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時代，倘若有人有意害你的話，最簡易而巧妙的辦法，是不管你平日的實際言行怎樣，只要隨便硬把一個犯禁的什么派或什么黨的帽子戴到你的頭上來，便很容易達到他所渴望的目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可以希望你犯著“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幾條，輕些可以判你一個無期徒刑，以便和你“久違”“久違”，重些大可結果你的一條性命，那就更爽快干凈了。

記者辦理本刊向采獨立的精神，個人也從未戴過任何黨派的帽子。但是近來竟有人不顧事實，硬把和我不相干的帽子戴到我的頭上來。有的說是“國家主義派”，讀者某君由廣州寄來一份當地的某報，里面說“你只要看東北事變發生后，‘生活’周刊對于抗日救國的文章做得那樣的熱烈，便知道它的國家主義派的色彩是怎樣的濃厚！”原來提倡了抗日救國，便是“國家主義派”的證據！那只有步武鄭孝胥、謝介石、趙欣伯、熙洽諸公之后，才得免于罪戾！

不久有一位朋友從首都來，很驚慌地告訴我，有人說我加入了什么“左傾作家”，我聽了肉麻得冷了半截！我配稱為什么“作家”！“左傾作家”又是多么時髦的名詞！一右就右到“國家主義派”，一左就左到“左傾作家”，可謂“左”之“右”之，任意所之！如說反對私人資本主義，提倡社會主義，便是“左”，那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里講“平均地權”，講“節制資本”，講“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何嘗不“左”？其實我不管什么叫“左”，什么叫“右”，只知道就大多數民眾的立場，有所主張，有所建議，有所批評而已。

最近又有一位讀者報告給我一個更離奇的消息，說有人誣諂我在組織什么“勞動社會黨”，又說“簡稱宣勞”，并說中央已密令嚴查。這種傳聞之說，記者當然未敢輕信。甚至疑為捕風捉影之談。這種冠冕堂皇的名稱，我夢都沒有夢見過，居然還有什么“簡稱”！我實在自愧沒有這樣的力量，也沒有這樣的資格。

有一天有一位朋友給我看，某報載張君勱等在北平組織國家社會黨，說我“已口頭答應加入”。那位記者不知在哪里聽見，可惜我自己這個一點不聾的耳朵卻從未聽見過！

我們在小說里常看見有所謂“三頭六臂”，就是有三個頭顱，也難于同時戴上這許多帽子，況且區區所受諸母胎者就只這一個獨一無二的頭顱，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實覺辜負了熱心戴帽在鄙人頭上者的一番盛意！

根據自己的信仰而加入合于自己理想的政治集團，原是光明磊落的事情，這其中不必即含有什么侮辱的意義。不過我確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團，既是一樁事實，也用不著說謊。我現在只以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資格主持本刊，盡其微薄的能力，為民族前途努力，想不致便犯了什么非砍腦袋不可的罪名吧。

要十分客氣萬分殷勤硬把不相干的帽子戴到區區這個頭上來，當然不是我個人值得這樣的優待，大不該的是以我的淺陋，竟蒙讀者不棄，最初每期二三千份的“生活”，現在居然每期達十余萬份（這里面實含著不少同事的辛苦和不少為本刊撰述的朋友的腦汁，決不是我一人的努力），雖夾在外國每期數百萬份的刊物里還是好像小巫之見大巫，毫不足道，而在國內似乎已不免有人看不過，乘著患難的時候，大做下井落石的工夫，非替它（“生活”）送終不可，而在他們看來，送終的最巧妙的方法莫過于硬把我這個不識相的家伙推入一個染缸里去染得一身的顏色，最好是染得出紅色，因為這樣便穩有吃衛生丸的資格，再不然，黃色也好，這樣一來，不幸為我所主持的刊物，便非有色彩不可，便可使它關門大吉了。我的態度是一息尚存，還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數，決不屈服。我認為挫折磨難是鍛煉意志增加能力的好機會，講到這一點，我還要對千方百計誣陷我者表示無限的謝意！

（原載1932年10月8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