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現于美國留學的happydai兄曾為本書撰寫1896年帝國憲法草案，并以本書設定為基礎寫了幾篇短小的同人志，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一下，也在此向happydai兄的幫助致以深切的謝意。
    原標題：鐵血帝國補三篇 “顏色之爭”
    正文：
    對于公武派在光緒十七年開始的改革，有些如“三三法案”、被農民譽為“當代觀音”的婉玲格格農牧業育種的成功，特別是馬豐作為帝國科技的“大導師”，通過牛金推行“標準化生產”和“全面質量管理體系”建立的國家工業體系，奠定了中國“奇跡時代”的到來。
    另一些如幣制改革，民族法的推行和教育體制建立，經過一番努力也算取得階段成果；不過也有的起初的用意是好的，但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如司法體系成為古舊派堡壘，以及倉促建立的中民黨初期的良莠不齊等。
    公武派的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姑且不說武家系統內部“共和派”時常向主流發難；早期內部“公、武”之間斗爭因為朝廷中央為武家控制，地方為公家把持，雙方力量接近，在十八年“光緒除辮事件”后一段時間斗爭比起聯合進行的對力量衰微的古舊派斗爭還要劇烈，直到御妹下嫁事件（醇親王之女，光緒同父異母的婉玲格格和科技大臣馬豐于光緒二十九年在帝國民政部登記結婚，并根據婉玲格格的宗教信仰，在中美合資修建的帝國基督教總會舉行基督教婚禮。次日一早，兩人即各自投入公務，成為中國第一個“雙職工干部家庭”，被傳為佳話。）后“公、武”之間的摩擦才戲劇性地平息下來。這一階段，被世人稱為“顏色之爭”。
    公武派第一次內訌在光緒十八年“光緒除辮事件”之后不久發生，發動者是“公家系”的首領醇親王，起因是新科進士和舊科進士的安排問題。
    光緒十七年《新科令》頒布后規定十七年七月開恩科，以后改為每年七月開科，新舊科考并行，舊科不再有“進士及第”一檔，“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統稱進士，與新學的大學畢業資格同；另外規定舉子與新學的高級中學畢業資格同，秀才與新學的初級中學畢業資格同，稱為“同等學歷”。而獲得大學畢業資格以上的學子希望立即為官的，除了部長次官以上的由內閣草擬、皇帝欽點以外，其他人員必須根據申報的不同部門，參加在文華殿舉行的另外公務考試，被延續“殿試”的名稱。劉云是希望盡量減小震動（次謀會議上，鐘夏火對此曾經說，“三三改革”封建制度的老根都動了，這個科舉制直接廢除就好了；但是文易比較支持，說文人和惡霸不一樣，搞不好輿論會很難看。）
    因為帝國規定非官方大學畢業生要通過帝國教育總署的認證，帝國興辦的大學的畢業生將在光緒二十年出現，屆時新科又明顯會比舊科占便宜，光緒十七年到十九年科舉被稱為“老三科”。許多年輕的舉子發現大學學習的科目雖然多，卻是通過性的，不會那么辛苦，因此畢業相對容易，都進了大學接受新學了，剩下的只有硬著頭皮再試一下，即便如此，他們參加新的殿試比現在那些通過帝國教育總署認證的新學學生要困難得多。因此，對于新的舊科進士，醇親王主張應“體恤厚用”，而劉云明確表示“未明國是者，不可厚用”。雙方爭執不下。最后是帝師翁同龢出面，基本上在劉云的觀點上調和。
    翁同龢是世代官宦家庭出身。他祖父翁咸封是乾隆朝的舉人，官做到海州學政；父親翁心存是道光朝的進士，歷任禮部、戶部、工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體仁閣大學士，是道光、咸豐兩朝重臣。翁同龢本人是咸豐六年的狀元，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值軍機，還擔任過督辦軍務處會辦大臣，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又是同治、光緒兩個皇帝的師傅。他作為老官僚當然對科舉制度深有感情。而且在“除辮事件”之前，他本人就是古舊派的首領人物，剛剛剪了辮子轉過彎來。因此，作為內閣總理大臣的他發言時劉云文易不禁微微色變。不想他說：“知足以知世變者，類能采天地調陰陽，參酌古今之宜，而不為物所囿，治世宜然治身亦然。”他還自謙道：“臣雖粗通國學，未能窮日本事，無論西方。新政之事，不敢妄草。”因此，“當舉通達之才，行權變之務。”
    光緒下旨，“新科擢入各部，舊科擢入翰林”，算各得其所。因為“翰林”在新政后成了“社會科學院”性質的學術機關，劉云一派對此結果本身是滿意的。
    次閣部“內部起火”的一次，是十九年醫療體系的建立的方案。在打掉了古舊派“勞民傷財”等反對意見后，牛金主張建立藥廠，把醫療體系作為盈利的產業經營，財政大臣莫寧當然很支持。但是田正宏反駁窮人付不起藥費，醫療體系是富人的福利。馬豐說可以分補貼性的和較好的非補貼的兩類藥品，田正宏還是認為人的性命比錢更重要。這一次光緒皇帝更加有經驗，微微一笑，建議建立一個專門救助百姓的單位，次謀部不少官員聽到這里都小聲說道：“醫療保險！”
    退朝的時候劉云和文易走在一起，劉云問文易：“你對皇上怎么看？”
    文易看著劉云半晌，最后轉過頭來：“日子還很長呢。”
    “顏色之爭”中，公武派內部主要是“公”和“武”的爭論，但是針對具體的問題，不同的議題間爭論雙方也未必是壁壘森嚴。但是皇帝利用公武派內部的矛盾搞平衡，對于朝政逐漸產生了影響，似乎變得不那么可有可無起來。
    在行政上爭執不休，立法上就更是爭論激烈。先不說古舊派和地方勢力對于內閣的杯葛，就是光緒十八年一月成立的中華民主黨中民黨內部意見也并不統一，立憲工作進行不下去，連資政院本身的存在的合法性都有問題了。但是，帝國的亂象也并不是真的象表現出來的那樣嚴重。
    當時，沿海及南方各省為公武派控制，北方內陸地方，如東北三省、蒙古、新疆、甘肅、陜西、山西等則被古舊派控制，雖有地方主義抬頭，但忠君情結未變。唯有東北地區，《民族法》推行后盛京的旗主王爺和日本人暗中聯系，謀求東北分裂另立新君。雖然被次謀部破獲后，光緒圈了為首的鑲藍旗主，但東北形勢仍是暗濤洶涌。由此，光緒十九年的次謀會議終于拋棄了最后的一絲“一衣帶水”的幻想和“發展保和平，和平促發展”的一廂情愿，認定了“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從而制定了“能而示其不能，用而示其不用”，“千日蓄勢，一朝乃發”的戰略，嚴密封鎖了軍事準備的行動，同時故意散播亂象，給日本以充分幻想的空間，以求最后一舉改寫歷史的結局，讓鐵和血為中國的崛起祭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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