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真假缺點

我們且先把《金瓶梅》的缺點提出來，說清楚了，做一些心理上的準備。

書的文字不很勻一，并不是每章都好。開頭和結尾比中間差得多。小說是從《水滸傳》中潘金蓮和西門慶私通的故事衍生出來的，開始時整段整段地襲用《水滸傳》，寫起來并不比《水滸傳》高明。（當然，我們也得承認，潘金蓮的故事是《水滸傳》中了不起的藝術成就。）西門慶娶孟玉樓比較有趣，領一群幫閑嫖客上李桂姐的院子也有趣，但是潘金蓮私通仆僮，以及西門慶勾上李瓶兒，都缺乏寫實的力量。小說要到第二十回前后才好起來，從這里直到八十回前后，是小說的精華所在。但是到西門慶死了，作者便好像泄了氣，到潘金蓮再死了，下面雖還有許多字數，但更沒有勁了。以后的章回，由一些“新橋市韓五賣春情”之類的故事改寫成，究竟是作者胡亂湊成一百回，還是他人續貂，我們都無法知道。無論如何，要評《金瓶梅》的藝術，最好還是以中間那六十多回為主要根據。

小說另一個缺點，來自作者勸善的作風。作者講故事中間，常要對“看官”講些道理，進些忠言。當今的讀者會不高興作者這樣闖進故事里來，又會疑心這些忠言是作者寫淫書時的偽善姿態。其實“作者闖進故事中”是舊日文學的慣事，中外皆然，我們也不必太生氣；淫書作者虛偽地勸善懲淫固然是常見，但我們細讀完《金瓶梅》，都會相信這作者倒是一點兒也不虛偽，他若不誠懇，是寫不出這樣的書來的。《金瓶梅》中勸善說理之為缺點，只是由于這使作者心中存了先入的成見，因而窒礙了他的藝術。作者的觀察和感受的能力是一流的，有時我們發覺他的才能沒有充分發揮，十九都是由于他要勸善，要說理，據著抽象的概念來創作，犯了作家的大忌。潘金蓮可能是個好例子：這個女人占了書中很多篇幅，也著實花了作者不少精神，然而她的真實感來得很晚，讀者看了半本書，仍然感覺好像只是聽見人家說這女人怎樣怎樣，不像看見她的真身，原因也許就是作者心中早存成見，要寫一個害人的淫婦。

《金瓶梅》在文字與情節上錯誤多得不得了，在未有完善的校本之前，讀者要是不肯海量包涵，這小說就無法欣賞。但讀者應該包涵，因為錯誤盡管多，作者的責任卻未必很多。拿文字上的錯誤來說，那些在歷次傳抄、合法與不合法刻板翻印中各種“手民之誤”，實不應算到作者賬上。當今出版機構有完善的編校制度，即使作者寫錯了字也能校正，“手民之誤”當然是少之又少，古人沒有這種福氣，從前的文學作品常常都是瘡痍滿目的。

至于情節上的錯誤，又要分開故事各部不相符與故事和歷史不相符兩類來說。不符史實的情形，不外是拿了作者當代明朝的事實來敘述書中宋朝的故事。清人常常據此來嘲笑作者淺陋，又因而斷定此書不會是博雅的王世貞的手筆。其實，與史實不符的文字，出于史家便是錯誤，出于文學家卻未必是錯誤。莎士比亞劇中這種例子可說是車載斗量，而現代學者編注這些劇本之時，只把事實注出來就算了，并不覺得需要嘲笑莎翁一番。像莎氏樂府與《金瓶梅》這樣以今日的事情來講先朝故事，其實有一種特別的藝術作用，就是令當時的讀者觀眾倍覺親切與刺激。《金瓶梅》里面的太監和理刑官，當然是明代而不是宋代的作風，但是這有什么要緊呢？《金瓶梅》又不是史書，甚而不是嚴格的歷史小說，而只是沿用《水滸傳》的時代來說人生，這樣，說到官場，扛出當代的理刑和太監，內容更豐富了，藝術上的真實又不損，為什么不可以？作者肯定是思索過這些道理的，淺陋的是那些嘲笑他淺陋的人。

故事本身的謬誤就不免影響我們閱讀的樂趣了。謬誤的主要來源，是故事中大量夾進的曲子與其他描述性的韻文。拿萬歷年間的“詞話本”來說，曲子與韻文之中，許多都是可以刪除而于故事無妨的（事實上崇禎年間的《金瓶梅》已經刪除了很多），更有不少是由于具有諧謔嘲譏的本質而會破壞故事的寫實風格的，比如裁縫、醫生、穩婆等人的嘲謔性自述，戲子在官員宴會中大唱嘲罵貪官的戲，西門慶死后妻妾上墳唱的悼念曲子，等等。韓南教授（Patrick Hanan）把這些戲曲的來歷找出了不少，但戲曲都是《金瓶梅》的作者抄進書中去的呢，抑或其中有些是書商附加以廣招徠的呢，我們不得而知。晚明曲子盛行，書商可能想討好讀者，加以《金瓶梅》又是本受不到保護的書，那些令版本學者皺眉的“閩賈”及別的書商可以為所欲為。所有這些謬誤，將來出一本好的校本，便可消除，但在未有這校本之前，讀者只好忍耐一點。

但這書的錯謬無論怎樣多，終是瑕不掩瑜。我們即使拿著最差的版本，只要不存成見，有耐心地看下去，必定會看出這是天才之作。這書和莎士比亞的戲劇相似的地方很不少，我們提到兩者都愛以今說古，此外兩者都愛說笑話，都不避忌情欲，而致讓人訴為淫猥，但最要緊的是，兩者都是有很多瑕疵的、不以謹慎見長的天才之作。這樣的作品，要吹毛求疵是最容易不過的。但是，為什么不看它們的優點與成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