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星期日，羅斯福開始給全國人民上第二堂課。白宮一樓外事接待室的壁爐前擺著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共同廣播公司的話筒。總統說他希望隨性些，像在起居室和鄰居聊天一樣親切自然。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華盛頓辦事處經理哈里·C·布徹說，如此一來，不如就叫作“爐邊談話”好了。自此，這個名字就流傳開來。羅斯福叼著象牙長煙嘴，慢慢抽著，談論起全國銀行停業的問題。“朋友們，我想告訴大家，過去幾天我們做了什么，為什么這樣做，下一步要做什么。首先，讓我陳述一個簡單的事實。大家把錢存到銀行，銀行并不是把錢放在保險柜里，而是用來投資各種信用債券和房屋抵押貸款。換言之，銀行會把錢拿來投資，使一切運轉起來……”
羅斯福態度溫和，沒有居高臨下，用人人都能明白的句子和表達方式將復雜的工業經濟表述得很清楚。他的語言質樸平實。這種風格也反映在白宮的裝飾上，前任政府留下的鋪張排場都被去除。這里沒有跑腿的仆人，沒有號兵，沒有軍旗敬禮分列式，沒有士兵換崗儀式，7道菜的用餐習慣也省去了。在華盛頓的眾多官員中，羅斯福的飲食是最簡單的，時間不允許他成為美食家。在白宮用過餐的客人說，這里單調乏味的飲食好像出自寄宿所。一位女士連續三晚都吃到同樣的甜點：一片菠蘿、兩顆櫻桃和稀奶油里的一個核桃。即便如此，她也算是得到了款待。總統的午餐只有一個水煮荷包蛋，才19美分。
在飲食上，羅斯福或許小氣，但這只是表象。他擁有真正的權力，并不在意這些花哨的點綴。小阿瑟·施萊辛格說得好：“羅斯福天生就是當總統的料。”他能決定自己所處時代的命運，歷史上少有人如此。他獨攬大局管理著國家，愛發號施令。他開玩笑地對一個訪客說：“如果可以，難道你不想當總統？有誰不想。”和羅斯福會面后，心理學家榮格回憶說：“毫無疑問，他是個堅強有力的人。他才智超群，堅不可摧，又果斷決絕，靈活多變，你永遠猜不到他會做什么。”W·M·基普林格說他從沒見過任何總統“像羅斯福一樣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埃霍·弗林發現羅斯福身邊的助手和內閣成員不過是跑腿的，“羅斯福總是自己做主”。阿瑟·克羅克說道：“他是老板，是發電機，是鐘表發條。”亨利·摩根索也寫道：“羅斯福就是一個統治者。”摩根索愛和羅斯福辯論，羅斯福也樂于奉陪，但爭論到一定程度，羅斯福便將布滿斑點的大拳往桌上一錘，不再說“我認為”而使用“總統認為”。到此，辯論告一段落，勝負顯而易見。
羅斯福一般一天工作14個小時。一早，他會在床上用餐，邊吃邊瀏覽外事電報和一堆報紙。他的臥室墻上掛滿了船艦的圖片，壁爐架上放著家庭照片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小擺設。早晨起床后，他一般不會見客，但在“百日新政”時期，他的親信顧問會聚在床前和他開會。有時，9點過后，男仆歐文·麥克達菲會為他刮胡須，整好衣裝，再用無扶手輪椅推他到辦公室去。上午10點，一天的忙碌正式開始。如果那天國會開會，他會花上1/4的時間講電話。他跟別人說話時總會稱呼他們的名字，而非姓氏。上任第一個星期，他打了個電話給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那時，華盛頓政界對這位愛戴棕色船形帽的女士并不了解，她對華盛頓的政治人物也不熟悉。當珀金斯的助手拿起電話時，只聽對方說：“我是弗蘭克，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在嗎？”助手轉告珀金斯，她詫異地問道：“弗蘭克？我不認識什么弗蘭克。問他為誰工作。”這么一問，電話那頭響起了笑聲：“我為美國工作，我是總統。”
羅斯福隨時都會接電話，內閣開會時也不例外。想和他通話太容易了，大概有100人可以不通過秘書轉接直接和他通話[1]。他消息靈通，無所不知，因此人們常常會忘記他雙腿不便的事實。內閣會議上，他常轉述別人的話，其中也包括他的夫人。他會說：“我的內人說那片區域正流行傷寒病。”他上任不久頒布了諸多法令，其中就有一條規定：當困難群眾打來電話向白宮求助時，一律不準掛斷，必須有人接聽。羅斯福和民眾溝通頻繁，是歷代總統中表現最好的。有封信這樣寫道：
尊敬的總統先生：
我寫這封信是想告訴你，現在一切都好。你派來的人很快就找到了我家，他們陪我去銀行，申請了貸款延期。你肯定還記得我之前寫信說我家的家具被人搬走了。現在好了，你派來的人幫我拿回來了。我從沒見過像你這樣的總統。
誰也沒見過這樣的總統。羅斯福每天會收到5000—8000封信，是胡佛的10倍。一名國會議員曾將他比作耶穌。一次民意測驗中，紐約小學生將羅斯福排第一，上帝排第二，票數遠遜于羅斯福。美國人民覺得他像朋友一樣對待他們，就寫了41首歌頌揚他的功績。每當他系好腿上的支架，出現在公眾面前時，熱情的群眾都會把手伸向他，想碰到他斗篷的邊緣。在紐約，歌劇《我的粉紅色》的演出現場，演員們每次謝幕時都會將歌曲原文“讓溫特格林當總統”改成“羅斯福是總統”。這時臺下的觀眾會不約而同地站起，報以震耳欲聾的掌聲。安妮·奧黑爾·麥考密克在《紐約時報》上寫道：“沒有哪個總統可以像羅斯福一樣，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給人們帶來希望。”就連皮埃爾·杜邦和威廉·倫道夫·赫斯特也高興不已。一個商界巨頭對約翰·弗林說，他認為羅斯福是自耶穌以來最偉大的領袖，他希望上帝能原諒他之前把選票投給了胡佛。沃爾特·李普曼也改變了以前的判斷，寫道：“我們曾萬念俱灰，對周圍的人和事失望。但僅僅一星期時間，我們對政府和未來又充滿了希望。”
羅斯福的巨大魅力還吸引來了校園里和職場中的年輕人。突然之間，華盛頓的住宿業生意紅火起來。G街、r街、新罕布什爾大道和第21街一帶高大古老的褐色大樓被改造成旅館，等待著加入新政隊伍的年輕單身漢入住。華盛頓的傳統主義者開始害怕起來。后來，有人對小阿瑟·施萊辛格說：“一大群討厭的年輕律師住進了華盛頓……他們趾高氣揚地進入辦公室，占據辦公桌，索要各種文件，忙這忙那，沒完沒了。我不知他們為何而來，做了什么，又為何離開。”
這些年輕人有的沒有離開，有的離開后變換個身份又回來了。財政部副部長迪安·艾奇遜、司法部青年律師J·W·富布賴特（后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放棄藥物學研究而從事救濟工作的休伯特·H·漢弗萊（后任第38任副總統）、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青年律師亨利·福勒（后任財政部長）都是當時聚集在新政旗幟下的人物。林登·B·約翰遜是新人中辦事效率很高的一個，他是得克薩斯州國會議員理查德·克萊伯格的行政助理。約翰遜說服政府讓得克薩斯州的農民帶頭清除一些棉花種植園，以支持農業調整管理局減少剩余農產品的措施，一時獲得了媒體的關注。
新政的眾多政治新星中，還有一些次要角色，如薩姆·羅斯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阿道夫·伯利、“鐵褲漢”約翰遜、哈羅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個眾所周知的綽號“暴躁鬼”。私底下，他還挺喜歡這個綽號的，卻不知羅斯福背后叫他“唐老鴨”。雷·莫利在華盛頓一家酒店里租下了一個套房，出手闊綽，是這群人中最聰明的。那些名氣不敵他的人編了首歌譏諷他：
莫利！莫利！莫利！我的上帝！
農業部士氣特別高昂。新上任的總顧問杰羅姆·N·弗蘭克招收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律師，有瑟蒙德·阿諾德、艾畢·福塔斯、艾德萊·史蒂文森、納撒尼爾·韋爾、約翰·艾布特、內森·翰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同班同學阿爾杰·希斯。政府一些其他部門的人對他們贊賞有加，認為其中大部分人未來前途無量，特別是希斯。
希斯、普雷斯曼、翰威特、阿布特和韋爾都是一個共產黨小組的成員，常在康涅狄格大道音樂工作室秘密見面。他們會對新政府進行研究，卻沒有頭緒。這不足為奇。莫利那時被看作是一個激進的自由派，而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強烈反對在外交場合承認蘇聯的合法地位。華萊士認為共產主義挑起了階級對立，口氣好像阿爾·史密斯。最讓人捉摸不透的還是總統先生。在就職典禮上，羅斯福偏向經驗主義，但很保守，他早期的措施得到了右派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挽救銀行業的頹勢后，羅斯福實行的第一個措施是削減退伍軍人的退伍金和政府人員（包括國會議員）的薪資。
然后，他成立了民間資源保護隊，組織貧困家庭的年輕人參加水土保持工作，獲得了保守派的好評。但共產黨的一名發言人將此舉稱為“強迫勞動”，勞聯領導人威廉·格林則稱羅斯福的這一做法具有“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主義和某種形式的蘇維埃主義的意味”。但是，羅斯福很重視民間資源保護隊，在軍隊的支持下，此舉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效。這個組織由麥克阿瑟負責組建。喬治·C·馬歇爾上校負責南方17個團隊的管理，成效卓著，引起了總統的注意。（在分管賓夕法尼亞州時，艾森豪威爾少校忽視了政治因素，讓共和黨人占據了所有重要崗位，落得個辦事不力的印象。）最后，250萬青年加入了民間資源保護隊，穿上了草綠色的制服。他們種下了2億棵樹木，建起了從得克薩斯州到加拿大邊境的防護林帶，完成了羅斯福的構想。
4月19日，羅斯福廢除了金本位制，此舉卻并未獲得右派的支持。現在看來，是因為人們對黃金的追崇根深蒂固。幾個世紀以來，歐美各國一直嚴防黃金外流，把黃金視為西方文化的特征。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黃金是強國的象征，白銀則是落后國家的標志。一些共和黨人把貨幣貶值的策略描述為“橡皮美元項目”。阿爾·史密斯說，他贊成“金本位”，反對“胡扯本位”。羅斯福的白宮預算辦公室主任則說，總統此舉意味著“西方文明的終結”。但是，美元貶值11.5%，當年夏天繼續貶值17%后就穩定下來。這時，歐洲已出現通貨膨脹的跡象，美國再次擁有了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對此，普通人看不懂倒也自然，至少華爾街的精英們看得明白。查爾斯·蓋茨·道斯拍手稱快，共和黨領導人也拍手叫好。羅素·萊芬韋爾是摩根大通公司的合伙人，他在給羅斯福的信中寫道：“你廢除金本位制的決定把全國從崩潰的邊緣拉了回來。”在一份罕見的公開聲明里，摩根本人也表現出對羅斯福決策的聲援：“看到總統做出這樣的決定，我很高興……顯然，想消除‘大蕭條’的陰霾，就要反對并打倒主張通貨緊縮的勢力。”
任何決策，只要受到華爾街23號（摩根財團所在地，意指華爾街金融勢力）的歡迎，就談不上革命性或者開明。直到3月下旬，羅斯福才明確變為“左”傾。那時，他要求國會批準《農業調整法》和《聯邦緊急救濟法》，并在5月12日——“百日新政”第65天，簽署了這兩項法案。《農業調整法》顯然是針對艾奧瓦州農民暴動事件制定的，該法案采用減少產量的方法提高農產品價格。這種補貼農民、讓他們少種地的做法，有違常理。亨利·華萊士的這段話道出了上百萬人的心聲：“我希望只此一次，以后再也不用這樣的辦法。莊稼長得正好，卻要毀壞，實在有悖常理。”4個月后，他卻不得不下令屠殺600萬頭小豬。他自己對這樣的做法憎惡不已，但也只能埋怨胡佛措施不當，留下了這樣的爛攤子。（羅斯福開玩笑說，要給豬實行計劃生育。）從長遠影響的角度看，聯邦政府主持救濟引起的爭議更多。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犀利地指出：“參議員們，人們天天需要吃飯，不是等到長遠后才吃。”霍普金斯是個身形瘦削的高個兒，頭發蓬亂，慣于冷嘲熱諷。“大蕭條”時，他在紐約做社工。新政期間，他一直和羅斯福保持著密切聯系。他能進入政府工作，離不開貴人的引見。最初，他只是一個無名小卒，根本見不到總統。在紐約參加一個名流聚會時，他看到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也在場，便懇請她到樓梯間說話。當時人聲嘈雜，只有那里比較安靜。霍普金斯向她解釋了聯邦救濟金的重要性，珀金斯小姐便將他推薦給羅斯福，羅斯福又將他的方案提交給了國會。見此方案，共和黨人無不震驚。馬薩諸塞州參議員羅伯特·盧斯斥其為“社會主義”，緬因州參議員卡羅爾·L·比第驚呼：“上帝救救美國人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