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自20世紀20年代的爵士樂后，年齡大一點兒的青年男女第一次興起了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他們有流行的語言，比如keen（熱衷的）、gas（吹牛）、copacetic（好極），帶有難懂幽默的Confucius say（子曰）、knock，knock（吃“喝”），有彰顯男子氣標志的jalopies（破汽車）和特別的穿著。男男女女穿著棕白兩色的膠底馬鞍鞋、朋友簽名的啤酒會夾克和可雙面穿的雨衣（臟的更好）。白天，姑娘們的標準打扮是兩層毛衣（有錢人會穿開司米或安哥拉羊毛衣）、長及小腿肚的緊身格子裙、踝襪（后來被稱為“少女短襪”）以及俄式頭巾。男青年則是上身運動服，下身寬松長褲，配雙色馬鞍鞋，或者鞋底有防滑釘?shù)暮裰卮指锲ば呗窌r會踢踏響。如果穿上女朋友親手織的彩色菱形圖案毛衣，就更加時髦了。正式舞會每年在高中舉行一次，在大學至少舉行4次。到時，大家不會穿這些衣服。舞會在體育館舉辦，天花板被貼上了皺紋紙，裝飾一新。女孩們穿著薄紗晚禮服在打過蠟的地板上翩躚起舞，左肩上別著一朵蘭花或者梔子花；男孩則穿著租來的燕尾服或者黑西服和白皮鞋。
如果大家只是拖著腳步跳舒緩的狐步舞或者安靜的卡里奧克舞，氣氛會非常沉悶。當樂隊奏起歡快的音樂時，人們的舞步也會變得更加輕快。20世紀30年代中期，吉特巴舞風靡全國。吉特巴舞由查爾斯頓舞、林迪舞和得克薩斯湯米舞（可追溯到1913年的滑稽劇《達克鎮(zhèn)蠢事》）發(fā)展而來，像田徑運動會一樣花樣繁多，有時，看起來還真像運動會，連動作也相似。在吉特巴舞中，有查爾斯頓搖擺、蹦蹦跳跳、啄蟲子、跳躍舞步、蘇西球、轉圈搖擺、歌頌阿拉以及踢騾子等動作。踢騾子時，男女會按順序玩跳背游戲。這種舞太過奔放，有時女孩玩高興了還會露出內褲，因此陪伴她們參加舞會的年長女性不喜歡這種舞。一直到1942年，杜克大學的舞會都不許跳吉特巴舞。
性，依然是禁忌。人們擔憂一切傳統(tǒng)會形同虛設，畢竟這個年代怎么看都是動蕩的歲月。懷孕被當成恥辱，就連已婚婦女也這么看。孕婦裝的廣告宣傳語是“藏好你的秘密”。關于性的一切都很隱秘。《長筒襪秀》最像色情雜志，但里面的女人包裹得嚴嚴實實，裙子在膝蓋上五六英寸。那時，色情文學作家非常少。社會非常保守，吉特巴舞不準跳，色情文學當然也不能發(fā)展。另一邊，湯米·道爾西剛以搖擺舞節(jié)奏放起《羅門湖》，廣播電臺經(jīng)理就把廣播停了，經(jīng)理覺得很多傳統(tǒng)已經(jīng)受到了挑戰(zhàn)。人們世世代代遵循的傳統(tǒng)正在消失。在胡佛執(zhí)政的最后幾個月，工人力量還太弱小，無法奮起反抗，現(xiàn)在他們開始游行了，這是最明顯的改變。勞工隊伍來勢洶洶，嚇得美國白領、中產(chǎn)階級心驚膽戰(zhàn)，但勞工時代已經(jīng)來臨。工會組織起來了，在路障前爆發(fā)沖突，礦井、工廠外的地面上血跡斑斑，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情況。
從許多方面看來，約翰·盧埃林·劉易斯都是一個古怪的人物。他虎背熊腰，眉毛濃密，身高6英尺3英寸，高大魁梧。閑暇時，他喜歡讀莎士比亞名作、《圣經(jīng)》、《伊利亞特》、《奧德賽》、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著作和東方寓言集《五卷書》。他的父親是威爾士礦工，上過黑名單。40歲時，他成為礦工聯(lián)合會的主席，但在他的領導下，工會人數(shù)銳減，只剩之前的一半。1930年，一個礦工小組提到他時說：“他不僅攆走了協(xié)會的領導，還破壞了協(xié)會的靈魂。”但在20世紀30年代，他成為激進工會主義的象征，既廣受愛戴，又樹敵無數(shù)。但與此同時，他還是支持胡佛的共和黨人，支持自由企業(yè)，反對進步工會的各種政策。
私底下，劉易斯聰明又健談，善于出謀劃策，常為受壓迫的工人打抱不平。在公眾面前，他集福音傳道者、悲劇演員和拙劣演員于一身。他喜歡談玄說妙，還為自己的性格開脫：“自己不為自己吹號，誰能幫你？”在一次工人大會上，劉易斯致開幕辭：“聽聽‘馬其頓人’[3]的呼喊，那是人們發(fā)自肺腑的吼聲！我認為勞聯(lián)的未來就取決于這次大會的決議。”說起對手勞聯(lián)主席威廉·格林，他叫道：“哎呀，可憐的格林，我太熟悉他了。他磨磨蹭蹭，隨波逐流，還哀嘆什么‘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劉易斯讓工人組織分裂成兩派，還得意揚揚地說：“他們對我拳打腳踢，我就讓他們吃不了兜著走。”
聽了這話，沒幾個人笑得出來。自由派覺得他深謀遠慮，反對派覺得他是邪惡的化身。在某些圈子里，除了羅斯福，就數(shù)他最惹人厭惡。有一次，前戰(zhàn)爭部長帕特里克·J·赫爾利作為礦業(yè)公司律師出席了聽證會，大談他年輕時參加礦工聯(lián)合會的經(jīng)歷。這時，劉易斯憤然起身，響亮地說：“作為礦工聯(lián)合會會員，看到有會友在政壇平步青云、名揚天下，我與有榮焉。”他突然重重地頓了下，接著說，“但這個人背叛了年輕時參加的工會，看著真是讓人哀傷和遺憾。”又停了下，說，“就為了30塊臭銀圓。”[4]赫爾利惱羞成怒，朝他撲過去，好在馬上被人攔了下來。劉易斯接著漫不經(jīng)心地說：“那就不提30塊銀圓的事兒吧，但‘背叛了年輕時參加的工會’這句話必須保留。”
這話太過分了，但勇氣可嘉。1969年，總統(tǒng)管理的暴亂調查委員會在報告里說，“在所有工業(yè)國家中，美國的勞工史最血腥暴力。”這其實就是暗指20世紀30年代。當時，產(chǎn)業(yè)工會的不少組織者遭到謀殺，州長派出國民警衛(wèi)隊鎮(zhèn)壓鬧事工人。在喬治亞州，州長尤金·塔爾梅奇設立了一個集中營，專門關押示威工人。賓夕法尼亞州杜肯鎮(zhèn)是一個典型的煤礦鎮(zhèn)。那里的礦廠老板一年會花費1.7萬美元購買軍火，然后炸掉礦工的家，燒毀山上的十字架。賓夕法尼亞州約翰斯敦全市都是一家公司的私有財產(chǎn)，該市市長對記者說：“這里不能缺了警察，就像世界不能沒有音樂。”他說的“警察”是指公司的保安人員。他手下的地方檢察官補充道：“給我200名訓練有素、身強體健的武裝人員，我可以將糾察線上的王八蛋工人收拾利索。”在紡織廠的女工開始反抗時，《紡織雜志》在社論里放話：“死幾百個人保證能讓她們安分下來。”
奇特的是，經(jīng)歷清洗后，工會依舊頑強地存在。羅斯福入主白宮時，工會力量非常弱小。劉易斯領導的礦工聯(lián)合會成員減少到不及10萬人。勞聯(lián)成員人數(shù)只占全國工人總數(shù)的6%。每星期，勞聯(lián)都會失去7000名飽經(jīng)患難的工人。1932年時，勞聯(lián)對資方俯首帖耳，竟然反對起失業(yè)保險。氣勢洶洶的工廠老板相信，和工會組織者對抗無異于和魔鬼較量，但他們可不想輸。1934年12月，拉福萊特領導的公民自由委員會發(fā)現(xiàn)，2500多家公司雇用打手破壞罷工，最大的打手幫派是珀爾·伯哥夫服務公司跟平克頓偵探公司。伯哥夫是個坐擁數(shù)百萬家產(chǎn)的狠角色；平克頓則是底特律汽車業(yè)信賴的雇工，1933—1936年賺了將近200萬美元。這兩個幫會各有一支常備隊伍，隨時準備帶著全自動手槍、瓦斯槍、棍棒開始行動。他們還都在工人中安插了探子。當一名參議員詢問克萊斯勒公司副總裁赫爾曼·L·韋克勒雇用探子的原因時，他回答說：“我們這樣做是為了獲得情報，以便在對付工人時游刃有余。”成千上萬名工人生活在槍口下。匹茲堡煤礦公司真在煤礦里架設了機槍，對準這些工人。眾議院的一個調查委員會追查此事，董事長理查德·B·梅隆振振有詞：“沒有機槍，礦廠就沒法運轉。”
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們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快組織起來。提心吊膽的礦工、曼哈頓區(qū)汗如雨下的服裝工、底特律市布格里斯廠時薪1美分的工人，以及底特律市時薪5美分的店員知道其他辦法不管用。各州的立法也不見效。賓夕法尼亞州工廠主強迫童工每星期工作90個小時，因此被罰款100美元。為了彌補損失，工廠主就從童工每星期的薪水中扣除33美分。每星期，至少有一名煉鋼工人的衣服著火。每年，鋼鐵廠會有兩萬多名工人因工傷致殘，但老板們仍不愿花錢改善安全設施。在五分一角店打工的女孩們工資是1角5分。當她們讀到伍爾沃斯公司女繼承人芭芭拉·霍頓小姐暢游歐洲，四處和貴族結親的新聞時，怨艾地唱道：
芭芭拉·霍頓是個富婆，
錢從哪兒來自不必說，
五分一角店員工累死累活，
伍爾沃斯給我們臭錢幾個。
威廉·格林挺著個啤酒肚，劉易斯叫他“坐如鐘的比爾”。格林間接地推動過《全國工業(yè)復興法》第7條第1款的制定。《全國工業(yè)復興法》規(guī)定要訂立行業(yè)規(guī)程，這點可能扼殺工會的前途，工人們知道后坐立不安，一直向約翰遜抱怨。約翰遜聽了也很著急，所以慌忙加上集體談判權這一條。但格林沒看出這個條文大有文章，實際上，這個條文很含糊：它沒有規(guī)定雇主要承認工會，如果雇主想和公司工會打交道，完全可以。而且，這個條文也沒說清楚工人應如何推選代表。但劉易斯卻注意到了，細節(jié)可以慢慢談，重要的是這個條文的宣傳價值，它宣告了聯(lián)邦政府的目標。他將它和林肯的“廢奴宣言”相提并論，并讓身強力壯的助手開著宣傳車，帶著宣傳冊前往各大煤礦：“總統(tǒng)希望你們參加工會。不參加工會，就是不愛國。工會的人就在這里，別擔心會費，加入就好！”
工人們聽了之后，立刻響應起來，速度之快，連劉易斯都大吃一驚。《全國工業(yè)復興法》本來是為復興商業(yè)而制定的，沒想到卻刺激了工會的發(fā)展。在羅斯福簽署這項法案的三個星期內，退出礦工聯(lián)合會的13.5萬名工人又重新入會。1934年年初，劉易斯登記冊上的會員數(shù)就將近40萬。西德尼·希爾曼和戴維·杜賓斯基開著宣傳車到了紐約市，廣發(fā)傳單。不到一年，國際制衣女工工會會員數(shù)就翻了兩倍，達到20萬。到20世紀30年代末，這個數(shù)字超過了40萬。
羅斯福對政治事件一向見微知著，這次卻后知后覺。鑒于他的出身，羅斯福并不習慣和工會結盟。他把自己看成救世主，樂于對受剝削的工人施舍恩惠，但成為工會的盟友又是另一回事。雖然他想提高工資、縮短工時、配備更好的安全設施，但他不確定劉易斯的辦法是否最有效，甚至不確定是否正確。如果工人成為一股強大的經(jīng)濟新生力，羅斯福也不能冷眼旁觀，遠離勞資沖突。因此，頭幾年他一直猶豫不決。海伍德·布魯思在一次群眾集會上高呼：“工人的頭號公敵是羅斯福。”這可謂荒謬之極。然而，羅斯福確實認為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弗朗西斯·比德爾（時任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主席）兩人太過偏袒工人。國會中支持勞工的人里，羅斯福只佩服紐約州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瓦格納積極推進新勞工法的制定，并漸漸說動了羅斯福。但是，當時局勢變幻莫測，根本沒時間講大道理。
劉易斯的協(xié)會吸收了越來越多的工人，格林看著心里擔憂，一直勸他“悠著點兒”。后來，可怕的大罷工呈現(xiàn)出不可阻擋之勢，一觸即發(fā)。工廠主安排了人員準備血戰(zhàn)，有的設置了路障。國內的軍火市場達到了空前的規(guī)模。1933年夏，肯塔基州林奇鎮(zhèn)的工廠保安隊在4個星期內買了41支來復槍、21支左輪手槍、500發(fā)子彈和大量的催淚彈。聯(lián)邦執(zhí)法官員警告他們，可能會面臨聯(lián)邦指控。但控制城鎮(zhèn)的公司激烈地回答說，這個鎮(zhèn)是公司的私有財產(chǎn)，華盛頓無權干涉。羅伯特和海倫·林德組織的調查組在印第安納州曼西鎮(zhèn)發(fā)現(xiàn)，通用汽車公司擴編保安隊，用來關押疑似工會組織者。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將克利夫蘭的店鋪關閉數(shù)天，并把責任推到店員身上，說他們不上班，甚至扣錢，令他們一頭霧水。公司老板這么做，其實是想告訴員工，加入工會沒好下場。1934年，劉易斯號召賓夕法尼亞州的7萬名礦工罷工，掀起了20世紀30年代工人運動的序幕。這次罷工狂潮席卷了阿勒格尼河谷。杜肯鎮(zhèn)鎮(zhèn)長發(fā)表談話，似乎把罷工的工人當成了反抗的印第安人，要把他們擋在關外。他說：“我們在橋頭等著，要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
1934年，總共爆發(fā)了1856起罷工，大部分是為了爭取資方承認工會的合法性。那是段悲慘的歲月，資方的恐怖手段染紅了勞工史，血跡斑斑。在弗立克礦區(qū)，公司雇用的槍手守在礦井外，若有工會成員出現(xiàn)，他們就會開槍。在資方私有的威斯康星州科勒鎮(zhèn)，破壞罷工的暴徒向勞聯(lián)糾察隊開槍，造成2死35傷。在托萊多電動車燈公司，新成立的全美汽車工人聯(lián)合會正在和蠻橫的管理人員談判，國民警衛(wèi)隊槍殺了27名工人。舊金山的數(shù)名碼頭工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多名卡車司機、新英格蘭地區(qū)和南方各州的15名紡織工人都被殺害。明尼阿波利斯市有兩名特派代表也被謀害，其中一個是商人。埃里克·塞瓦賴德當時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報》記者，報道了罷工的新聞。他看到尋釁復仇的警察朝著手無寸鐵、毫無警覺的人群一通掃射，67人受傷，2人重傷不治。目睹這樣的場面，他嚇得目瞪口呆，隨后寫道：“那一刻，我突然從心底里明白了什么是法西斯主義。”劉易斯感嘆：“工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樣，滿腹憂愁。女人們?yōu)樗勒邞Q哭，為生者的前途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