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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面試應聘者時，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在什么重要問題上你與其他人有不同看法？”
這個不繞彎子的問題聽上去很容易回答，其實不然。它挑戰智力，因為每個人在學校接受的知識都是已被肯定的，一定被人贊同。它也挑戰心理，因為每個努力去回答的人都必須說一些他們明知道并不為眾人認同的看法，這需要勇氣。出彩的回答很少，相對于智慧，這些想法缺少的更是勇氣。
通常，我聽到的回答都是這樣的：
“我們的教育體制存在弊端，亟待改革。”
“美國是非凡的。”
“世界上不存在上帝。”
這些回答都不好。第一和第二個陳述可能是對的，但有許多人已經表示贊同了。而第三個只簡單套用了常見辯論中一方的觀點。好的回答應該按照下面這種模式：“大多數人相信X，但事實卻是X的對立面。”我之后會在本章給出自己的回答。
那么，這個反主流的問題和未來有什么關系呢？從小處看，未來只是還沒有到來的時刻的集合。但是真正使未來如此獨特和重要的并非因為未來沒有發生，而是未來的世界會與此刻不同。這樣看來，如果我們的社會在之后100年都沒有發生變化，那未來就在100多年之后。如果在之后10年世界改天換地，那未來就觸手可及。沒有人能精準地預測未來，但我們知道兩件事：世界必然會變得不同，但變化必須基于當今的世界。針對這個反主流問題的多數回答都是對現在的不同看法，而好的回答應該盡可能地使我們看到未來。
從0到1：進步的未來
我們期待的未來是進步的。進步可以呈兩種形式。第一，水平進步，也稱廣泛進步，意思是照搬已取得成就的經驗——直接從1跨越到n。水平進步很容易想象，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它是什么樣。第二，垂直進步，也稱深入進步，意思是要探索新的道路——從0到1的進步。垂直進步較難想象，人們需要嘗試從未做過的事。如果你根據一臺打字機造出了100臺打字機，那就是水平進步。而如果你有一臺打字機，又造出了一臺文字處理器，那你就取得了垂直進步。
從宏觀層次看，可用一個詞代替水平進步，即全球化——把某地的有用之物推廣到世界各地。中國是全球化的范例，它的20年計劃就是成為今天的美國。中國已經直接復制了發達國家的有用之物：19世紀的鐵路、20世紀的空調，甚至整個城市。也許這種復制可以使中國在建設道路上少走幾步——比如，不用安裝陸上線路，直接實現無線通信，但是，這依然是在復制。
垂直進步也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即科技。近數十年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已經給硅谷冠上了“科技之都”之名，但科技不僅限于計算機技術。任何新方法，任何可以使事情更易完成的方法都是科技，這才是對科技的正確理解。因為全球化和科技是不同方式的進步，它們可能同時存在，也可能存在其中之一，或是都不存在。例如，1815~1914年間，科技迅速發展，全球化也快速蔓延。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71年基辛格訪華，科技發展快，但全球化速度緩慢。從1971年開始，全球化加快，而科技發展只局限于信息技術領域。
在全球化的時代，不難預見，在未來數十年中世界會更加一體化，更加趨同。甚至連日常用語都顯示出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認為科技時代已經結束，例如所謂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劃分，表明“發達”國家已經獲得了能夠獲得的一切成就，而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只需要奮力趕上。
但我并不認同。對于上文的反主流問題，我的回答是：大部分人認為世界的未來由全球化決定，但事實是——科技更有影響力。沒有科技創新，也許中國能源產量在未來20年會加倍，但造成的空氣污染同樣也會加倍。如果印度的億萬家庭也都像現在的美國家庭那樣生活——只用現代工具，結果也將是對環境造成毀滅性的破壞。如果全世界都用同一種舊方法去創造財富，那么創造的就不是財富，而是災難。在資源稀缺的今天，丟掉科技創新的全球化不會長久。
歷史進程中從不會自然出現新科技。我們的祖先生活在一成不變的零和社會，在那個社會中，成功意味著從別人手中掠奪財物占為己有。他們極少去創造新的財富來源，長遠來說會導致物資匱乏，人們生活艱難。從原始農業生活開始，到中世紀有了風車、16世紀發明了天體觀測儀，人類社會上萬年的時間僅有零星的進步，直到18世紀60年代蒸汽機出現再一直到1970年左右，現代世界才突然經歷了一連串的科技進步。最后的結果是，我們繼承的社會比之前任一代人所能想象到的都更富足。
沒有一個世代像20世紀60年代末我們的祖輩和父輩那樣希望這種進步可以持續，他們希望一周只工作4天，能源便宜到不需要計量，度假可以去月球，但這些只是想象。智能手機使我們忽略了周圍，也使我們忽視了周圍的事物有多陳舊：只有電腦和通信自20世紀中葉取得了巨大發展。但這并不是說我們父母那一代對更好未來的期待是錯的——他們只是錯誤地認為這種美好的未來會自己到來。今天我們面對的挑戰是創造出新科技，使21世紀比20世紀更和諧、更繁榮。
創業思維
初創公司往往是新科技的誕生地。從政界開國元勛到科學界的英國皇家學會，到商界的飛兆半導體公司的“叛逆八徒”，人們肩負著讓世界更美好的使命而聚成小團體。對“小團體”這種現象最簡單的解釋很消極：因為在大組織中發展新事物很難，而單打獨斗更是難上加難。官僚階層行動遲緩，效率低下，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冒險。在功能極端失調的組織中，要想獲得晉升機會，告訴別人你在工作比挽起袖子做事更重要。（如果你所在的公司就是這樣，你應該現在就辭職。）從另一個極端說，如果舍棄團體，一個孤獨的天才可能會創造出經典的文學藝術作品，卻不能創造出整個產業。初創公司遵守這樣一個原則，你需要和其他人合作來完成工作，但也需要控制規模，使組織有效運轉。
從積極的角度說，一個初創公司就是說服一群人，一起規劃并鑄就新的未來。一個新公司最重要的力量是新思想，新思想甚至比靈活性更重要，而規模小才有思考的空間。這本書提出了在創新之路上獲得成功必須要解答的問題：它并不是一本指南，也不是單純提供知識，而是一場思維運動。而恰恰每個初創公司都不得不做這場思維運動：質疑現有觀念，從零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所從事的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