在兒童讀物里不會被提及。那就是“初夜權”——如果資本家愿意，他可以跟任何一個為他打工的女人睡覺。
但是，這些有幾分真實？那些話全都可靠嗎？現在的生活水平，確實比革命前要好了。不過，那些說辭，總是不能令人心悅誠服。也許，從骨子里，對現在的生活產生反感，在下意識地抵觸？現在的生活，實在糟糕透了。不僅殘酷，沒有保障，而且還簡單枯燥，灰暗無聊，甚至裝模作樣，這些簡直讓人無法忍受。
看看生活的四周，哪一點像電子屏幕上吹噓的那樣？哪一點達到了黨的理想？再看看那些黨員，一個個道貌岸然。每天上班混時間，下班后，還在地鐵里，同老弱病殘搶位子；白天夸耀襪子的產量翻一翻，晚上卻在家縫補唯一的破襪子；白天在廣播中說自己的香煙產量翻倍，但是每支煙都不舍得一次抽完。黨所虛構出來的理想同現實有太大差距，黨的理想是要有高樓大廈的環境，要有無堅不摧的武器，要有絕對忠于黨的人民，要有甘于奉獻生命的戰士。可是現實呢？城市破敗，許多人無家可歸；人們缺衣少食、吃不飽、穿不暖。想到這里，溫斯頓仿佛看到了教科書中描寫的舊倫敦，到處骯臟、陰暗，堆滿垃圾。他想，現在又比以前好到哪里去呢？
接著，他又搔了搔腳踝。電子屏幕正在沒日沒夜地播報著一大堆統計數字。這些統計數據，無非都是指向一個結論：現在的生活水平，比五十年前明顯提高了。人民不僅能吃飽穿暖，還能住得寬敞，玩得舒心。因此，人們更長壽了，工作時間縮短了，變得更高大，更健壯。甚至，和五十年前相比，現在的人也聰明許多，還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這些說法，不管是對是錯，人們都無法去證明。比方說，執政黨聲稱，現在百分之四十的成年無產者都認識字，而革命之前，這個數字只有百分之十五；現在的嬰兒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之前，高達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這看上去，是包含了兩個未知數的簡單等式。但是，誰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樣？也許，那些出現在歷史書里的話，壓根是不真實的。也許，根本沒有“初夜權”一類的法律條文，也沒有過像資本家那樣的階級，甚至，連高禮帽那樣的服飾都是虛構的。
現在，一切都成了謎團。那些曾經出現過的歷史，全都被清洗掉了。就連這種清洗行為，也被人們遺忘了，謊言變成了真理。在他的一生中，只掌握了一次確鑿的證據，證明偽造之事確有其事。這件事，大概發生在1973年。那段時間，他和凱瑟琳，正在鬧分居。但是真正說起來，恐怕要追溯到更早的七八年前。當時，他見到這個證據時，愣住了，把它拿在手里，半分鐘沒緩過神。
那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即“大清洗時期”。在那段時間，幾乎所有的革命元老，都沒有幸免于難。除了老大哥以外，誰也沒能活過1970年。他們以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揭發了出來，多數人在接受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公開審判之后被處決了。當然，再嚴厲的清洗也會有漏網之魚，格爾斯坦因就是其中的一個幸運兒，他最終逃脫了那場大劫難，藏匿到了一個誰也不知道的地方。
同樣幸運的，還有瓊斯、阿倫森和盧瑟福。1965年，這三個人被逮捕，他們是最后一批幸存者。他們藏匿了整整兩年。后來，又突然出現了，并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承認自己串通敵人——歐亞國，承認盜用公款，甚至還承認，在革命之前，就準備推翻老大哥。另外，還故意破壞革命行動，導致幾十萬人白白喪命。他們招認以后，得到了特赦，不僅黨籍恢復了，而且還擔任了職務。當然，這些都是虛職，聽起來冠冕堂皇。除此之外，他們每個人都寫了篇幅很長的檢討書，檢討墮落的原因，還保證，一定會改過自新。最后，這些檢討，被一字不漏地刊登在《泰晤士報》上。
獲釋以后，在栗樹咖啡廳，溫斯頓見到了瓊斯、阿倫森和盧瑟福。時至今日，溫斯頓對當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他雖然好奇，卻不敢正眼看他們，只是用眼睛的余光，瞥他們幾眼。他們年紀很大，堪稱過去世界的遺留物。因為他們是從建黨初期存活至今的最后一批重要人物。在他們身上，讓人隱隱約約還能感覺到，一些地下斗爭和內戰時期，特有的氣息。這么長時間過去了，雖然他已經記不清，具體的日期和事實，但是，在溫斯頓的記憶里，他是先聽說這些人的名字，之后，才知道老大哥的。不過，在那時，一提到他們的名字，就代表著敵人、不法分子，讓人不由地想敬而遠之。他們已經被思想警察盯上了，絕對活不過一兩年。那些思想警察，手段極其獨特，只要落在他們手里的人，無一生還。他們即使能多活幾天，也只不過是在茍延殘喘，一只腳已經踏進了墳墓。
在栗樹咖啡廳，人們都刻意地遠離他們三個。聰明人，是不會在他們附近出現的。因此，他們三個孤獨地坐著。他們點了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這種酒是這里的招牌飲品。
其中，盧瑟福的容貌最特別。到現在，溫斯頓還記得他的樣子：他塊頭很大，頭發油膩膩的，臉上布滿了褶子。從他的體型上看，他年輕的時候，一定是個魁梧的壯漢，經歷了許多年的風吹雨打，漸漸地松垮了。一看到他，讓人不由地聯想起，被洪水沖擊的大堤，隨時都可能決口，轟然倒塌。
盧瑟福是一個漫畫家。富有特色的漫畫作品，讓他聲名鵲起。他的漫畫，在革命時期前，以及革命中都很受歡迎，一針見血的諷刺風格，曾經一度成為輿論的主題導向。就是現在，《泰晤士報》上也會出現他的作品，不過已經是零星點點了。他的作品，也總是在炒剩飯。風格是對早期的刻意模仿，顯得了無生趣。里面的話題，永遠是一成不變的——饑餓的兒童、街頭的打斗、戴高禮帽的資本家。他似乎在不停地努力，想要重振旗鼓，可是，已經回天乏術。
午后三點鐘，通常是個讓人覺得寂寥的時間。溫斯頓在那個時候前去那個咖啡廳，純屬偶然。他進去的時候，里面很蕭條，屋子里回蕩著電子屏幕里的音樂。在廳內一角，坐著三個特別的客人——瓊斯、阿倫森和盧瑟福，他們靜靜地坐著，沒有說話。不等他們招呼，侍者很自覺地給他們添酒。在他們面前，放置著一個擺好了棋子的棋盤，但是，沒有人動。
安靜而寂寞的狀態，延續了半分鐘，電子屏幕上，音樂冷不丁地換了，變成了一種讓人無法形容的聲音。那聲音很特別，有些嘶啞，還帶著一點嘲弄，很對溫斯頓的口味。他把這種調子，戲稱“黃調”。接著，電子屏幕唱了起來：
栗樹蔭里，涼風習習，
我背叛了你，你背叛了我，
一邊睡著他們，一邊睡著我們，
栗樹蔭里，涼風習習……
一曲唱罷，瓊斯、阿倫森和盧瑟福就好像沒有聽到似的，依舊紋絲不動。可是當溫斯頓再次觀察盧瑟福時，卻發現，他疲憊的臉上，滿是淚水。這時，他才注意到，阿倫森和盧瑟福的鼻梁已經塌陷了。他不由地渾身發冷，可一時間，他也說不上原因何在。
過了沒多久，瓊斯、阿倫森和盧瑟福三人，又一次被逮捕了。他們被抓的理由是：策劃新的陰謀。這一次，他們不僅供認了新的罪行，還再次供認了以前的罪狀。結果可想而知。被處決了以后，他們作為反面教材，被寫進黨史。
五年以后，也就是1973年，溫斯頓在處理氣力傳送設備傳送的文件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張紙片。這張紙片是從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報》上撕下來的，上面有一張照片，而且是一張合影，上面的人物全是黨代表，照相時，他們剛在紐約開完集會。在照片下面的文字說明中，溫斯頓看到了瓊斯、阿倫森和盧瑟福這三個人的名字，合影里也確實有他們，而且他們還在很突出的位置！
這件事本身沒什么可奇怪的，奇怪的是，他們在前后兩次的公開審判上都供認說，舉行那次集會期間，他們正在歐亞國境內，正要在加拿大一個秘密機場乘飛機去西伯利亞的一個秘密地點，把一份重要的軍事情報泄露給歐亞國總參謀部的人員。沒錯，是這樣的，那天正好是仲夏日，溫斯頓對那一天發生的事，記得非常清楚，而且，除此之外的其他很多地方，也必然記錄著他們三人參加黨的集會這件事。這樣看來，結論只有一個：他們的供詞，全是謊言。
不過，話說回來，這件事根本稱不上什么新發現。因為在溫斯頓看來，早在七八年前，那些在大清洗中被處決的人也不見得確實犯了彌天大罪。可不管怎么說，這張紙片，是一個混淆黑白的證據。就像某一個巖層里，出現了有悖常理的動物化石，因而產生了劃時代的意義。溫斯頓知道，如果有機會把這些事實公諸于世，并揭露出這種行為的險惡用心，黨的銅墻鐵壁將會不攻自破。
當時，溫斯頓正忙于工作。當他看到紙片，并意識到它的重要意義后，他立即停止了手頭的工作，用一張紙把紙片掩蓋好。他真夠幸運的，他拿起紙片的時候，在電子屏幕里呈現的是上下倒置的影像。
接著，他把那張紙片緩緩地，平移到了膝蓋上，然后整個身子也后退了一些，盡可能遠離電子屏幕。此時，只要溫斯頓裝作面無表情，并努力控制住呼吸，就可以安全無憂地處理掉那張紙片了。但是，一想到監控效果良好的電子屏幕，他開始無法自控，呼吸急促。于是，他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十分鐘以后，他確認了一下，發現自己沒有被注意，就迅速地，把那張紙片夾雜在其他廢紙里，一起塞進了遺忘洞里。不足一分鐘的時間，證據變成灰燼。
這件事已經過去十一年了。溫斯頓覺得，如果換在現在，他一定會偷偷收藏起那張照片。因為在他眼里，那可不僅僅是一張照片，那是證據，也是武器。由于這張紙片的存在，讓他看到了黨控制力的漏洞。
不過，世事無常。就算，誰有通天的本領，可以讓照片復原，它已經失去了充當證據的作用。當溫斯頓見到這張照片時，大洋國和歐亞國，已經停戰了。更何況，此后戰事一再演變。他們供認材料，肯定隨著戰爭對象的變化，不停地被涂改。他們所串通的敵人，也許早由歐亞國，變成了別的什么國家也說不定。供詞已經給更改得面目全非，那些證據也失去了立足之地。
但最讓溫斯頓難受的是，這么多年來，他一直都不理解，這些人為什么要偽造這些。盡管偽造過去，對于目前而言，好處顯而易見，但是，他看不到最終意圖。
于是，溫斯頓在紙上寫道：
我知道該怎么做，卻不知道為什么。
他在心里問自己：我是不是瘋了？也許，被當作瘋子的人，是那些會提出異議的少數人。曾經有一段時間，人們認為，相信地球繞著太陽轉是發瘋的表現，而今天呢，相信過去不能改變也是發瘋的表現。有這樣想法的人全世界可能只有他一個，如果真是這樣，那么他就確定無疑是個瘋子。不過，他不害怕自己變成瘋子。他害怕，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
他拿起一本兒童歷史教科書，定睛看了看，印在卷首頁的老大哥照片。老大哥那雙富有魅力的眼睛也注視著他，就像一種巨大的力量壓著他。這種力量，在敲打他的大腦，擾亂他的思緒，動搖他的信仰，甚至，在強迫他放棄一切想法。
他覺得，遲早有一天，黨會宣布說二加二等于五。到那時候，就算你明知道那是個錯誤，還得把它當成真理信奉。這一天，早晚會來臨的，這符合他們的一貫邏輯。在他們的思維里，經驗和客觀事實只是擺設，常識簡直是歪理邪說。持有異議被殺，固然可怕。可是，假如有一天，諸如二加二等于五，這樣的說法，被證明是對的，更可怕。沒人敢確定二加二一定等于四，地心一定有吸引力，歷史不可以被隨意篡改。也許，有一天，歷史和客觀事實真的只存活于意識里，而這種代表一切的意識，卻被人操控了。
不行！他在心里驚呼道。突然，他變得像個勇士。他想到了奧布萊恩，這種聯想，自然而然就出現了，并非刻意。他意識到——這種意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奧布萊恩和他的觀點一致。自己的日記，是寫給他的，就好比一封沒有完結的信，雖然不會有人去讀，但是因為有了寫信對象，在行文的時候，語言很有指向性。
黨要求，不要輕易相信自己的所見所聞。這個命令，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每每想起這股巨大的力量，溫斯頓就信心全無。在黨內，口若懸河的理論家比比皆是，隨便找一個知識分子，就能把他駁斥得啞口無言。那些高深莫測的辯詞，他聽都聽不懂，更別提去反駁了。
可是，他是對的，錯的人是他們。那些事實，再簡單明白不過，毫不矯揉造作。真理就是真理。不管怎么巧言強辯，自然規律無法改變。石頭終歸是硬的，水終歸是濕的，懸空的東西，一定會落地，而不是飄向天空。于是，他在心里，開始跟奧布萊恩對話，并把自己發現的重要公理，寫入日記：
自由，就是可以承認，二加二等于四。只要承認了這一點，其他的難題，便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