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人民日報》刊登了長篇經濟分析文章《來自“八五”的報告我國工業經濟實力增強》[37]，用極大的篇幅談論了國有企業面臨的三大困境：一是虧損居高不下，國有企業的虧損數每年以14.2%的速度增加，年均虧損超過500億元，在全部虧損企業中，國有企業占70%以上；二是企業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庫存產品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超過生產增長速度至少10個百分點；三是國有工業綜合經濟效益指數比“七五”時期（1986~1990）下降5.4%，資金利稅率和成本利潤率都低于非國有企業。這年7月份，國家體改委宣布，開始于1994年的百家現代企業試點工作將延期一年，也即從原定的1996年年底延至1997年年底。公開宣布一項重大改革“延期”，這還是改革開放后的頭一遭，從中人們都體味出了試點改革的百般艱辛。
連年虧損，效率低下，產品難賣，資金緊張，那么，國有企業是如何熬過這個寒冬期的呢？事實的真相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日漸活躍起來的中國資本市場給了這些企業輸血和喘息的機會。
自1992年夏季的“深圳認購證事件”之后，決策層突然發現，股市可能是拯救國有企業的最佳手段。經濟學家紛紛獻策，指出“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是搞活和增強國有企業實力的戰略選擇”，中央政府在北京新組建證監會，將股票發行的權力從上海和深圳兩個交易所“上繳”到了中央手中。從此實行一種全面扶持國有企業的“指標配額制”的上市機制，即由中央政府確定上市額度，然后按系統分配到各部委，按地域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區。而各省、市、自治區及各部門拿到上市指標后，還要按自身系統進行分配。這些指標絕大多數被分配給了各地的國有企業。[38]
就這樣，“上市指標”成為政府救活國有企業的“最后一把米”。在上市的過程中，國家財政及銀行對企業的撥款或貸款，先變成了債權，接著又變成了股權，然后通過股票發行都一股腦地賣給了股民。它一方面讓已經陷入絕境的國有企業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另一方面還“意外”地解決了居民儲蓄增長過快的“籠中虎難題”。[39]然而，事后來看，這種制度安排使得中國股市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畸形的產物，它至少在四個方面存在先天的弊病。一是缺乏公平性，那些符合上市條件、經營效益好的民營企業很難得到上市的機會。二是上市公司的素質明顯不好，很多指標被分配給了各地最大也是最困難的國有企業。三是存在大量的虛假報表現象，那些拿到配額的國有企業其實并不具備上市的條件，因此不得不進行大面積的、公開的財務作假，通過“資產剝離”、“產業重組”以及直接的做虛假報表等手段來達到上市的目的。由于通過行政手段審核上市條件，不僅資格審核機構不可能對自己的審批后果負責，而且在行政審核部門的默許下，就連負責資產評估及承擔股票銷售的各類中介機構，也會因其極強的行政性背景及行政手段，對自己的行為往往不負責。四是因缺乏必要的監督，存在大量的權錢交易。
在當時，就有不少觀察家和學者對這種以所有制為上市前提的制度提出了異議。《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在他的觀察手記中寫道，“看起來，國有企業是永遠要人家來扶持的，過去是政府的財政，接著是銀行，現在是股市，扶持的辦法就是不停地把錢送到國有企業里面去。”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則撰文認為：“我們現在把股票市場看作是解決國有企業困難的一種辦法，而不是當作使有限的資源流向最有效率的企業、最有能力的企業家的融資渠道。這種為了扶貧而發展股票市場的思路是不健康的。政府的指導思想應該是保護公平交易，保護投資者的利益，而不是保護少數人的特殊利益。”[40]張維迎還為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我建議中央，應該對國有企業進行間接解困，讓那些好的、有潛力的私營企業、非國有企業上市，然后用籌集的資金收購國有企業，這種間接不僅解決了資金問題，而且解決了機制問題。”他的這個建議因缺乏操作性而沒有得到重視。[41]
作假的現象除了出現在上市審核的環節之外，還毫無懸念地延伸到配股圈錢的資格上。根據1995年證監會的規定，上市公司須連續三年凈資產收益率達10%以上，方可享有配股權。于是，大量公司每年的收益率都“堅守”在10%這條生命線上。北京大學教授宋國青對723家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進行統計，結果發現處在10%~11%的公司竟多達205家。知名證券記者賀宛男對幾家上市公司的作假手法進行過披露：一家公司先是虛增出1000多萬元的利潤，然后按33%稅率交了所得稅，這樣就實現了凈資產率10.18%；另一家公司把自己的產品加價賣給自己，以提高收益率；還有一家公司虧損2000多萬元，就把一塊負資產“剝離”給上一級的集團公司托管，然后又把另一塊資產“注入”，收益率自然就上了10%。這種“財務游戲”日日上演，成為公開的秘密。
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上，中國資本市場變成了一個灰色和投機的冒險家樂園。那些上市的國有企業好像撿到了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其機制并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改善。于是“一年績優、二年績平、三年虧損”的現象比比皆是，不少企業，特別是各省市靠解困政策拿到指標的地方國有企業，迅速就把輕易融到的數千萬元乃至數億元資金都揮霍一空，然后便又淪落到了虧損的境地。便是在這樣的時候，它們變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殼資源”，一些有能力的資本玩家乘機進入，上下其手，興風作浪，中國股市很快就將進入一個莊家狂舞的年代。
通過股票上市為國有企業輸血解困，畢竟只能解決少數大中型企業的難題，量大面廣、數以三十萬計的中小國有企業仍然是一團亂麻。就這樣，頗有爭議的“諸城經驗”進入了決策層的視野中。
1996年3月，中國社科院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參加一個視察組前往山東諸城，帶隊人是朱镕基副總理，同行的還有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以及此前已到諸城搞過調研的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視察組20日到諸城。山東的官員對朱镕基的態度忐忑不安，因為就在這幾天的《經濟日報》上刊登了一組調查報告，有人對一些地方的股份制試驗提出了批評，認為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如果這是中央的態度，那么諸城無疑是一個最大的反面典型了。諸城經驗的“始作俑者”陳光日后回憶說，“那時候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枚半空中的硬幣，連自己也不知道會翻到哪一面”。視察組原定調研三天，三天后，朱镕基臨時決定推遲行程，再看半天。24日，朱镕基在濟南召集山東省、地、市、局四級干部開會交流，充分肯定了諸城的小企業改制做得好。多日來一直把心懸到半空中的山東干部們這才長出一口大氣。
對“諸城經驗”的肯定是決策層對國有企業改革思路的一次戰略性大調整，在某種意義上，這標志著開始于1978年、以機制改革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運動的終結。一些經濟學家據此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新改革方針，那些沒有競爭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將被“放掉”，政府將主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備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及贏利能力強的產業。事實上，吳敬璉之所以被點名同行，正是因為他在1995年的最后一期《改革》雜志上發表了《放開放活國有小企業》一文，明確提出“放小”很有可能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一條新路，這一思路與他的老同事周叔蓮在三年前提出的“重點扶持、其余放活”主張一脈相承。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當時全國有32萬家國有企業，列為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有1.4萬家，其余都是中小企業。在“抓大放小”的戰略被確立后，從1993年起在東南沿海一帶暗潮涌動的地方國營及集體企業的產權清晰化試驗開始浮出水面。企業變革進入一個全新的、以所有權改革為主題的時期，各種悲喜大戲即將一一上演。
“抓大放小”的戰略，看上去很容易理解，執行起來卻絕不容易。譬如“抓大”，抓哪些大，如何抓，都是難題。在1996年，當這個戰略剛剛被提出來的時候，“抓大”是跟火熱蓬勃的民族企業振興運動結合起來的，它的背后有一個光芒萬丈的“500強夢想”。
正如我們在之前已經描述過的，國內市場的繁榮及新興企業的集體勝利，讓中國的企業家們第一次信心爆棚。他們突然發現，原來世界并非原來想象中的那么遙遠，那些不可一世的跨國公司似乎并非不可追趕。于是，進入“世界500強”在這一年成了企業家們共同的夢想。
“世界500強”是美國《財富》雜志的一個排行榜，它以銷售額和資本總量為依據對全球企業進行排行，每年10月準時公布。1989年，中國銀行成為第一個出現在“世界500強”排行榜的中國公司。但是在當時，并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個評選，企業家們也并不在意，每年數百億美元的銷售額對他們來說遙不可及。1995年，《財富》雜志首次將所有產業領域的公司納入評選范圍，也正是在此刻，中國的新興公司第一次將進入“世界500強”作為自己的目標。1995年年底，張瑞敏第一次明確提出，海爾要在2006年進入“世界500強”排名，當年海爾的銷售額是“世界500強”入圍標準的1/18。隨著海爾的高調宣示，在隨后的半年內至少有近30家公司提出了自己進入“世界500強”的時間表。曾有人這樣評論：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每年一度的“世界500強”排行榜像工商界的奧運會，吸引著來自東方的熾熱目光。漸漸地，“世界500強”變成了一種圖騰，深深地植入中國企業家的“集體無意識”之中。
被“世界500強”的夢想所吸引的不光是企業家，與這股高昂氣勢相呼應，中央政府和學術界也同時達成了一個樂觀的共識，那就是，“抓大”就應該全力扶持那些從市場中沖殺出來的企業，把它們盡快地送進“世界500強”。進入“世界500強”成了一項國家經濟目標。[42]秋天，國家經貿委宣布，未來幾年將重點扶植寶鋼、海爾、江南造船、華北制藥、北大方正、長虹6家公司，力爭使它們在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這6名“種子選手”成為沖刺“世界500強”的國家級先頭部隊。其中，江南造船廠是一家百年老廠，創辦于洋務運動期間，是中國最大的造船企業。華北制藥廠是新中國成立后新建的最大制藥企業，其他的四家企業則都是改革開放后新興起來的企業。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具有國有資本的背景，在市場競爭中證明了企業的競爭能力，還有一個杰出的企業家。在中央政府確定了“國家隊”之后，各省應聲而動，紛紛開出自己的扶持名單，宣布將在若干年內將它們送進“中國500強企業”，而各地市則相應地提出了打造“省級百強企業”的構想。[43]國家各部委也紛紛提出了所在領域里的扶持名單，例如，國家輕工總局就公布了全國68家“爭創國際名牌優勢企業”名單，其戰略目標也是“10年內力爭扶持中國輕工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就這樣，圍繞著500強的目標，一個由上而下的“抓大戰略”漸漸成型了。
國家對6個種子選手的扶持政策，包括每年向每個公司投入不少于2000萬元的技術創新基金，允許企業籌建具有公眾融資功能的財務公司，其仿效的目標是日韓財團模式，而具體的榜樣就是當時全亞洲成長速度最快的韓國大宇集團。大宇由金宇中于1967年創辦，起先是一家注冊資金只有1萬美元的小貿易公司。1976年，曾經在金宇中父親門下學習的韓國總統樸正熙決定支持大宇，他把一家虧損已37年的國有重型機械制造廠劃撥給大宇公司。金宇中僅用一年時間就將之扭虧為盈，韓國政府隨即把一些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如造船廠、汽車制造廠等都交給金宇中打理，同時特許大宇從事金融服務業。很快，大宇靠制造業與金融業的“混業經營”模式后來居上，快速成長為一家規模驚人的綜合企業。1993年，金宇中提出了“世界經營”的口號，全面涉足汽車、造船、電視、航空配件、光纜通信等多個重大領域，在波蘭、烏克蘭、伊朗、越南、印度等國家建立了多家工廠。1995年，大宇被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亞洲成長最快的企業，全盛時期的大宇在110個國家雇用了32萬人。金宇中撰寫的自傳《曠世偉業》[44]被譯成21種文字暢銷全球，僅在韓國就發行了200萬冊。大宇的神話讓中國商業界無比羨慕，它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在政府全力扶持下、通過實業與金融“混業經營”的模式快速壯大的路徑。在很多人看來，它是東方式的，是完全可以被“移植”到中國來的。在當時國內的經濟學界和決策層，培植若干家能夠進入“世界500強”的超大型企業集團幾乎是一個共識。人們認為，這種規模龐大、無所不包的航空母艦式的財團式企業是抗擊國際競爭風險的最好模式，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