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梁帝國三省六部這一中樞制度的確立，代表著自兩漢以來皇權對于外廷的干預和分權總算告一段落，且終于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三省六部若是追溯淵源，前身其實都是君王內侍近臣，皇帝為了保證君權得以獨大，且對外廷能夠形成有效制約，而不斷將自身的權威下放給這些近侍臣子，使他們得有資格參與到外廷行政之中，對原本三公九卿的體系不斷造成沖擊，甚至他們彼此之間也都存在著相互制約的能力。
    當然，除了三省六部這一中樞主體制度的創設，遠三公九卿舊制也得于保留，只是不再作為中樞制度的主體而僅僅只是一種補充。
    這其中，三公成為真正的榮銜用以犒獎那些正色立朝的耆老重臣。而九卿則剝離原本的政治禮遇，退化為單純的事務性職事，用以補充三省六部偏重政策的不足。
    這也算是一種褪去繁華之后的返璞歸真，九卿改為九寺，再加上同為事務性的五監，如是便組成獨立于三省六部之外的事務型職官體系。
    三省六部，九寺五監，再加上一個風聞奏事、監察百官的御史臺，如是便構成了中樞官署的基本構架。
    這一整套臺省、寺監的定制改革，在大業元年伊始的一年多時間內逐漸完成。這還是因為朝廷中樞本就脫胎于原本的洛陽行臺，諸多創制其實早有雛形，在審定職權、核定品階之余，同樣沒有荒廢了正常的行政事務。
    當然，在這一年時間當中，除了中樞改制之外，朝廷對于地方上的監控也并沒有松懈。
    至于地方積弊，其中最大一樁就在于州權過大，這是后漢以來長久積弊，單以江東舉例，三國之中的東吳政權所以創立，基礎就在于半個揚州的江東六郡。而荊州更以分陜重鎮，屢屢抗衡中央。
    更不要說，大梁皇帝沈維周本身就是從方鎮崛起，構建霸府，最終締造新朝。
    所以，如何有效的限制、制約州刺史的權柄，將是大梁新朝能否長治久安的一個關鍵問題。
    關于這一點，朝廷主要提出了三個解決途徑。首先便是針對州這一級行政單位的體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類似舊年沈氏為了獲取一個方鎮基礎而拆分揚州，便提供了一個經驗。
    這一項工程，注定浩大，為了保證地方上的穩定，不可追于一蹴而成的急功，因是第一批拆分的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區。像是原本的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隨著大業元年將近尾聲，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個左右，未來則肯定還要繼續推行，確保任何一個獨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體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樞。
    第二個途徑，便是流官定制，州刺史一年一評，三年一考，依照政績優劣分為征、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征入朝中執掌部司寺監，或流入別州繼續外任，或降品黜用。給外州任事者規定一到三年的任期，確保不會久任一地而專擅地方。
    第三個途徑，則是事權下放。此前地方政令構架大體分為州郡縣三級，大梁新朝則直接取締了郡一級行政單位，這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對郡望舊族的一種打壓。
    所謂名教，立為名分，定為名目，號為名節，制為功名，以名為教。所謂的名，狹義上就可解為名詞。三綱五常，你無需了解內在機理，只需奉此名目不悖，便可成為守禮恭謹之順民。
    名詞更可引申為概念，無需了解更多歷史細節與世道進化機理，你只需明白九品官人法是一個落后的、腐朽的概念，而科舉則就是一個進步的、開明的概念，后者取代前者，便是一種進步，毋庸置疑。
    如此一來，世族豪門鄉聲譽望何以名為“郡望”而非縣望或州望，這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玩味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大梁新朝創設伊始，郡作為一個行政實體被直接廢除取締，這在無形中就化解了相當一部分郡望給世家舊族帶來的實際惠利。
    州權下放，郡治廢除，相應的縣這一級行政單位的存在感便得于大大加強，而縣令也成為大梁統治之下位卑而權重的代表。
    在過去一年時間里，中樞詔令下達兩千余條，其中確定將會推行實施的政令范疇則達到一千條以上，而在這個范圍之內，單單直接詔達縣令一級的，便有七百條之多。
    在這個事權下放的過程中，皇帝陛下更是親自身體力行，以實際行動表示出對于縣令這一級主政一方官員的重視。像是大業元年的三月、七月、十月等，皇帝陛下連續數次親臨中書省，主持各地縣令選任委派事宜。
    皇帝有此私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天中學府創設經年，培養出大批時流少賢，但這些人或限于年齡、閱歷等等，還沒有達到大事推之的層次，但若就任百里一侯，則恰如其分。
    這些人可謂是真正的天子門生，入學天中以來，深受皇帝陛下理念影響?，F在他們正式踏上仕途，也正能將一身所學推及四方，實實在在的給世道帶來深刻影響。
    在朝廷內外百官之中，核定品秩，其中正一品并無職官，一品者，天人也，僅僅只是作為老臣哀榮追贈，特旨一品寄祿。
    從一品六人，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并為六公，至于充滿霸府味道的大將軍、大司馬職則廢而不授，六公往往也只是作為榮授而非常職。
    正二品為三高官官，也是臺省正式任事官員品秩最高一等，其中尚書省左右仆射特進正二品。從二品為東宮三長、諸軍區大都督并禁衛六軍都督，畿內及陪都諸尹即洛陽、長安、建康三尹。
    正三品為三省副職、六部尚書、東宮三客、領軍都督、太常卿、宗正卿并上州刺史等。
    至于作為地方各級官長中新貴的諸縣縣令，則依縣治大小不同而分列正七品、從七品。同時，縣令一級的官員能否快速成長起來，也關系到大梁整體官制改革的深入程度。
    諸州劃分之所以需要分步進行，主因并不在于事務繁重與否，而在于朝廷缺乏擁有執政一方經驗與能力的官員儲備不足。
    雖然此前洛陽行臺也儲備了相當一批人才，但是之后河北、山西的收復同樣也帶來了大量的人才缺口。就算是有秘閣少賢專項培養，在短時間內，朝廷仍然缺乏足夠成熟、能夠推以州事而任的官員，只能等待基層才力成長起來，才能將改革繼續深入推進。
    整個大業元年，洛陽朝廷都在忙碌中渡過，包括皇帝陛下本人，至于三省宰輔留宿于設于門下省的政事堂，則更是家常便飯一樣尋常。
    努力自然就有收獲，當大業元年將近尾聲，中樞制度改革算是暫告段落，中樞與地方都開始井然有序的運行起來。
    當然改革的步伐并不會就此頓住，像是明年之后，內外政令、職任都已經運行過一段時間，優劣如何肯定也都會有所彰顯，因此僅僅只是搭建起框架的御史臺便需要仔細擴充起來。
    因此在大業元年末尾，遠留守長安的李弘便被調入朝廷，正式擔任御史大夫，開始選募諸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各州縣觀察使，可謂是磨刀霍霍向百官。
    與政務上章制悉定向呼應的，便是朝廷在用兵討逆的軍事方面，同樣保持著高歌猛進的姿態。
    河北謝艾所統王師仍在穩定高效的打擊圍剿著以石虎之子、偽趙王石宣為首的羯國殘余，并將羯國殘余勢力驅出原趙郡、新興郡等區域，將這些羯國殘余完全限制在了雁門、代郡等邊地，再也沒有力量去破壞河北整體的入治情況。
    與此同時，隴右王師也是頻奏凱歌，在原涼州州主張重華出走東歸入洛之后，原本涼州相持不下的局面便不復存。
    庾曼之在接手張重華所留下的枹罕、姑臧等重鎮之后，隨著關中援兵抵達隴上，即刻便向盤踞于張掖、酒泉等地的張祚勢力發起進攻，數戰皆勝，直將張祚逐入敦煌胡部之中，并最終在十月初勇克敦煌，胡部酋首膽寒之下獻上張祚首級。
    大業元年末尾，以隴右獻捷而告圓滿結束。臘月中，皇帝陛下攜同臺省文武群臣，于舊洛軍城并觀演武。此次演武，各邊精銳軍眾與會者共五萬之眾，甲數雖然不可稱為至盛，但論及精悍勇武，則遠邁近代，不遜古朝。
    演武之后，皇帝陛下詔示諸軍，將于天中再設講武堂，令各都督區、軍府并鄉屯并選武貢，朝廷兵部以射策、韜略、弓馬、抵技、軍器、營庶等六科武試選才，六科優選并授牙門、驍果校尉，為國儲力，選赴戎用。
    此次武舉，耗時三月有余，內外諸軍精勇并百姓驍勇樂戰者俱活躍其中，優中擇異最終選出牙門將才三百六十人，并授舉人，以武名號。這已經是轉年春末，諸武舉將才追從奮武都督、汝南王沈云大軍南下，匯同原荊州鎮卒正式向蜀中成漢政權發起滅國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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