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結果在許望秋的意料中：“長鏡頭優點很明顯，非常寫實，但缺陷也非常明顯，不能把一些無謂的動作和過程剪掉，會導致電影節奏緩慢，會導致電影缺乏代入感。對絕大部分觀眾來說，是不愿意看節奏緩慢，缺乏代入感的電影的。”
    許望秋看了眼李沱他們：“事實上，法國新浪潮的幾個代表人物，比如特呂弗和雷乃都已經回歸傳統，開始拍商業電影了。因為他們非常清楚，繼續按照電影繼續按照新浪潮的路往下走，那就是死路一條。”
    李沱皺了皺眉，終于將自己的真正想法說了出來：“可依然很多人在按照新浪潮的路繼續往下走，我認為電影行業很重要，但自由更重要，難道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嗎？”
    許望秋沒想到李沱會這么說，當即反駁道：“當然有，活著比自由更重要。對于人類來說，沒有什么比活著更重要的，只有活著一切才有可能。如果連活人都沒有，自由還有意義嗎？電影同樣如此，如果觀眾都不進電影院看電影，整個電影產業都崩塌了，甚至連電影都沒有了，所謂電影的創作自由還有意義嗎？”
    李沱冷笑道：“你這是危言聳聽，搞得好像學歐洲藝術電影，以長鏡頭理論為主導，中國電影就會死似的。”
    許望秋心想90年代后期的中國電影雖然沒死，但只剩下一口氣了，對電影系統的職工來說更是如此，你們這些專家教授哪里能體會到普通人生活的艱辛，不由嘆了口氣道：“美國電影產業在60年代受電視的沖擊陷入困境，東瀛電影在60年代末陷入困境，法國、意大利也都是如此。電視對電影的沖擊是歷史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國家比較窮，但國家也在大力引進電視生產線。在幾年后電視機會涌進千家萬戶，會對電影造成極大的沖擊。藝術電影沒有拯救東瀛、法國和意大利電影，真正走出電視陰影的只有美國。”
    許望秋頓了頓，沉重地道：“我在這里不想說什么深奧的理論，也不想說什么深邃的思想，我想說的是電影系統幾十萬人，在未來的生死存亡！”
    北電學生很多都是電影系統的子弟，聽到這句話內心一震。關系到電影系統的生死存亡，這個問題真的有那么嚴重嗎？
    李沱盯著許望秋緩緩搖頭：“既然你這么說，那我也明說了。蒙太奇也罷，長鏡頭也罷，其實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創作自由。什么能夠保證我們的創作自由，什么就是好的。”
    現場專家教授中有少人在微微點頭，這也是他們的心聲。
    許望秋只覺心里一寒：“只要能夠保證創作自由，就是好的？那別的就不管了，就算把電影產業推向深淵也無所謂是嗎？就算把電影系統幾十萬人的飯碗都砸了也無所謂是嗎？”
    李沱不屑地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旁邊的舒曉鳴補充道：“這是一場關于藝術審美的革命，是對四人幫對中國電影毒害的一次革命。太祖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既然是革命，肯定有犧牲，作出一些犧牲也是必要的。不過我們要相信只要有了創作自由，中國電影的未來是美好的。”
    了解中國電影史的人都知道，80年代初電影界對巴贊理論存在嚴重誤讀。許望秋一直以為這是由于巴贊理論沒有系統的翻譯到中國，大家能夠獲得和掌握的信息有限，才導致的；現在他才意識到這不是誤讀，是理論界故意在曲解巴贊理論。
    這些人這么做的目的，是想借助長鏡頭、借助紀實美學來排除極“左”政策對于電影創作的強行干預。在他們看來，巴贊提倡的長鏡頭理論能夠最大限度地保留現實原貌，把選擇意義和闡釋意義的權利交給觀眾，這等于變相支持創作自由。在他們看來，紀實美學強調客觀真實，注重眼見為實，這樣能把政治排除在電影之外，從而保持電影的獨立地位。
    其實這種想法可以理解，畢竟運動剛剛結束，不希望電影創作再受干擾是正常的。可他們明知道這樣做會將中國電影推向深淵，卻毫不在意，這就讓人難以接受了。
    許望秋想起自己的老師曾經說過，陳凱哥的《霸王別姬》在戛納拿到金棕櫚后，國內評論圈很多人對此十分不屑，說不就拍了部情節片嘛。張一謀的《活著》拍出來后，圈內一片罵聲，幾乎沒有說好的。這兩部電影之所以挨罵，就因為它們是類型片，屬于商業電影。到了新世紀后，這種情況依然沒有改變，只要是商業電影就沒有不挨罵的。
    以前許望秋不懂為什么明明中國電影市場都垮掉了，中國電影都快死絕了，明明需要優秀的商業片才能撐起中國電影市場，這些人還敵視商業片，還不斷攻擊商業電影。
    現在許望秋徹底明白了，這些人根本不在意中國電影的死活，在乎的只有他們自己。他們這么做是為了所謂的創作自由，也是為了真正掌握中國電影的話語權。
    商業電影是票房說了算，是觀眾說了算，一切與他們無關；所以，他們寧愿看到中國電影在泥淖中掙扎，也不愿意商業電影成為市場的主流。
    李沱他們的話讓許望秋想起黃泓在99年春晚上喊出的那句“我不下崗誰下崗”，許望秋還記得那天，好脾氣的父親對著電視大罵：“黃泓，我草你十八代祖宗！”
    一股怒氣夾著寒意直沖天靈蓋，一只無形的手將許望秋心頭的傷疤被撕開，鮮血淋漓。記憶的書頁瞬間翻到到2003年1月23號，那個讓許望秋永遠背上罪孽的日子。
    在80年代初，中國電影紅火過一段時間，但在80年代后期電影廠逐漸陷入困境，而1993年的電影改革由于配套政策沒有跟上，不光沒有讓中國電影擺脫困境，反而將中國電影推向了深淵；再加上電視和VCD的沖擊，文化系統和廣電系統的矛盾，以及缺乏優秀商業片。到了1999年，中國電影全年票房僅8.5億，其中國產電影只有1.5億，觀影人次僅750萬。
    東影廠在90年代后期發不出工資，下崗職工每人每月只拿200塊錢。不只東影廠如此，國內幾大電影廠的情況都差不多。比如魔都電影廠發不出全額工資，大批的職工下崗待業，職工的收入由原來的一兩千元，降到只發200多元生活費。以至于著名演員達式常在政協會上大吐苦水，說工作了一輩子，現在每月只拿200多塊錢工資，真不知今后怎么辦。
    企業陷入困境對職工來說是災難，對某些人來說，卻是撈錢的好機會，可以通過各種手段變賣國有資產。2002年10月，許望秋和妹妹許望月去交采暖費時，被告知這個冬天會對他們所在的樓停止供暖。供暖公司的工作人員表示，許望秋他們家所在小區屬于拆遷范圍，由于接到政府部門的拆遷通知，供暖的主管道閥門已被關閉。
    許望秋和小區所有人都知道，供暖公司和地產商其實是一家。由于拆遷公司開出的拆遷價格太低，和居民一直沒有談攏，他們便明的暗的使用各種手段，想要把住戶趕走，斷暖氣肯定是他們為趕走大家想出的新招。
    東影廠地處東北，冬天氣溫會低至零下二三十攝氏度。由于被斷暖氣，很多人被迫離開，但還是有不少居民堅守。許望秋和妹妹許望月是其中之一。許望秋父親和母親在南邊拍戲，他們知道家里被斷暖氣后給許望秋和許望月寄了一筆錢，讓他們暫時在外面租房子住。許望秋和許望月沒有搬，他們知道父母在外面掙錢不容易，很多劇組又拖欠工資，覺得能省一點是一點，等爸爸媽媽回來再說。
    1月22號那天氣溫格外低，是許望秋生命中最冷的一天。許望秋和許望月冷得直哆嗦，在屋里走來走去，以此取暖。許望秋實在有些受不了，對許望月說，要不我們去同學家呆兩天吧，爸爸媽媽很快就回來了，等他們回來我們就可以搬家了。許望月說，哥，你去同學家吧！我留下看家！許望秋說，那怎么行，怎么能讓你一個人呆在家里。許望月笑著說，家里不能沒人啊，要不今天你去同學家，明天我去，我們輪換。許望秋同意了，晚上去了同學家。
    當天夜里11點，拆遷公司切斷了許望秋家小區的電源，整個小區陷入黑暗之中。居民們驚慌失措，手電筒的白光在不少房屋內亮起。拆遷人員趁亂清場，踹門排查，將住戶們趕出大樓，但排查人員不幸漏掉了許望秋家。
    正在橫店工作的父親接到了許望月的電話，說拆遷開始了。父親讓許望月趕緊出來。許望月哭著說，已經出不去了，樓梯已經被破壞和堵礙，打110也沒人接。父親當時就急了，馬上給東影的朋友打電話，讓他們救人。
    父親的朋友找到找到拆遷人員，讓他們趕緊停下，說樓里還有人。但對方根本不聽，堅持說里面沒有人。挖掘機接著工作，單元樓轟然倒地，許望月就這樣埋在了樓里。
    一年之后，這次拆遷被認定為違法強拆，很多人因此被判了刑，但這有什么用呢？妹妹永遠回不來了。許望秋一直相信，如果那天自己沒有去同學家，如果自己在家，妹妹一定不會死。妹妹的死在許望秋的心上烙下永生不滅的印記，他永遠無法原諒自己。
    此時此刻，被撕開的印記開始往外面淌血。那血從心里淌出來，漫到眼睛里，將許望秋的眼睛染成赤紅色。他將牙齒咬得咯咯作響，用從骨頭縫里滲出來的陰冷聲音道：“做一點犧牲是必要的？你們說得好輕松啊，刀子不是捅在你們身上，當然不會覺得疼。就算電影行業崩塌了，你們依然可以高談闊論，甚至屁股一拍就出國了，但電影系統呢？電影系統幾十萬人怎么辦？你們真是一群沒有心肺的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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