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機行事，入土為安”這幅對聯，明顯借鑒了陳寅恪的“見機而坐，入土為安”。
    傅斯年和陳寅恪等人，在自家院子里挖了個坑，上面蓋木板和沙土。當日機來轟炸的時候，他們就鉆進地洞里。由于洞里常常有積水，陳寅恪都是帶著張板凳去坐著，因此凸顯一個“坐”字，后世往往誤讀為“作”。
    真正的“見機而作，入土為安”，是劇作家盧前創作的對聯，而且時間更早盧前在躲避南京轟炸時，在自家弄了個地下室。
    一個來自北平，一個來自南京，前者到了昆明，后者去了重慶，陳寅恪和盧前應該是沒有什么交集的。所以這兩幅對聯不存在誰抄襲誰，應該是各自有感而發，恰好只有一個字不同而已。
    倒是另一幅對聯“人生幾何，戀愛三角”，應該恐怕真是某位理科學生的杰作。
    對于西南聯大的男同學而言，躲轟炸并不值得恐懼，反而是一場風花雪月的事情，因躲避轟炸而成為情侶的學生可不止一兩對。
    防空警報有三種
    第一種是預先警報，就是在防區邊境發現敵機，有可能入境轟炸。
    第二種是空襲警報，表示日本飛機已經進了云南境內，但不一定會到昆明這邊來。師生們若是聽到這種警報，根本就不理會，照常坐在教室里上課做學問。
    第三種是緊急警報，連續不斷的急促斷音，表明預警員已經確定飛機要來轟炸了。
    抗戰時期中國的防空預警系統非常完善，像之前那次重慶空戰，若不是日機朝東北邊繞了一圈來偷襲，恐怕還沒到三峽就被防空觀測站發現了。
    今天周赫煊聽到的就是緊急警報，許多男同學第一反應不是趕緊跑，而是返回宿舍取來珍藏的零食花生米之類的。
    拿到零食以后，那些男同學就站在后校門等待，看到心儀的女同學立即迎上去。危險帶來的是同生死共患難，分分鐘拉近彼此的關系，若再能到墳地里躲著警報一起吃花生，再聊聊天，談談人生理想什么的，那基本上就距離情侶不遠了。
    跑防空警報的“對兒”不是固定的，有可能這次剛熟悉起來，下次就被人搶了“女朋友”。寫那副“人生幾何，戀愛三角”對聯的理科生，估計就是女孩子被人搶了吧，感慨之下對幾何三角有了新認識。
    見到石子嵌出的“戀愛三角”，周赫煊忍不住朝金岳霖看去，發現這位先生兩手空空，并沒有帶什么皮箱。
    汪曾祺的文章里記載，西南聯大有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
    很多人認為暗指金岳霖和林徽因，但描述卻不對啊。金岳霖雖然也研究東方哲學，但更擅長于西方哲學，尤其是邏輯學，形容他的時候應該把“東方”二字去掉。
    看來那位癡情的哲學教授另有其人……
    “轟，轟，轟！”
    轟炸聲不斷傳來，山洞里的先生們卻面不改色，或坐或站在那兒談天說地。
    除了周赫煊和兩個保鏢以外，山洞里還有“庚款掌控”梅貽琦，“易燃易爆”聞一多，“情癡圣哲”金岳霖，“橘子達人”朱自清，“踹襠狂徒”劉文典，“樓梯難上”費孝通，以及一個端著飯碗的野生男同學。
    朱自清陶醉地吐著煙圈，點評道：“明誠你應該在昆明長住，教授們的香煙問題就解決了，昆明這邊可不好買駱駝煙。”
    聞一多笑著接話道：“我無所謂，洋煙國煙來者不拒，反正有煙抽即可。”
    “你是抽煙的大方之家。”朱自清說。
    金岳霖則不同意聞一多的觀點：“煙也分幾個檔次。上品為雪茄，中品為香煙，下品為水煙。中國的香煙和水煙都不好抽，太次了，我寧愿選擇不抽。”
    這三位先生都是老煙槍，朱自清寫散文把抽煙上升到哲學高度；聞一多上課時跟學生一起抽，有時候還找學生借個火；金岳霖曾經抽德國大雪茄抽醉過，醉煙之后產生了自殺念頭。
    朱自清哈哈笑著對金岳霖說：“那你是抽煙的行家。”
    聞一多則反駁金岳霖道：“洋煙是煙，國煙也是煙，雪茄、香煙、水煙都是煙。按我說，眾煙平等，何分高下？這就跟人一樣，當官的是人，做學問的是人，種糧食的也是人，都一個腦袋倆胳膊，本質上是相同的。”
    金岳霖不善言辭，只嘴硬道：“反正我不抽劣煙。”
    從抽煙就能看出兩人的性格差別，金岳霖屬于那種寧缺毋濫的人。自從戀上林徽因以后，就此終身不娶，就好像知道了好煙的味道，寧愿忍著煙癮也不抽劣煙。
    金岳霖一生喜歡養雞，起因也是林徽因開玩笑送了他一只大公雞。他不但在北平養雞，在昆明也養雞，到了李莊還養雞，似乎看見雞就看見了林徽因本人。
    話題從抽煙開始，漸漸聊到國內外工業，非常認真地討論國煙為什么味道比洋煙差。
    緊接著，談話內容漸漸轉到物價和工資上來。劉文典也是個抽煙狂魔，他抽完一根又找周赫煊索要一根，點上煙說：“梅校長，現在物價漲得厲害，是不是工資也該漲了？有些老師吃不飽飯啊。”
    為什么三校合并以后，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會主動離開，讓梅貽琦安心擔任西南聯大校長？
    因為梅貽琦是清華校長，他手里有庚子學款！
    你沒聽錯，清華庚款還沒用完直到周赫煊穿越那會兒，臺灣清華大學每年還能收到庚款支票。
    梅貽琦搖頭道：“每年清華庚款的定額有限，還要支付學生的留美經費，我是不敢輕易動用的。而且，給老師漲工資，那得教育部說了算，我不能擅自做主。”
    費孝通出主意道：“漲工資你做不了主，可以給老師們發補貼啊。”
    朱自清說：“對，補貼酌情而定。有在其他學校兼職講學的，少發或不發，一心一意在聯大教書的可多發。有其他收入的教授可少發，只有工資收入的教授可多發。特別是理工科的教授，他們的日子確實難過。”
    梅貽琦皺眉道：“我再考慮考慮。”
    像朱自清、聞一多、金岳霖這樣的文人，其實日子還過得挺不錯。他們除了當老師領薪水，還有各種稿費和版稅，家底兒是比較厚的，支撐1939年的物價綽綽有余，甚至還能隔三差五去下館子喝小酒。
    真正窮的是黃子卿那種理工科教授，雖然他出身士紳之家，但口袋里真沒幾個閑錢。
    如今黃子卿已經測算出水的溫標，屬于國際科學界大拿，隨隨便便在國外找份工作都能過得很滋潤。但他卻選擇回清華任教，并克服重重困難建立了電化學研究的實驗設備，以前攢的錢全帖進去了。
    從北平前往長沙，再輾轉來到昆明。黃子卿拖家帶口的，除了工資沒別的收入，有時候還要自己貼錢做實驗，所以窮得連香煙都舍不得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