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熟悉日本的美國人讀過日本的文獻或者來自前線的報告后，則持有相反意見。那些曾在日本居住過的人知道，沒有比公然攻擊或者辱罵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并激發他們的斗志了。他們相信，在日本人眼中，攻擊天皇不等于攻擊軍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謨—克—拉—西”（民主）的口號很響亮，軍國主義臭名昭著，以至于軍人走上日本街頭前需要換上便裝。但哪怕在那個時期，他們也見證了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那些在日本居住過的人堅稱，日本人對他們皇族領袖的崇敬和德國人對希特勒的尊敬不可相提并論，因為后者對希特勒的態度變化正好反映了納粹黨的興衰，并且與法西斯的一切惡行緊密相關。
當然，日本戰俘的證詞也印證了這一點。和西方的士兵不同，日本士兵并沒有接受過訓練，他們不知道一旦被俘后什么該說什么不該說。因此他們對所有問題的回答均各執一詞。他們之所以沒接受過這方面訓練，也是因為日本的不投降政策。這種狀況直到前幾個月才得以改變，盡管只是局限在幾支隊伍和某些組織中。戰俘的證詞值得我們重視，因為它體現了日本軍隊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各方意見。日本士兵不會因為士氣低落而投降，也不會在被俘后一反常態。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是在受傷昏迷、無力抵抗的時候被俘的。
那些頑抗到底的日本戰俘把極端的軍國主義思想歸根于天皇，認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為了“讓陛下放心”，“為圣旨效命”；“天皇指引國民參戰，服從是我的職責”。但是那些反對此次戰爭和日本未來侵略計劃的人，也同樣把和平的主張歸根于天皇。對所有人來說，天皇意味著一切。厭戰者把天皇稱為“愛好和平的陛下”，堅稱“他一向都是個自由主義者，且反對戰爭”。“他是被東條英機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時，天皇表示他是反對軍部的。”“戰爭是在天皇不知情或者沒有許可的情況下發生的。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允許他的國民被牽扯進去。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正在受什么苦。”這些說法和德國戰俘不同。后者盡管也抱怨將軍們和最高指揮部背叛了希特勒，但依然認為戰爭和備戰的責任都在希特勒，因為他是最主要的戰爭發動者。但是，日本的戰俘則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尊敬與軍國主義及侵略戰爭政策是兩碼事。
但是，對他們來說，天皇與日本則是不可分的。“沒有天皇的日本便不是日本。”“無法想象沒有天皇的日本。”“天皇是日本的符號，是宗教生活的核心。天皇是一個超宗教的角色。”即便日本最終戰敗，天皇也不會因此受譴責。“國民不認為天皇應該為戰爭負責。”“如果戰敗了，也應該由內閣和軍部領袖負責，而不是天皇。”“即便日本輸了這場戰爭，全體日本人也會繼續尊敬天皇。”
所有這些認為天皇無可指摘的統一論調，在美國人聽來卻十分虛偽。因為美國人覺得，世上沒有一個凡人可以免受懷疑和批判。但是毫無疑問，直到戰敗，日本人依然持有這個看法。那些審訊戰俘最有經驗的人，都認為沒有必要在每份審訊筆錄上注明：“拒絕反對天皇。”所有戰俘都拒絕說天皇的不是，甚至包括那些和盟軍緊密合作，為其向日本軍隊做廣播的人。在我們搜集的所有戰俘審訊筆錄中，只有三份委婉地反對天皇。其中只有一份敢于直言：“保留天皇是個錯誤。”第二份則說：“天皇是個意志薄弱的人，只是一個傀儡。”第三份不過是揣測天皇可能會讓位于皇太子，如果廢除君主制，日本的年輕女性則有希望過上她們羨慕的美國女性的自由生活。
因此，日本的指揮官們正是利用了全國上下對天皇的這種崇敬。他們會在軍中分發所謂“天皇恩賜”的香煙，或者在天皇生日時，帶領全體部下向東方三鞠躬并高呼“萬歲”；“即便軍營受到日夜轟炸”，他們也不忘和全體部下在每個清晨和黃昏，吟誦天皇在“軍人敕諭”中向軍隊頒賜的“圣旨”，“他們吟誦的聲音在森林中久久地回蕩”。軍國主義分子們極力利用人們對天皇的忠誠。他們號召所屬官兵要“實現天皇陛下的心愿”“掃除天皇所有憂慮”，要“以崇敬之心報答陛下的仁慈”“為天皇效命”。但是，這種對天皇意志的服從卻可能是一把雙刃劍。正如同許多戰俘所說：“只要天皇有令，哪怕手上只剩一根竹竿，也會奮戰到底；同樣，只要天皇一聲令下，日本人會立刻收手。”“如果天皇頒發命令，日本明天就會扔掉手中的武器。”甚至最具沙文主義色彩的“滿洲關東軍”也會“放下武器”，因為“只有天皇的旨意才能令日本國民心甘情愿地接受戰敗結果，為重建家園而活下去”。
日本人對天皇的這種無條件、無保留的忠誠，顯然與他們對其他人及集體的批判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無論是日本的報紙雜志，還是戰俘證詞，都充滿了對政府和軍部領袖的批判。戰俘們咒罵、譴責某些前線指揮官，特別是沒有和部下共患難，自己坐飛機撤退，卻把部隊撇在身后繼續作戰的那些人。在他們嚴厲批評這些軍官時，當然也會稱贊另外一些。顯然日本人具備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日本本島的報紙雜志也會批評“政府”。他們希望政府能更多地擔當起領導和協調的職責，但顯然現在政府做得很不夠。他們甚至也會批評政府限制言論自由。1944年7月，東京的某家報紙刊登的一篇會議報告便是很好的例子。那次會議是由媒體編輯、前國會議員、日本的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贊會的領導人等參加的。會議上一個發言者說道：“我覺得振奮民心的方法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是言論自由。最近幾年，日本國民沒法坦率地說出心底的真實想法。他們擔心一旦觸及某些話題就會遭受責怪。他們顧慮很多，只顧做表面文章，長此以往變得懦弱膽小。這樣的話，我們永遠不可能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另一個發言者談及此問題時更進一步：“我幾乎每個晚上都會和選區的選民座談，并就許多事情征求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幾乎全都不敢直言。沒有言論自由，就無法激發斗志。在所謂的《戰時刑事特別法》和《國家安全法》的嚴格限制下，國民變得和在封建制度時期一樣膽小。所以，國民本該發揮的戰斗力，至今沒有被激發。”
由此可見，即便在戰爭時期，日本人也會批判政府、最高指揮部和頂頭上司。他們是用批判的眼光承認整個等級制度的優越性。然而，唯獨天皇免受批評。天皇的至高地位直到近代才得以確立，為什么會受到如此的尊重呢？究竟是國民性中的哪一點，令日本人把天皇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戰俘說，只要天皇一聲令下，日本人可以“舉著竹竿”奮戰至死，也可以心平氣和地接受戰敗和淪陷。這是真的嗎？戰俘們究竟在胡說八道誤導我們，還是道出了真相？
所有這些關于日本人作戰行為的重要問題，從反唯物主義的偏見到對天皇的態度，都與日本本土和抗戰前線的形勢有著聯系。此外還有一些態度問題與日本軍隊的關系更為密切。其中之一是他們對作戰部隊犧牲損耗的態度。日本的廣播電臺在介紹美國把海軍勛章授予臺灣海峽機動部隊指揮官喬治·艾斯·麥肯因將軍時，顯得難以置信，這表明了他們在此問題上的態度與美國截然相反。
“指揮官喬治·艾斯·麥肯因將軍被授予勛章的原因并非他擊退了日本軍隊——雖然不明白為什么他們不以此為理由，但是尼米茲的公報宣稱他的確擊退了日本軍隊……他們給出的麥肯因將軍受勛的理由竟是成功救出兩艘損壞了的美國軍艦并安全護送回基地。這個小小的信息很重要，這證明它不是虛構的，而是真實的……我們并非要質疑他救出軍艦一事的真實性，只是想讓大家知道這個奇特的事實：在美國，你只要救出兩艘破損的軍艦，就可以被授予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