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馬蒂·喬恩波爾維

當列車駛出車站向前奔去，對面坐著的一個男子有意地動著身體，他的表情和舉動表示他有一種與人交談的愿望。他大約有四十來歲，衣冠齊整而且是經過精心裝束的。不難看出他飲過少量的酒。他就是那種如同被人生的雙環牌砂紙磨得毫無棱角的人。這類人對發式都是十分講究的，頭發幾十年來都向后梳著，被頭油弄得平平整整。

“看見海灣后邊那排樓房了嗎？”他開口說道，“中間那個長長的木屋，還有那幢閣樓。”

我告訴他說，我看到了。

“那里曾經是一所駐軍醫院。”他說。

除了一位坐在通道對面靠窗的少女外，旁邊再沒有別的人了。行李架上，放著她那只貼著航空標簽的手提箱。她看上去很疲倦，也許是連續飛行了好幾個小時，也許她在飛機上擔驚受怕，直到現在坐到火車上，她的緊張情緒才完全顯露出來。

“軍隊在和平時期也殺人，我想你也許不懷疑這種說法吧？”那男子問道。

“這是什么意思？”

“當然是殺人了。”

這種腔調使我產生一種不想再和他交談的感覺。我朝窗外望去，房屋越來越小，最后只剩下孤零零幾幢錯落在田野上，看到這情景，不覺使人感到有些著急。除此之外，就是樹林、草地和起伏嶙峋的巖石。

“吃過豬胎嗎？”那男子突然問道。

我說曾經聽說過那種東西。他叼上一支煙，但是卻沒有馬上點燃。

“我失去了五個兒子。”他說。

“死了？”

那男子點點頭，“為國捐軀了。”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說，“像你這樣的年紀，怎么可能會是五個孩子的父親？”

“為什么不能，事情發生在五三年一月。”

他是其中的一個，我想。失常了。在當今世界上，生命根本沒有保障的。一天晚上，你在某個拐角里站著，也許并沒有什么特殊事情，只不過在那兒思考著什么問題。這時跑來個家伙不由分說地捅你腹部一刀，還認為這是他的權利。然后又像剛才鬼鬼祟祟地跑來一樣溜走了。這樣一個身影，在你身邊短暫地現出了形體。我想這是一個受到創傷的人。父親在前方被殺，對他來講父親僅僅是一個稱呼，而從來不是一個人，最后，只有想像中的父親，同真人一樣大小。終于，這家伙承當了他的角色，他的兒子和他的一切。

“我失掉了五個兒子，”那人又重復說，“也許還有一個女兒，全是平民百姓。”

坐在通道對面的那個少女站起身，帶著她的手提包離開了車廂，盥洗室門上表示有人的紅燈亮了。

“盡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人說著伸手拿過提包，打開拉鏈，取出一個扁瓶，“怎么樣，喝點白蘭地？”

我看看窗外，五十年代中期那次嚴重的火車車禍一定是發生在這一帶。

“這就叫生活嗎？”他喝了一大口酒，把瓶子放回他的提包，接著說道：“你想想看，對于一個失掉了五個兒子的人來說，生活該是個什么樣的？”

“可能還失掉了個女兒，對嗎？”

“也許是吧，不過我對她不敢完全肯定。”

現在那種事情不會重演了，至少像上次那樣的事故在這條路線上不會重演了，因為現在這里已經鋪上了雙軌。那次的撞車事故一定非常恐怖。

“當然，你可以變得習以為常了，”那人說，“不過有時也會產生一種可怕的愿望。近幾年來，生活從指縫中悄悄溜走，看看手，上邊干干凈凈沒有一點臟東西。就是這樣，不毛之地。聽我說，”那人傾過身來，眼睛里閃耀著越來越強的醉意。“一天，我把汽車停在超級商場的停車場上，坐在車里，觀察著每一位忙著采購的母親。她們都是成年婦女，同她們的丈夫、孩子住在附近的居民區里。她們身上具有一種肉欲的、輕浮的浪蕩。那意味著一個女人的成熟。你甚至不敢看一眼她們過于成熟的耳朵，惟恐眨一眨眼睛都會把它們碰掉。做母親的任務開始完結，婚姻失去了它的光彩，但這些太太們內心卻蘊藏著全部的溫存與柔情。她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像一堆篝火，她的火焰，悶塞成一種熾熱，不需要任何東西助燃就可以燒得更旺。她們感到未來從她們身邊吹過，這是一股未來的凄冷的風。她們的身后是和平、安寧、青春，像夢一樣的生活。孩子們天天都在長大，他們的相貌越來越像他們的父母。女兒成長為母親，兒子成長為父親。我看到少婦們背著尿布口袋正第一次匆匆忙忙地走向拂亂她們頭發的寒風之中，現在該她們變得溫柔了。有人不斷地給她們吹風，于是她們就燃燒起來。但是不長，像那樣的火焰是不能永遠燒下去的，即使是燦爛奪目。走近看它的確極為壯觀，不過許多個像這樣點起火的人，必然在烈火中耗盡自身。聽我說，你尚年輕，我要告訴你的是：當一個輕佻的女人的心焰行將燒盡的時候，千萬不要過于接近她。”

少女回到她的座位上，看起來她現在的精神好多了。那男子久久地盯著她的臀部，又點燃一支煙，縷縷青煙鉆進他的雙眼，不一會兒，他就像哭過的一樣。

“哦，這么說你失去了五個兒子。”我說。

“五個，很可能還失去了一個女兒。不過這只是一種臆想。”

這時，從車廂后邊什么地方走來一個身材魁梧的男人。他穿著一身滑雪服，在少女對面的空位子上坐下。少女馬上扭過身去，臉轉向車窗。穿滑雪服的人帶著醉意，滿不在乎地睹了他的旅伴一眼，突然他站起來，流露出一種仿佛要去做一件再清楚不過，但又很平常的事情的神態。他走到緊急擎動閘旁的車廂壁邊，動手拆夾在上面的一把塑料柄榔頭的對封鉛。我扭頭一看，其他幾位旅客也被他這一舉動驚呆了。坐在我對面的那男子也在注視著他的舉動，那位少女恐慌地對我們使著眼色。那家伙極其鎮定地扳開封鉛，然而卻沒有一個人試圖阻止他這么做。他從夾子上扭下那柄在緊急情況下用來敲碎玻璃救生的小型輕便武器。

穿滑雪服的人朝我們走過來，在那位失去了五個兒子的旅客身邊停下，用他那碩大的拳頭，比試了一下榔頭的大小，然后又把它放在托盤一樣的手心中掂了掂，似乎在估計它的重量或效力。這時我終于領悟到。在我們身邊之所以層出不窮地發生各種事件，也許就是為了社會穩定而沒有人管的原因。那人用一種莫名其妙的不滿或者說是一種相當厭惡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兩眼瞪著我身邊座位上一張展開的報紙。突然他揮起榔頭，狠狠地在報紙上敲了四、五下，這份《星期日報》上被打破了好幾個洞。隨后他又轉回到通道對過那位箱子上貼有航空標簽的少女那里。

“難道這不是該死的導火索嗎？娘兒們竟然把他們從直升機上扔下來。”穿滑雪服的人一邊說著一邊把榔頭揣進懷里，離開了車廂。當時，我立刻產生這樣一種想法，也許我不會再見到他了，也許有一天我會在報上看到有關他們的消息，但即使如此，我也不會知道那就是他。

“把他們從直升機上扔下來？”對面那男子說，“他講的是些什么？”

“他在說智利軍政府。”我答道，“最近他們經常把社會主義分子的腿捆起來，像吊尸體一樣倒吊在直升機上，在村莊上空示眾，然后把他們從空中扔下去。”

“就像掛晾咸肉，”那男子若有所思地說，但聲音卻低得幾乎聽不見。“但我對此并不感到吃驚，因為整個大陸的形狀就像一個手槍套。”

“不過，你那五個兒子是怎么回事？他們究竟是因為什么死的呢？”

“因為什么？當然是芬蘭軍隊干的！”那男子猛地轉過頭來對我說道。“五三年一月份，就在方才我指給你看的那一長溜低矮的木房子里，當時我和我們連隊其他的十一個人一樣，正患腮腺炎。那叫什么連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