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里昂
    那年我十九歲，來法國的第三年。
    我在里昂的一所語言學校念了一年的法語，然后在一所全歐連鎖的私立商科學校念書。我上學的第一年，只交學費就幾乎花光了口袋里面所有的錢。
    同屋的姑娘叫作小多，是個比我大三歲的北京姑娘，比我早來里昂兩年。
    我念書的選擇總讓她覺得有一點匪夷所思，經常大著舌頭跟我討論：“百分之八十的留學生來法國圖什么啊？還不是因為這里的公立大學是免費的？你說你第一年就給自己弄到一個貴族商校去了，你這成本也太大了吧？”
    我專心看書。她教育我的時候就讓她教育去，我沒什么可解釋的。天下難事兩大件：把別人的錢裝在自己的口袋里，還有把自己的思想裝到別人的腦袋里。我著急著呢，手里面這本定價九十三歐元的書是圖書館的，只能借三天，逾期繳費。
    她一屁股坐在我旁邊，好像鉚足了心思要讓我分心：“你說，你說你要是念商校，你把配套設施置備齊啊。你看看你的那輛自行車，你再看看咱們倆住的這房子，這是貴族學校學生的房子嗎？”
    我們住在里昂的舊城區，羅納河的左岸。
    這是個帶天井的四層老樓，門口有個牌子，歷史上有名的某人曾經生活在這里—他去世于1742年。這座幾百年的老樓肯定是翻修過的，外墻被漆成粉色，細長的窗戶是嫩黃的，外觀像是老婦的臉，怎么涂抹都看得見雞皮鶴發；筋骨也不好，大門和旋轉的樓梯碰一下踩一下都會響，仿佛有一點負擔都會叫疼。天一陰，羅納河就起霧，霧氣涌進老樓的中庭里，地板、扶手欄桿，還有廢棄的噴泉都被打濕，下水道的氣味也被帶上來。我不知道何時開始有這樣的印象—房東老太總在這種天氣里朝樓上面喊：“中國人，繳租！”
    我跟小多分攤一個套間，兩間不到九平方米的小臥室，合用廚房和衛生間。很多東西我會忽略，不愿意在這里詳細描述，比如廚房、臥室和浴室各有三種不同的蟑螂；四十多歲的*就住在我們樓上，她無論回家有多晚，總是噌噌噌一溜煙地跑上樓梯，整個老樓都在作響；房東咒罵她，我們也聽得到；還有羅納河無休止的水聲，夜深人靜的時候，激蕩得尤其響亮。
    我在自己的電腦上看那些或富有或自在的旅行者拍攝的艷麗的里昂城照片時想：原來真是這樣的，同一個世界，落到每個人的眼里都不一樣，我眼中的里昂與你的里昂不一樣。
    小多在我眼前打了一個響指：“齊慧慧，你小小年紀又在假深沉。”
    我把她的手推開：“下個星期我要考試了，求求你饒了我，讓我把這一段好好看完。等會兒啊，我做粉絲湯給你喝。”
    她笑著說：“我只跟你說一件事，房東估計是想要提房價，她要趕咱倆走，一切由我來應付，問你什么，你都說不知道。”
    此時有人在外面敲門，聽手法不像房東。我們兩人都警惕起來，有一會兒沒說話，直到外面那人用南方口音的漢語說：“小多，是我。”
    她一聽便眉開眼笑，蹦蹦跳跳地去開門，走到門口轉頭對我說：“哎，慧慧，粉絲湯請你多做一份。”
    我點頭，向她擺擺手：“可以啊，只要你的動靜不太大就好。”
    那必定是她的新男友。她的男友每有更替，小多便像一只興高采烈的白兔子。但她在這方面也有自己的原則：從來不找外國人。
    我們開始熟絡起來的時候，我確實討教過這個問題。小多在鏡子里面看著我說：“說什么呢，我反正是要回國的人，能把老外也帶回去嗎？做人要有道德，我少惹些情債才好。”然后她又笑了，掩著嘴巴說，“再說，我的法語太不靈光，交流起來太費勁了。”
    這一天不是小多的幸運日。南方男孩兒剛進了她的房間，倆人敘談不久，我們套房的門又被敲響了。我放下書，他們那邊也不說話了。一墻之隔，三個人如剛才一樣豎著耳朵聽，直到外面的人說：“小多，快開門，是我！”
    來人是剛剛跟她分手的北京同鄉鄭杰。他的脾氣那才叫一個不好呢，人品比脾氣更壞。他被小多發現劈腿，跟一個泰國女孩兒在床上。小多上個星期把他給解雇了，誰想到他今天又找上門來了。
    我們同時打開自己的房門，我看著小多和她的新男朋友，他們兩個也看著我。
    有一點我是可以給小多打包票的：別管她換人換得有多快，但她從來不劈腿。可是眼下的局面太難看了，就因為她換得太快，現在根本就是跟上一個還未劃清界限就搭上了下家的架勢。
    小多先向我作揖拱手，然后讓南方男孩兒到我這邊來。
    我先是皺眉不肯，然后沉默就范。
    那男孩兒先是驚訝地看著我們，然后也服從了既定的安排，踱到我身邊來。
    我們三個無聲無息地達成了默契：小多還是單身，那男孩兒變成了我的“男友”。
    鄭杰進來就嚷：“小多，咱倆不能就這么玩兒完。”
    小多說：“憑什么不能？”
    “你把……還有……還給我。”
    我回了自己的房間，坐在床上，書沒法看了，熱鬧的聲響爭先恐后地往我的耳朵里面鉆。鄭杰跟小多斤斤計較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漸漸地我明白了，他其實不是來挽回小多的，他是來討債的。
    南方男孩兒站在我房間的門口，在我的自行車旁邊，一直在聽他們在外面理論。
    他個子不高，身上是一件寶石藍色的襯衫，很名貴的牌子，我認識是因為我們班上的一個男孩兒也穿這個牌子—他換過兩輛法拉利。這件奢侈品出現在這個貌不驚人的留學生的身上我不奇怪，很多留學生都有這樣的消費習慣：他們可以吃不好住不好，可以翹了課去打工，卻毫不吝惜地用爹媽給的或者自己賺的錢去買精致華麗的奢侈品。法國貨好像就是有這個邪惡的魔力。
    但是我不討厭他。他有一張安靜的臉孔。
    我小聲對他說：“他的話你不要聽，小多才不圖他的錢呢，她還借給他不少。他現在來討債，也不提自己生病的時候，小多怎么照顧他。”
    我說話的時候，他一直看著我，什么都沒有說，又好像沒聽見一樣。
    小多由著鄭杰胡說八道了一會兒，終于說：“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發工錢啊？我這幾天給老板賣衣服，賺了不少提成，你看……”
    她是在他面前數鈔票呢，嘩，嘩，是歐元大鈔發出的好聽的聲音。
    我弄不懂她在做什么。
    可是她忽然間發作了，她幾乎跳起來說：“Merde（呸）！鄭杰，你是什么東西？我的錢你也敢碰？你不照一照鏡子，看一看你什么德行！你來我這里跟我算賬，你是爺們兒不？你給我滾出去！你再在我這里多待一秒鐘，我立馬報警。我跟憲兵嘮一嘮你幫人做假邀請函的事！”
    我聽得頭皮直發麻，但是我立即出了自己的房間，站在小多旁邊跟人高馬大的鄭杰對峙。
    他讓小多一下子點中了要害，立即決定換線作戰。他指著那南方男孩兒說：“剛才我就想說，你們這里怎么還有個男的啊？這他媽誰啊？”
    該我說話了。
    我這個人越是緊張的時候說話就越慢，我慢慢地對他說：“鄭杰，這是我的朋友，你把你的‘他媽’收回去。”
    小多上來推他：“你滾，聽見沒有？你滾。”
    他要是成心不走，賴在這里，饒是我們兩個女孩兒也推不走這么一個大小伙子。可是他已經敗下陣來了，罵罵咧咧地離開了。我跟小多像打了一場仗一樣，坐在廚房的椅子上，半天沒動。
    那男孩兒找到了我們的水杯，然后給我們兩個分別倒了一杯水。他問小多：“這個人叫什么名字啊？”
    “鄭杰，鄭州的鄭，木字下面四個點的杰。”小多說。
    然后他問我：“你呢？”
    “我是個不相關的人。”我說。
    小多的手指插在頭發里，眼淚快流出來了，困窘萬分：“我對不起你們兩個。”
    我沒有跟她說沒關系。
    有關系的。我不能學習，也沒有時間給自己做上一碗熱乎乎的粉絲湯當晚飯，我現在要餓著肚子騎上一個多小時的自行車去家樂福打工了。
    我怎么說沒關系？
    但是總好過她一個人扛所有的事情。中國的留學生最不團結，但是沒有大團結，總得有點小的友愛，否則咱們怎么過下去？
    我得走了。我帶上挎包和頭盔，扛著自行車下樓。我花兩歐元買了一只熱狗，坐在河邊吃。五月底，里昂的初夏，山上的栗子樹開著粉*白的花，城里有一種叫作“邁爾樂”的鳥兒，通身烏黑，嘴巴是鮮艷的橘紅色，國內叫作“鷯哥”。它們不怕人，蹦蹦跳跳地來到我的面前。我剩了一點面包，掰成碎屑喂它們。然后我戴上頭盔，蹬上車子去上班。
    這是一份在酒水柜臺做盤點的工作，每周工作十二個半小時，每小時十二歐元。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定時清點貨架上被買走的酒水，通知同事補貨上架。
    上工之前，洗澡的時候，我在盤算一件事情：暑假快到了，我之后要干什么呢？我不能只做這一份工作。我要是能找到一份餐廳的工來打最好，比較穩定，賺得也多一些。我省吃儉用了一個學期，現在仍然還差一大筆錢才夠下學期的學費。我得加把勁兒才行。
    洗了澡，換了衣服，罩上黃色的馬甲，我對著鏡子認真地把頭發梳好，一縷一縷，發梢、發根，吹干了，梳順了，然后扎成麻花辮，不留一絲在外面。辮梢用黑色的天鵝絨發帶束好，然后搭在肩上。
    我母親的話我記住的不多，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銘記—女孩子要好好地梳洗自己的頭發。別人看你，未聞聲，不處事，先看你的頭發。那是你的教養、耐心和對自己的在意。
    礦泉水柜臺來了一個新產品。
    一升裝的海格水換了新的包裝：細腰身，沙鐘形狀的瓶子是霧白色的，仔細看，上面都是雪花和氣泡的紋樣。瓶身上有藍色的文字，上半部分是時裝大師讓保羅·高蒂埃名字的縮寫JPG，下半部分是水的品牌“海格”。我將它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已經是愛不釋手，同樣是無色無味的礦泉水，包裝一換，忽然變成藝術品。廣告打得更厲害了：請一位時尚大師，赴你今晚的盛宴。
    這款雅致靚麗的海格水賣到三歐元多，單價是“怡云”甚至“巴鐸”的兩倍多，可是買的人卻趨之若鶩。那天晚上，三個小時之內我們補了五次貨。
    第二天早上，教授講“人類行為符號在商品包裝上的體現”。分組討論的時候，我把這個例子拿出來講，從網絡上調來圖片給同組的同學看。
    他們眨眨眼睛，心里面訝異，卻沒有說出來。
    我知道他們在驚訝什么。跟我同組的這三個人，兩個男孩兒的爸爸一位是蘇黎世的著名銀行家，另一位是有著英國爵位的摩洛哥人；一頭羊毛卷的女孩兒的爸爸媽媽干些什么，她自己也不太清楚，只不過她的爺爺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主持編纂過法國的《山林保護法》。
    他們各自家里都有人專門負責去商場采購生活必需品。他們去平民超市的機會恐怕比我逛香榭大道上名店的機會還要少。
    “這算是什么行為符號？”一個男孩兒說。
    “控制。”我說，“瓶子設計成這樣，最方便人握取它。”
    “像女人的腰。”另一個男孩兒脫口而出。
    羊毛卷女孩兒咯咯地笑起來。
    “或者是時間。”我說。
    羊毛卷女孩兒忽然想起了什么，埋頭在自己的古奇大挎兜里面翻了半天，終于掏出一份八卦雜志，她翻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頁，一手指著那個說“女人的腰”的男孩兒說：“我覺得他說得對。”
    他們同學一年了，尚不知道彼此姓甚名誰。
    她把那頁雜志讓我看：讓保羅·高蒂埃的身邊是海格水的家族繼承人—丹尼·海格。
    丹尼·海格是三十多歲的阿爾卑斯人，金頭發，藍眼睛—這些占盡了陽光的顏色。他看著鏡頭，微微笑著，唇邊一道淡紋。
    他看上去有種溫和的氣息。
    這是海格水的主人。
    “真帥，是不是？”羊毛卷女孩兒跟我說，“而且態度和氣質很好，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個花花公子。”
    我看看她。
    羊毛卷女孩兒搖頭，做出一副惋惜的表情：“他與那么多女人交往，誰知道匿名的藏品又有多少呢？所以，我斷定JPG這種水瓶的設計，就是迎合了這個男人的生活理念—掌握女人的腰。”
    她那一番理所當然的分析把另外兩個男生逗得哈哈大笑。看著如此這般的他們，我簡直要崩潰了。誰會白癡到把昭昭劣跡刻在自己的產品上面？我每年交大把的學費不是為了跟他們在這里尋開心的。
    我的壞脾氣又升上來，我慢慢地對他們說：“等一會兒教授是要我們討論和報告的，誰來做呢？你，你，還是你？要么我們拆伙，要么換新的個案做分析。”
    他們滿不在乎地挑挑眉毛，不介意我的不滿。
    寬容和愉快的品格太需要本錢來培養，我沒有那個本錢。
    下了課，“羊毛卷”被男朋友接走，雜志扔在書桌上。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回收它。
    在回家的電車上，我倚著欄桿看有丹尼·海格的那一頁。他真好看，他的頭發，他的眼睛，他的嘴角和微笑，那么那么的溫柔、浪漫。
    電車路過廣場，鴿子群被驅趕起來。我仰頭看看外面，初夏夕陽的光均勻地灑在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