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章節架構

本書借由“視覺范式”的視角，具體從都市空間與影像建筑、火車旅行與全景感知、震驚體驗與身體聳動、都市交響與聲音風景這四個角度來重溯早期歐美電影的一些重要問題。無論是城市、交通、身體還是聲音，其中所包含的重要問題都指向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性（尤其是城市現代性）的內容與肌理。

具體來說，第一部分“都市空間與影像建筑”探討早期電影同城市空間在現代性層面上的再現、體感和互浸的意義。首先在第一章“城市與早期電影：交互的現代性”中，筆者從總體上論述早期電影同城市之間交織、共生、互浸的關系。借由文化實踐、藝術語匯、地理繪圖和空間敘述四個角度，本章將電影作為一種多元化的對象進行考察，挖掘早期電影不同層面的屬性與特征——從經濟實體到技術載體，從藝術語匯到文化地理，從意識形態到公共空間，從實踐形式到敘述手段，早期電影和城市之間的復雜交融，促進了兩者更好地協同發展，并共同形塑了人們對于城市現代性的新知覺范式。在第二章“境況電影中的都市風景”中，筆者借由“風景”（landscape）的理論范式與視角，進一步探究早期城市影像的形式美學，思考早期的攝影師（或導演們）如何運用一些藝術感來“設計”和“編排”影像，設計“都市風景”。境況電影（actuality films）中已經蘊含了部分紀錄片的視覺美學元素，并為后來的多鏡頭、剪輯式、敘事性電影提供了基礎；其中“城市”作為一種“原電影”因素，令影像不斷促生新的藝術技巧和美學原則，豐富了早期觀眾的現代性視覺體驗。而第三章“現代建筑與早期電影的空間感知”在承認和強調電影和建筑作為“體感”（haptic）空間的理論基礎上，集中探討現代建筑理論中所蘊含的影像思維，思考現代建筑理論如何從電影中獲得靈感與創意，生發重要的空間論述。從早期電影和建筑對“運動影像”的關注到20世紀20年代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場景設計，從早期的境況電影和“建筑紀錄片”的空間記錄到“蒙太奇”概念的闡發與應用，現代建筑理論的創意性觀念不僅來自建筑師們的“抽象空間”，而且源于電影導演和理論家詮釋和創造空間的努力。作為一種交叉學科的研究，本章希望將電影學理論同建筑學理論相結合，針對一些重要的現代建筑和電影理論進行分析，并管窺建筑和電影兩種產業之間的互動關系。第一部分的三章并未過多討論早期電影的文本或導演，而是試圖跳脫“藝術再現”的分析模式，側重于從理論上探索早期電影和城市發展在現代性上的互融、互浸與互感，以探索新“知覺范式”的表現與特征。

第二部分“火車旅行與全景感知”從交通運輸的角度思考早期電影與現代性城市的關系。在眾多交通工具中，筆者選擇“火車”這一具有代表性的物件、現象和符號進行深入分析。火車作為重要的現代性物件與交通工具，同城市發展之間具有密切而復雜的關系；而早期電影對于火車的熱衷，令其作為一個重要的視覺符號，再現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都市現代性的種種面貌和征候，也促成了電影在視覺語言、性別觀念、階級論述等方面的轉型與革新。首先在第四章“火車與早期電影的視覺語言革新”中，筆者思考在現實或再現的層面，電影與鐵路（交通）的生成轉化與思維方式如何相互影響、彼此交融。火車作為重要的現代性物件，促成了電影視覺語言在震驚體驗、運動屬性和時空剪輯方面的不斷革新，同時創新性、先鋒性的影像又影響了觀眾知覺范式的轉變，拓展了審美現代性的內容與形式。從《火車進站》（The Arrival of a Train）到《隧道里的吻》（The Kiss in the Tunnel）再到《火車大劫案》（TheGreat Train Robbery），火車和鐵路作為一種社會性、感覺性和意識形態性的現代性物件、現象和交通工具，不斷促進早期電影視覺語言和敘事手段的產生與進步。無論運動性、全景性還是創傷性、敘事性，都是火車與電影兩者之間得以溝通與融合的現代性特征，被盧米埃爾兄弟、史密斯（G-A-Smith）、鮑特（Edwin Porter）或格里菲斯（G-W-Griffith）等具有創造力的導演用來革新電影的視覺語言，開拓新的知覺范式。在第五章“火車旅行與早期電影中的城鄉對立”中，筆者立足于火車、城市和早期電影三者研究的交叉點，從階級的角度集中思考都市現代性的重要主題之一“城鄉對立”在早期火車電影中的再現。一些電影中的城市具有一種中產階級的特權視角，火車突顯了其主體位置和支配地位；而另一些電影則具有反城市化的傾向，鼓動中產階級逃離“都市病”。與此同時，從知覺范式的角度來說，早期火車電影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強調“流通”（circulation）與“全景”（panorama）的特質，加速了城鄉之間的融合。而在第六章“雙重形塑：早期火車電影和鎳幣影院中的女性”中，筆者則從性別的角度切入，探討火車電影空間（包括火車影像、真實鐵路空間、鎳幣影院）中女性的形象塑造與身份定位。空間中女性的被侵犯與欲望化使之不斷遭受主流話語的譴責與規訓，因此浪漫化的女性形象、女性氣質的借用以及對女性群體的討好密切聯系著以上三個空間在主流話語中的“正名”歷程。這三章的內容分別從視覺語言、階級呈現和性別意識的角度思考早期電影中的火車與交通，于此當中我們能夠管窺作為現代性物件的火車和早期電影相互影響的關系，以及對于新“知覺范式”的創造性意義。

第三部分“震驚體驗與身體聳動”聚焦于早期電影中的身體呈現與感受問題。早期電影帶給觀眾的“原初激情”（primitive passion）和“震驚體驗”（shocking experience），是同城市現代性密不可分的。在第七章“戲法片、城市與身體聳動性”中，筆者探究現代都市人對于“聳動性”（sensationalism）視覺刺激的興趣和追求。在這一方面，本·辛格通過探討早期電影中的“通俗劇”來揭示現代性的視覺表達方式，尤其是20世紀初諸如《寶琳歷險記》（the Perils of Pauline）、《海倫歷險記》（the Hazards of Helen）等系列“兇殺片”（blood and thunder）反映了都市感官環境中的現代性大眾娛樂與視覺文化的轉變。第四部分“都市交響與聲音風景”從聲音的角度，重塑早期電影重要的美學特征。眾所周知，20世紀20年代以前的電影是默片，探討默片中的聲音問題似乎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的舉動。然而，正如瑞克·阿爾特曼所說，早期電影被看作一門完完全全的“視覺藝術”，這樣的觀點值得反思。那么，追尋早期電影的聲音呈現，在城市現代性的問題上能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發？首先在第十章“都市交響樂：早期電影的聲音風景”中，筆者從城市現代性的聲音風景、早期電影的聲音構成、聲音技術的發明、影院空間的影響這四個角度，梳理與綜述同早期電影聲音相關的學理性內容。作為一項現代性的都市實踐，聲音的制作和傳播帶給早期的觀眾（聽眾）有趣而深遠的“震驚體驗”，它同空間設計、技術革命、跨媒實踐、觀眾反應等因素息息相關，也在某種程度上見證了早期電影在城市形態、知覺范式、社會關系等方面的變化。由此我們強調，對于早期電影來說，1906年（前后）這一在視覺上所強調的轉折點（從“吸引力”到“敘事性”電影），在聲音方面并不能完全成立；反而1909年（前后）才成為重要的轉折點。第十一章“故音與新聲：早期電影配樂的形式與風格”探討“音樂”這一在早期電影聲音的眾多形式中最為重要的內容。筆者從當前學界討論較少的幾個視角——流行歌曲、“配歌畫片”（illustrated song slides）和當代配樂切入，思考和梳理早期電影配樂中重要的問題意識。通過重回歷史現場并考察早期電影配樂師在古典音樂和流行歌曲之間的選擇，我們得以管窺當時觀眾的欣賞偏好與文化認同；而通過對于“配歌畫片”及其表演的探討，我們則能夠探析電影放映“間隙”中特殊的娛樂方式，并討論早期流行歌曲與電影之間復雜的聯系與互動。在此基礎上，本章考察早期電影的當代重新配樂問題，試圖勾勒早期電影音樂的前世今生，思考“故影新聲”的形式、風格與意義。第十二章“辯士：默片時代的發聲者”討論早期電影中的重要聲音元素——辯士的作用與意義。從西方的“講解員”到東方的“辯士”，早期電影的講解或配音方式是非常值得深究的，尤其在東方（尤其是日本），辯士解說并未如歐美等大多數地區的配音活動一樣，隨著有聲電影的興起迅速走向沒落，反而在有聲電影出現后的近二十年間仍然活動頻繁，其中包含著歷史、現實、社會、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成因。本章從社會語境、文化傳統以及辯士活動的時代意義等角度出發，探討辯士這一電影中曾經的特殊角色緣何形成，又為何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興盛不衰，并簡要觸探“辯士”從日本到朝鮮，到我國臺灣的發展軌跡。第四部分的討論，希望能夠為早期電影研究中一直以來非常薄弱而受壓抑的“聲音”領域增磚添瓦，并以此思考早期影院、辯士、樂隊、流行歌曲、游樂場等城市空間與文化形式對于現代性生活形態的塑造意義，探索早期電影音樂如何開啟觀眾現代“知覺范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