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為什么當時宣稱有權向其他大陸傳播文明和行為規范的是歐洲各國，而非歐洲大陸整體？
——約瑟夫·羅特歐洲似乎是一個由舊式的國家和傳統民眾所構成的大陸，但它在很多方面又是嶄新的。在震撼的政治變革中，歐洲大陸不斷地構造和重塑著自身。諸如普魯士這樣的邦國僅存在于歷史記憶的版圖中，奧地利、馬其頓王國歷時不過三代。我的祖母在華沙出生時，那里還是沙皇俄國的領地，奧地利屬于哈布斯堡家族，薩洛尼卡則由奧斯曼帝國掌管。曾經，德國的領土直達北極圈，英國統治著愛爾蘭，法國則占據著阿爾及利亞；在歐洲范圍內，最接近今天民主政體的民族國家是巴爾干半島的君主國；在歐洲任何國家的成年人，無論男女，都沒有普選權；只有少數幾個國家的議會權力超越君主。簡而言之，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比如民族國家這種觀念的出現，與1914年歐洲大陸舊秩序的坍塌緊密相關。從本質上講，這種觀念是舊秩序崩潰后，歐洲各國一系列內政外交嘗試基礎上的產物。
第一次世界大戰動員了6 500萬人，其中800萬人死亡，2 100萬人受傷。這次戰爭席卷了歐洲大陸4個古老的帝國。捷克歷史學家托馬斯·馬薩里克（Thomas Masaryk）描繪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歐洲變成了一個“巨大墓地上的實驗室”。俄羅斯藝術家伊爾·李斯特斯基（El Lissitsky）寫道，世界大戰迫使我們審視所有的價值觀。德國的皇帝遭到流放，沙皇及其家屬被處決，陳舊的政治制度成為廢墟。在這些廢墟的基礎上，政治家們向民眾許諾：賦予大眾權利，動員大眾參與，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和人民的國家，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開明的威爾遜描述了一個“因為民主而安全”的世界；列寧希望建立一個從貧困中解放出來的公有社會，消除過去的等級制和剝削制度；希特勒則構想著一個排除異族元素的好戰種族，通過純正的血統和統一的目的，將其駛入帝國主義的命運軌跡中。自由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三種意識形態都視重塑社會、為歐洲大陸和世界創造新秩序為己任。關于現代歐洲走向的意識形態間的斗爭，貫穿了20世紀絕大部分時間。
從短期來看，無論是威爾遜，還是列寧，都沒能按照他們的理想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遍布歐洲的共產主義革命并沒有成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僅限于蘇聯；自由民主的危機隨著另外一個獨裁政府的出現而加劇。20世紀30年代末期，國際聯盟的崩潰使得德國的權力擴大，希特勒的政權看起來像是歐洲未來的代表。納粹政權在全體公民中施行的種族福利政策違背了保護個人自由的民主理念；其宣揚的達爾文的優秀種族統治世界的理念則背離了民主觀念中平等的原則；其建立一個在德國領導下的經濟體的建議，打破了歐洲國家間平等協作、貿易自由的信條。然而，在斗爭的過程中，各種意識形態命運變化的速度令人吃驚。20世紀40年代，是一個分水嶺，納粹主義的烏托邦達到了頂點，其后則迅速隕落。在其妄圖主宰的歷史面前，法西斯主義成為第一個被定性為失敗的意識形態。
從長期看，其他的原因也佐證著20世紀40年代的重要性。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各帝國、國家之間的戰爭在歐洲大陸內外達到了頂點，殘酷的戰爭帶來的殘忍記憶，使歐洲大陸的人們對基于意識形態的政治感到厭煩。在戰爭年代，群眾運動、軍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熱潮就已經開始衰退。這些意識形態的信奉者因為憤世嫉俗而消極避世，抑或因為感到厭倦而回歸現實。人們開始重新發掘民主的價值——它為個人、家庭留有的私人空間。在1945年結束與希特勒的戰爭后，民主重新在西方世界煥發了生機，社會責任中的公共意識開始萌發。此時，民主面臨的競爭來自東方的蘇聯，而非西方世界內部。蘇聯紅軍在摧毀了納粹德國的帝國夢之后，將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政權帶到了東歐。
在歐洲未來走向的問題上，盡管冷戰是意識形態層面斗爭的最后階段，但是至少在歐洲大陸上，冷戰避免了真正的戰爭，這與之前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截然不同。盡管危機一直存在，但是總體上講，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能夠做到和平共存。盡管雙方都以對方的最終滅亡為目標，但在維持歐洲大陸的和平穩定這一前提下，兩種意識形態都接受了對方存在的權利。這兩種體系都在為一場不可能真正爆發的戰爭而武裝著自己，并且在公民福利、經濟增長和物質繁榮這些問題上相互競爭著。兩種體系最初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是只有一種體系證明了其能夠適應資本全球化帶來的壓力。1991年蘇聯解體，不僅宣告了冷戰的結束，也為從1917年開始的意識形態斗爭的紀元畫上了句號。
所有的意識形態都習慣于將自己勾勒的烏托邦作為歷史的終結，無論是共產主義、全球民主化還是希特勒夢想的千年帝國，都擁有這一共性。它們同時印證著伊尼亞齊奧·西洛內（Ignazio Silone）所描繪的“歷史只認同勝利一方的價值觀”。人們從過去找尋現實，例如他們認為民主深深地根植于歐洲土壤，因為冷戰的結果印證了他們的這一假設。今天我們需要另外一種歷史，相比于政治需要，這種歷史更貼近現實，它將現實視為前人在各種不確定因素中進行斗爭而產生的一種結果。盡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結束時，民主在歐洲國家占據了主導地位，但是20年后卻名存實亡。盡管1989年被視為民主對社會主義勝利的標志，但是之前如果沒有共產主義在戰爭中打敗國家社會主義，這種勝利也是無法實現的。因此民主對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并非是一種必然，即便是在今天，歐洲到底能夠建立何種民主的范式依舊沒有確定。簡言之，我將要講述的故事是從主流史學的夾縫入手，探求未被關注的線索，而非論述民主勝利的必然性和歷史的前進性。
意識形態并不能引領歷史的發展，它僅僅是信仰和政治行為的一種載體。如果歷史沒有按照我們預期的規律發展，并不代表它從一開始就欺騙了我們。受挫的共產主義曾經被描述為“短暫的幻象”，但是在“葬禮”上的演講并不是歷史性的分析。1945年之后，法西斯主義也被辯解為一種異常的政治狀態：它是一個瘋狂的獨裁者蠱惑他的民眾，進而將他們引向厄運。但是，戰爭給歐洲大陸帶來的創傷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幾個瘋狂的獨裁者，歐洲在精神層面的創傷也不能僅僅從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精神狀態上溯源。無論效果如何，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都為解決大眾政治、工業化和社會秩序等問題付出了切實的努力；而自由、民主也并非一個萬能的答案。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寫道：過去被證明是正確的東西，我們并不能簡單地把它們稱為人類的遺產，進而不加選擇地加以采納，也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將被時間淹沒的已死的負擔，誠如此，其帶來的后果是我們無法承受的。
盡管大部分人不愿意承認，但是國家社會主義不僅符合德國，也符合整個歐洲歷史的主流。蘇維埃政權在改造這個歐洲大陸上因飽受戰亂而異常貧窮的國家的過程中，嘗試著建立了一個新型的低資產的社會，將這個因戰亂而四分五裂的國家整合起來，并且由國家主導，在幾年之內加速其工業化進程，這些嘗試是一種全盤否定過去的改造方式。相比之下，納粹主義則沒有顯得如此激進，其國內形勢更為穩定，并由此走向了對外擴張的道路。納粹主義帶有革命感修辭的宣傳下，掩飾的是德國一脈相承的理念和制度。這種以種族制度為基礎的社會福利體系的建立，在歐洲大陸上掀起了一股潮流，這種體系僅僅受到了來自歐洲最為發達的經濟體微不足道的挑戰。但是這個擁有堅實社會基礎的國家卻選擇用武力推翻凡爾賽體系，即便是蘇聯也未曾采用這種方式。這不僅成了第三帝國在20世紀被視為對民主最大挑戰的原因，也是歐洲民主觀念內容發生變化的原因。20世紀30年代，民主的觀念按照納粹宣揚的方式進行了實踐。
我們也需要用另一種視角來審視20世紀，即相較于法西斯主義，我們應該給予共產主義更多的關注。馬克思史學，以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極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為代表，弱化了法西斯主義的地位，認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斗爭才是主線。如果我不選擇這種史學觀念，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共產主義對民主的重要影響，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對民主的威脅更大，因此這種影響是直接體現的。從一個更為本質的角度講，20世紀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真理，即政治并非經濟的附庸，我們應該從一個嚴謹的視角去審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而非將這種分歧簡單地視為不同階級利益斗爭的產物。換言之，法西斯主義不僅僅是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確切地講，納粹宣揚的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因此經過種族凈化的德意志帝國需要進行一場戰爭來證明這個假設；同時這個虛構的世界對歐洲民主也是一個潛在的噩夢：納粹為自身冠以帝國主義的頭銜，而將歐洲其他地區視為非洲。納粹所宣揚的這種新秩序在1945年之后被人們迅速遺忘。博洛尼亞的城市議會熔化掉了墨索里尼騎在馬背上的青銅塑像，將其重鑄為兩位貴族出身的游擊隊員雕像；法國盛贊反抗維希政府的經歷，而奧地利則無中生有地將自己宣傳為納粹德國的第一個受害者，并建立了“為奧地利自由而奮斗”的反納粹紀念碑。這些都是歐洲各國從歷史中發掘出來的故事，它們選擇性地忽略了不美好的記憶，而將民主自由的勝利視為一種必然。
保證歐洲文明優勢地位不受損害的代價，就是要不停地重新勾畫思想上的邊界。所謂的歐洲共同體完全忽視了歐洲大陸一半的領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前歐洲的概念相當于今天的西歐，東歐只能絕望地宣稱自己位于歐洲的中心，來宣示自己脫離了野蠻。這種地域劃分的習慣直到今天還存在于西歐人的觀念中。一流的英國歷史學家認為波斯尼亞戰爭是“只有人類學家才能理解的原始的部落戰爭”，他們更傾向于將南斯拉夫劃入野蠻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范疇，而恥于與之并列于當代歐洲。即便是20世紀戰爭帶來的慘痛經歷，也沒能改變歐洲人自欺欺人的心理。
我將個人對于歐洲的地理觀念定義為實用主義。本書的重心，是歐洲內部的事件和斗爭，而非歐洲的國際地位。當然我們不能脫離歐洲海外帝國主義這一背景來研究希特勒在歐洲大陸的野心，也不能在冷戰研究中忽視美國的存在。蘇聯這一歐亞大陸上最大的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同歐洲的關系若即若離。因此歐洲在實際邊界的劃分上具有彈性。東歐的歷史不是西歐的分支，巴爾干半島的地位亦不亞于斯堪的納維亞。
像往常一樣，我對于歐洲地理劃分持不可知論的態度，將令關注政治、宗教和文化地理邊界的爭論者以及那些組建歐洲共同體的信徒感到失望。但這與圍繞著“歐洲”這一不明確概念的現狀相吻合。法西斯主義，相比于自由民主和共產主義，是一種更為歐化的意識形態，其信條不僅明確地反對美國所倡導的民主自由，也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所引領的共產主義。隨著冷戰的結束，“歐洲”概念含糊不清的狀況也未得到解決，它究竟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還是蘇聯西部的領地？這兩種定義都難以反駁，亦難以令人信服。歐盟可能是歐洲未來的發展趨勢，抑或是歐洲自欺欺人的延續，但是目前這還無法證實。考慮到歐洲分化的歷史及其不確定的現狀，我們應該拋棄形而上的觀念，放棄尋找一個不可知的歐洲的努力，相反，我們應該找尋歐洲本來的樣子。
最終需要回答的，也是這段歷史的核心問題，即整個歐洲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指引人們的行動、引領機制的變革、指導政策的制定以及鞏固社區、家庭及個人之間的聯系。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1954年寫道：“每一種社會秩序都是一種潛在解決問題的方式，這種問題并非涉及科學，而是關乎人類共同的生活。民主所需要的微妙藝術，是否還適用于歐洲大陸？他們是否仍舊保留固有的價值觀？”阿隆提及的“關乎人類共同生活”的問題，將是本書的主題。當然，面對阿隆所提出的問題，我們也必須自省，什么才是歐洲固有的價值觀？民主只是其中的一點，而其他的價值觀也是客觀存在的。20世紀的歐洲歷史就是這些價值觀相互斗爭的歷史。
在此我由衷感謝那些對本書提供幫助的學者。我同時感謝在英國大學的艱難歲月中，幫助過我的那些機構和個人。這本書是在蘇塞克斯大學獨特的氛圍中寫作而成的，我也要感謝歐洲研究學院的學生與同事們，以及歷史系和國際關系系的團隊，感謝他們對我的幫助，尤其是克里斯托弗·索恩、阿拉斯代爾·史密斯、奈吉爾·盧埃林、羅德·凱德溫、約翰·勞爾和帕特·塞恩。
同樣感謝鮑勃·康納、肯特·馬利金和北卡羅來納大學國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給予我開展這項研究的機會，以及伯格基金會（Annenberg Foundation）為我提供的資金支持。我非常感激普林斯頓大學希臘研究項目和迪米特里，他們為我提供持續的幫助；感謝維也納人文學科研究所（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 Vienna）讓我在安靜的環境下完成這本書的撰寫；感謝芭芭拉·波利蒂和瓦爾特的熱情幫助。這本書的部分材料出自《代達羅斯、外交和治國方略》（Daedalus and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我在此感謝編輯們允許我在這本書中使用這些材料。
德布在這本書的寫作之外給予了我信心。她、尼科斯、戴維·莫澤爾、邁克爾·平諾克、吉安、帕特·塞恩、約翰·湯普森和約翰娜·韋伯給予了我鼓勵和支持，對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議。我父親的回憶錄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彼得·曼德勒給予我珍貴的友誼，不僅限于學術方面。史蒂夫·科特金給我提供了很多前期的成果，并且讓我利用它們。我衷心感謝這些人。這本書獻給我最了不起的祖母魯斯·謝弗以及我深深懷念的爺爺，弗魯瑪和馬克斯。20世紀歐洲的故事，也是他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