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火車站。
    初夏的陽光溫暖宜人，周赫煊帶著秘書于佩琛、保鏢孫永振坐在候車大廳。
    火車還未進站，突然有兩個中年男子走過來。
    其中一個男子跟周赫煊眼神相遇，雙方俱都愣了一下。那人走過來，笑著打招呼說：“周先生你好，還記得我吧？我古世文。”
    “原來是古兄，好久不見！”周赫煊握手問候。
    那個“古世文”又介紹身邊的中年男子說：“這是我朋友，《申報》記者楊永清。”
    周赫煊笑道：“楊記者你好。”
    “楊永清”熱情地握手說：“周先生，久仰大名！”
    “古世文”其實就是吉鴻昌，而“楊永清”則是地下黨員宣俠父。兩人都經(jīng)過喬裝打扮，吉鴻昌下巴貼了搓小胡子，不仔細看還真認不出來。
    周赫煊問道：“二位這是要去南邊？”
    吉鴻昌笑道：“去上海辦點事。”
    “那就祝兩位一路順風，咱們上海再見。”周赫煊沒有多說廢話，生怕暴露了對方的身份。
    “告辭！”吉鴻昌說完便走到另一個角落坐下。
    其實事情并不復雜，一個多月前，宣俠父正式介紹吉鴻昌入黨，這次是要前往上海履行入黨手續(xù)。宣俠父比南漢宸的來頭更大，此人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負責人之一，也即是地下黨的全國大頭目之一。
    南漢宸和吉鴻昌在天津串聯(lián)籌建的反蔣抗日組織，其總策劃人和負責人便是宣俠父。只不過以周赫煊現(xiàn)在的身份，很難接觸到宣俠父，所以當面見到也完全不認識。
    別說周赫煊這個“外人”，就連屬于“自己人”的于佩琛，都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宣俠父。于佩琛好奇地問：“周先生，你剛才的那個朋友好面熟，是不是什么大人物？”
    “一個普通作家而已，你估計認錯了。”周赫煊說。
    “可能是我眼花了吧。”于佩琛喃喃自語。她總覺得剛才那個胖乎乎的中年，很像報紙上登了照片的吉鴻昌將軍。
    火車很快到站，周赫煊三人登上特等車廂，而吉鴻昌兩人則上了二等車廂。除了剛碰面時的寒暄以外，大家都刻意不再聯(lián)系，畢竟吉鴻昌現(xiàn)在屬于政治通緝犯，他前往上海宣誓入黨非常危險。
    于佩琛還是第一次坐特等廂，好奇地打量著車廂內(nèi)的陳設。
    民國時期的火車二等廂，大概相當于后世的硬（軟）座。一等廂則要高級得多，有非常舒適的單人沙發(fā)，空間也顯得格外寬敞。
    而特等廂就非常厲害了，可以容納四個人睡覺休息，還有寫字桌、自來水管、抽水馬桶等設備。除了火車的顛簸和噪音以外，條件簡直比大部分的旅店都更好。
    于佩琛心想：以前坐長途火車就是遭罪，現(xiàn)在倒是個享受了。
    周赫煊看了一會兒窗外飛退的景色，便拿出稿紙開始寫作，不時地停下來涂抹修改。而孫永振則靠在座位上閉目養(yǎng)神，右手揣在懷里，隨時準備拔槍御敵。
    于佩琛站在周赫煊身后，看著一個個漂亮的鋼筆字出現(xiàn)在稿紙上，內(nèi)容赫然是小說《黑土》的后續(xù)情節(jié)。她不由得佩服萬分，既佩服周赫煊的文學才華，又佩服周赫煊坐火車還不忘創(chuàng)作的勤奮精神。
    頭等廂內(nèi)是備了水果的，于佩琛小心翼翼的不發(fā)出聲響，很快便削了兩個蘋果切成塊狀。一個放在周赫煊面前，一個放在孫永振那邊。
    孫永振好像能看到一樣，突然睜眼朝于佩琛點頭致謝，撿起塊蘋果放到嘴里咀嚼，但拿槍的右手始終揣在懷里。
    這趟列車使用的是最新進口的蒸汽車頭，最高時速已經(jīng)達到140公里，跟后世T字頭的特快列車沒啥區(qū)別。說句玩笑話，鐵道游擊隊扒的肯定不是這種火車，因為速度太特么快了，全速開動時根本扒不上去。
    只可惜鐵路的狀況有些糟糕，許多時候遇到山嶺不是過隧道，而是繞著山體往前走，憑白多出大量的路程。
    三人坐了足足20個小時，終于抵達南京，然后又換車前往上海。
    雖然周赫煊非常厭惡國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但國黨對中國的貢獻毋庸置疑。常凱申在名義上統(tǒng)一了中國，從天津到南京再到上海，一路上通行無阻，沿途的城市鄉(xiāng)鎮(zhèn)也還算安定祥和。
    換做北伐戰(zhàn)爭以前，那真是一言難盡。從天津坐火車到南方，到處都可以看到戰(zhàn)爭的蹤影，因躲避戰(zhàn)火而逃難的百姓隨處可遇。
    如此比較，至少南京國民政府的統(tǒng)治，給廣大老百姓帶來了難得的和平——前提是忘掉已經(jīng)淪陷的東北四省和半淪陷的察哈爾。
    抵達上海之后，周赫煊當晚便住進了海格路的花園洋房。
    于佩琛已經(jīng)習慣性麻木了，對于周赫煊在上海有豪華大宅，她一點也不感到驚訝，心里只是在想：“要不要順道去看望母親和舅舅？”
    于佩琛的外公岑春煊，這些年一直居住在上海。
    二次革命時，岑春煊甚至跟孫中山爭奪過領導權，一度出任討袁軍大元帥，岑、孫兩人當時鬧到反目成仇的地步。直到國共第一次合作，孫中山專門到上海拜會岑春煊，兩人終于冰釋前嫌，一起商量北伐大計。
    岑春煊在北伐期間是出了不少錢的，前兩年的淞滬抗戰(zhàn)，岑春煊還捐了3萬大洋給十九路軍抗日。
    只不過在去年4月底，岑春煊就已經(jīng)病逝了。而于佩琛這個外孫女，卻苦于沒有路費，無法前往上海送外公最后一程。
    或許在很多人看來無法理解，為啥岑春煊有錢捐給十九路軍3萬大洋抗日，卻不出錢資助自己的親外孫女？
    其實很簡單，于家和岑家早就鬧翻了。
    于家出了個敗家子，連老婆子女都無法養(yǎng)活。八年前，于佩琛的母親帶著幾個兒女，前往上海投靠了岑春煊，只留下于佩琛和二妹在北方讀書。
    這種寄人籬下的滋味很不好受，雖說岑家人沒有掀起他們，但于佩琛的母親卻很要強，盡量自食其力供兒女讀書，并沒有索求無度地找岑家要錢。
    于佩琛和二妹在北方生活得很艱難，只有三年前來上海探親，享受了一些岑家人的幫助。比如舅舅把于佩琛介紹給進步人士，主演熊佛西導演的話劇《啞妻》，還被選為學生代表出席太平洋學術會議等等。
    “周先生，我……我明天想請假。”于佩琛吞吞吐吐的說道。
    周赫煊說：“可以啊，你有什么事嗎？”
    “我想去看望母親和舅舅，他們就住在上海。”于佩琛顯然思想境界還不夠，達不到“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水平。
    周赫煊笑道：“讓永振給你支一個月的工資，多買點禮物，別顯得太寒酸了。”
    于佩琛感激道：“謝謝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