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曾全力以赴交戰過的敵人當中，日本最令人費解。這個強大對手的行為模式和思維習慣都與我們迥然不同，以至于我們在作戰時不得不多加小心。我們目前的處境就像1905年的沙俄，面對的對手全副武裝、訓練有素，同時完全游離于西方文化傳統之外。有些戰爭套路在西方看來如同人性一樣自然而然，對日本卻并不適用。這一點使得這場太平洋戰爭的困難之處不僅在于多個海島登陸戰，也不僅在于棘手的后勤保障，更關鍵的是了解敵人的天性。只有知己知彼，方能保證勝利。
想了解日本，難度非常大。在日本鎖國政策廢除后的七十五年中，比起其他民族，日本人更經常被人們用“但是，又……”這樣令人困惑的句式加以描述。譬如說，當一個嚴肅的觀察家在描述其他民族“特別禮貌”時，不太可能再加上一句“但同時又很傲慢、專橫”。當他說有些民族的行為非常死板時，不會補充道：“他們又特別適應激烈的創新。”當他說一個民族特別恭順時，不會同時說“他們不輕易服從上級的控制”。或者說他們忠誠、寬厚時，不會同時聲稱他們“但是又叛逆、狡詐”。當他說他們生性勇敢，不會再去詳述他們是如何膽小。當他指出他們總是基于他人的意見行事，不會接著告訴你他們同時具有真誠的良知。當他描述軍隊里機器人一樣的紀律時，不會接著描述士兵們如何不服管教，甚至作亂犯上。當他描述一個民族如何富有激情地效仿西方，不會同時又渲染他們頑固的保守主義。他如果寫一本書，講述一個民族是如何崇尚唯美主義、如何尊敬演員和藝術家、如何熱衷于菊花栽培藝術，他不會同時寫這個民族如何崇尚刀劍和給予武士們最高威望。
然而正是所有這些矛盾之處構成了描寫日本的基礎。這些矛盾是真實存在的。菊與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日本人極度好戰又極度溫和，極度黷武又極度愛美，極度粗魯傲慢又極度彬彬有禮，極度死板又極度靈活，極度恭順又極度討厭被使喚，極度忠誠又極度反叛，極度勇敢而又極度膽小，極度保守而又極度喜歡新事物。他們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為，但是，即便他們犯了錯未被人發現，依然會有罪惡感。他們的士兵接受過全面的訓練，但依然桀驁不馴。
既然美國迫切需要了解日本，自然不能對這些顯著的矛盾視而不見。危機接二連三地出現。日本人下一步會怎么做？能不能不攻打日本本土從而使之投降？應該直接轟炸天皇的皇宮嗎？從日軍俘虜身上能得到什么？應該如何向日軍和本土民眾宣傳，才能拯救更多美國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頑抗的決心？哪怕在最了解日本人的專家中間也對這些問題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當和平到來后，日本人會不會一直依賴軍事管制維持社會秩序？我們的軍隊需要準備好去和那些駐扎深山的瘋狂頑抗分子作戰嗎？是否只有當日本也發生一次像法國大革命或者俄國革命這樣的大革命，才能使世界和平成為可能？可誰來領導這樣的革命？除此之外，難道只能鏟除日本民族了嗎？每個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必定都不一樣。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研究日本。運用文化人類學家所掌握的一切技能，來弄明白日本民族到底是什么樣子的。同年初夏正是我們對日本展開大規模進攻的時候，本土的民眾紛紛表示相信美日兩國的戰爭還將持續三年抑或十年甚至更久。但日本的民眾則表示，戰爭可能會持續一百年。他們說美國人確實在當地打了一些小勝仗，但是新幾內亞島和所羅門群島離日本本島還有幾千英里遠呢。日本的公報幾乎從未承認自己的海軍打過敗仗，而日本民眾也始終認為自己才是贏家。
但是進入六月之后，形勢開始有了變化。歐洲開辟了第二戰場。最高指揮部在過去兩年半中對歐洲戰場的優先重視已見到成效，與德國之戰很快就會收尾。在太平洋，美國的軍隊登陸了塞班島，此舉預告了日本將最終敗亡。自那以后，美國的士兵們將和日本軍隊不斷地短兵相接。從以往在新幾內亞島、瓜達爾卡納爾、緬甸、阿圖島、塔拉瓦、比亞克等地的交鋒中，美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面臨的敵人有多么強大。
因此在1944年6月能否回答這一系列關于日本的問題變得十分關鍵。無論對于軍事還是外交，對于上級制定政策，還是對于去日本的前線散發傳單，每一個相關的真知灼見都很珍貴。關于日本全力以赴發動的這場戰爭，我們需要知道的不僅僅是東京指揮部的目標和動機，也不僅僅是日本漫長的歷史以及經濟和軍事統計數據。我們還必須知道日本政府是如何依賴民眾的。我們必須試著去理解日本人的情感和思維習慣，以及這些習慣的模式。我們必須知道他們行動和觀念背后的制約力。我們必須把美國人行事的前提擱置在一邊，并且千萬不要草率地以為在相同處境中，日本人就會和美國人一樣反應。
我的任務很艱巨。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一味地譴責對方的確很容易，但要通過敵人的眼睛來了解他們如何看待生活，則困難得多了。但我們又不得不這么做。問題是日本人究竟會怎么做，而不是美國人如果在他們的處境中會怎么做。我試圖把日本在戰爭中的各種行為當作了解他們的素材，而非障礙。我必須看他們究竟是怎么打仗的，并且把這些現象當作一個文化問題，而非軍事問題來研究。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日本人都以其固有的模式來行事。他們處理戰爭的方式，能為我們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帶來什么特別啟示嗎？從他們的領導鼓舞士氣、堅定軍隊信心、鞭策士兵沖鋒陷陣的方法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利用的所謂力量是什么。我必須從日本人作戰的細節中一步步揭開他們的真實面貌。
但是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的事實對我的研究非常不利。因為這意味著我不得不放棄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要的手段：實地研究。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日本人家里體會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緊張和壓力，不能用我自己的眼睛來判斷什么是關鍵點，什么不是。我不能觀察他們做出決定的復雜過程。我不能看他們的孩子是如何被撫養成人的。人類學家約翰·恩布里曾對一個日本村莊做過實地研究，并撰寫了《須惠村》（Suye Mura）。他的研究十分寶貴，但是，我們在1944年所面臨的問題卻并未在該書中被提及。
盡管困難重重，我依然相信某些方法和假設可以為文化人類學家所用。至少依然可以利用人類學家最倚重的方法：和研究對象當面接觸。在美國生活著很多從小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去詢問他們親身經歷的事件，了解他們是如何看待這些事件的，并用他們的描述來填補我們知識中的空缺。在我看來，這些缺失的內容對于人類學家了解任何一種文化都至關重要。研究日本的其他社會學家通常利用文獻資料，分析歷史事件和統計數據，追蹤日本人書面和口頭政治宣傳的演變。但我相信他們想要尋求的答案，不少都體現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和價值觀中，所以想要得到滿意的答案，更應該去研究那些真正在那個文化中生活過的人。
這并不是說我沒有閱讀文獻，或者我不感激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學者的貢獻。大量論述日本的文獻和在日本居住過的優秀西方觀察家都為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這是去亞馬孫上游或者新幾內亞島高地研究無文字部落的人類學家們所無法提供的——那些部落沒有文字，無法通過書面記載資料來展露自己。西方學者對它們的論述也是浮光掠影，缺乏可信度。沒人知道他們過去的歷史。少了先驅學者們的幫助，實地工作者們必須靠自己去發掘當地人的經濟生活組織形式、社會等級制度和宗教生活的最高信仰。我研究日本時繼承了許多人的成果。譬如，古文物研究的論文中收錄了對各種生活細節的描述，來自歐美的男男女女們記錄下了他們在日本有趣的經歷，日本人自己也寫了十分精彩的自我剖析的文章。不同于其他東方民族，日本人有強烈的描述自我的沖動。他們既寫生活瑣事，也寫他們向全世界擴張的計劃，坦率得令人吃驚。當然他們并沒有和盤托出，沒人真的會這么做。一個描寫日本的日本人總會遺漏一些很關鍵的信息，因為這些信息對他來說太過熟悉，簡直像空氣一樣容易被忽視。同理，如果讓美國人寫美國也是一樣的。但無論如何，日本人非常熱衷于表露自己。
我在閱讀文獻時，也留意到了某些過去一直無法理解的東西，這和達爾文在創建物種起源理論時的情況一樣。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日本議會發言中并存卻矛盾的觀點？他們為什么會猛烈抨擊那些微不足道的失誤，卻包容和接受那些荒誕可恥的行徑？我一邊讀，一邊不斷地提出疑問：這個場景到底哪兒不對勁？我們如何才能理解它？
我也看了一些日本人擔任編劇或導演的電影——政治宣傳片、歷史片、東京當代生活片和農村生活片。我后來也和日本人一起回顧了這些電影。這些日本人過去曾在日本看過其中的一些片子，但他們看待男主角、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視角卻和我迥異。當我困惑不解時，他們卻覺得一切都很正常。電影中的一些情節和動機在我看來難以理解，但如果從電影構思手法的角度來看，倒也解釋得通。正如同小說，它們對我的意義和對那些在日本長大的讀者的意義顯然是不同的。他們中的一些人動輒為日本的傳統風俗辯護，而另一些人則憎惡日本的一切。很難說我從哪類人身上學到了更多。但無論是欣然接受，或是痛加排斥，他們所描述的日本日常生活景象是一致的。
如果人類學家只是在他想研究的對象身上投入注意力并收集材料，那他和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最有能力的西方觀察家們所做的工作并無差異。如果一個人類學家只能做到這些的話，他就別指望對外國學者的日本研究做出更多貢獻。但是，文化人類學家受過專門訓練，擁有一些特質，可以為這個充滿了優秀學者和觀察家的領域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人類學家了解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許多文化。日本的一些社會制度和生活習慣竟與太平洋島國上的某些原始部落相似。與其相似的文化有些是在馬來西亞，有些在新幾內亞，有些在波利尼西亞。這些文化在古代是否有過遷徙和接觸是很有趣的問題，但它們在歷史上可能的交集，并非我看重文化相似性的原因。我知道這些相對單純的文化的風俗習慣是什么樣的。比較它們和日本文化之間的異同，有助于我了解日本人的生活。我也對亞洲大陸上的泰國、緬甸和中國有所了解，因此我也可以把日本和這些與其共享了偉大文化遺產的國家做比較。人類學家們在研究原始社會時已經一再展示了這種文化比較法的重要性。盡管一個部落看上去與毗鄰部落有百分之九十的儀式都相似，但其實該部落為了讓儀式更適合自己與周圍部落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可能已經對它們加以改造了。在這個過程中，它可能已經摒棄了某些基本做法，盡管這些做法所占的比重很小，都會讓該部落未來的發展轉向一個獨特的方向。對于一個人類學家來說，幫助最大的莫過于研究那些總體很相似的民族的不同之處。
人類學家必須適應自己的文化和他人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并且使自己的研究技巧也得到相應的磨煉。他們從經驗中得知，不同部落和民族對所遇形勢的判斷和應對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說，在某些北極村或者赤道沙漠地區，人類學家見到的基于血緣責任或者經濟交換的部落習俗，遠非狂野的想象力所能構思出來的。他們不僅需要調查相關細節，還需要了解這些習俗對整個部落的行為造成了什么影響，以及了解每一代人是如何從童年起就受習俗制約并將其世代相傳的，正如他們祖先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