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四月我寫了一個小冊《談徐志摩》，發表了一封徐志摩寫給我的一封信，原信是寫在三張粉紅色的虎皮宣的小箋上，寫作俱佳，所以我為之制版以存其真。其內容是這樣的：

秋郎

危險甚多須要小心原件具在送奉察閱非我讕言我復函說淑女枉自多情使君既已有婦相逢不早千古同嗟敬仰“交博”婉措回言這是仰承你電話中的訓示不是咱家來煞風景然而郎乎郎乎其如娟何微聞彼姝既已涉想成病乃兄廉得其情乃為周轉問詢私冀乞靈于月老借回枕上之離魂然而郎乎郎乎其如娟何

志摩造孽

原文沒有標點，字跡清楚，文意也很明白。但是讀者也有誤會的，誤會志摩是一個儇薄輕佻的人，引此信為證。由于我發表一封私信，使志摩蒙不白之冤，我不免心中戚戚。事隔五十余年，也許我現在應該把這一件私人的小事澄清一下。

民國十九年夏，我在上海。有一天志摩打電話來，沒頭沒腦的在電話里向我吼叫：“你干得好事，現在惹出禍事來了！”當時我吃了一驚。他說他剛接到黃警頑先生一封信。黃警頑先生是上海商務印書館辦理交際事務的專員，其人一團和氣，交游廣闊，三教九流無不熟稔，在上海灘上有“交際博士”之稱，和朱少屏博士辦的寰球中國學生會常常合作，可謂珠聯璧合。我在民國十二年出國留學，道出上海，就和這位交際博士有過數面之雅。志摩信中所謂“交博”即是此君。所謂“原件具在送奉察閱”即是黃警頑給他的信，此信我未存留，其中大意是說他受友人某君之托，囑設法代其妹作伐，而其屬意之對象是我，他請志摩問我意下如何。志摩得此怪信即匆匆給我電話。

我聽了志摩電話，莫名其妙。我說：“你在做白日夢，你胡扯些什么？”

他說：“我且問你，你有沒有一個女生叫×××？”

我說：“有。”

他說：“那就對了。現在黃警頑先生來信，要給你做媒。并且要我先探聽你的口氣。”

我告訴他，這簡直是胡鬧。這個學生在我班上是不錯的，我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身材面貌我也記得，只是我從來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我在上海幾處兼課，來去匆匆，從來沒有機會和任何男生女生談話。

志摩在電話中最后說：“好啦，我把黃警頑先生的信送給你看，不是我造謠。你現在告訴我，要我怎樣回復黃先生的信？”

我未加思索告訴他說：“請你轉告對方，在下現有一妻三子。”以外沒有多說一句話。

此事就此告一段落，志摩只是受人之托代為問訊，如是而已。志摩信中所謂“涉想成病乃兄廉得其情乃為周轉問詢私冀乞靈于月老借回枕上之離魂”云云，也許是文人筆下渲染，事實未必如此之嚴重。不過五十多年前，男女社交尚不夠公開，無論男對女或女對男都受有無形的約束，不能任意交往，而師生之間可能界線更嚴一些。這件事，在如今不可能發生，如今誰還會肯“乞靈于月老”？

志摩一度被人視為月老，不料反招致了不虞之謗，實在冤枉，故為剖析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