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腦藥
朋友要我寫吃肥肉的經歷，十分躊躇。我同朋友們時常聚飲，大家知道我喜肥肉賽過一切，不寫自己的體會，有“賣關子”的嫌疑。但又怕說出這體會，一則是俗不可耐，有掃雅興，次則是很怕纏夾到政治上去，這是我輩老文宣干部考慮問題時常犯的小心病。
肥肉者也，在我記憶里，多為文人雅士所不齒。改革開放之初，我借職務之便，常去香港。借便，除了去蘇浙同鄉會大嚼之外，就是買些談飲食的書回來。最早接受的是陳存仁醫師的著作，以后越看越多。他們的書里，當然不全盤否定肥肉，但引述了許多我此前不知的前哲明訓，如：
《左傳》:“肉食者鄙”。
蘇東坡：“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p>
林語堂：“中國人惰性重，就是因為吃豬肉的影響，外國人蠻性重，就是吃牛肉的影響。”
這些話當然一點嚇不倒我。這首先是我在那時挺不看重海外。經過“反右”、“大躍進”、“文革”，我輩又是承命出去“指導”工作的，何嘗把海外文化人看在眼里。大家只要看我寫的當年在香港如何把“XO”當成紹興花雕而大上其當的故事便可知。更主要的，我有自己好吃肥肉的親身體驗。從一九四五到一九五一年，我在上海為工作傭，處境十分凄慘。那時，唯一可快朵頤的，是為客人收拾餐桌上的殘余時忽然見到余下的肥豬肉，估計大司務會賞給我輩下人，快何如之。更高興的是，為了趕著上夜校，吃不上晚餐，在法租界太平橋邊的小攤上吃一碗“陽春面”。有時想奢侈一番，來碗“大肉面”。這塊大肉下去，去霞飛路俄國老師那里學俄語，或去五馬路格致中學附設補習班學習收發報時，都會效率特別高。晚上在格致中學學習收發報，窗外多是妓院，聲色犬馬，呼幺喝六，我那時懸念，他們所吃的也無非只是紅燒肥肉而已，不然哪來那么大玩勁。
五十年代后來北京參加工作，月薪二十八元，吃肥肉少些。我當然不守清規，會悄悄去小飯館，但在那里找到的肉只是“木須肉”，雖然也能解饞，總引不起此前生涯的美妙回憶。后來在小攤上發現一味“炒肝”，其中有肥腸，稍可補肥肉的不足。限于那時的經濟、政治條件，始終沒勇氣去大飯館名正言順地點一份大肥肉。直到一九六一年，老婆懷孕，亟需營養，我們相約在北海的仿膳酒樓好歹吃了一頓像樣的紅燒肉。三年困難時期，物價嚇人。兩人一餐所費，計巨資人民幣壹拾大圓。歸來不敢聲張，因為恰好有對同業夫婦，當年居然在酒樓飽嚼一餐，耗資四十元，黨內口頭通報批評。我當時剛入黨，自然不敢聲張自己的丑事。幸好那天沒有碰到任何熟人。
后來自己當上一個部門小頭頭，又加上改革開放，當然肆行無忌。但是敢于暢言自己愛吃肥肉，根本上還是得力于革命領袖的教導。在這方面，當年傳說的很多，見到的最完整的如下一些：
“肥豬肉是補腦藥?！?/p>
“紅燒豬肉是一道好菜，百吃不厭。有人卻不贊成我吃，認為脂肪太多，對身體不利，不讓我天天吃，只同意隔幾天吃一回，解解饞。這是清規戒律。革命者，對帝國主義都不怕，怕什么脂肪呢！吃下去，綜合消化，轉化為大便，排泄出去，就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怕什么！”
又據說，這里所說“有人卻不贊成我吃”，這“有人”指的就是江青。據說江青認為吃肥豬肉的是“鄉巴佬”。
我輩老頭兒，當年趕時髦、干革命太過分了，直到現在做事還離不開“語錄”。當然，有些語錄不講了，但有些還要掛在嘴邊。例如我喜歡動不動就教育年輕人“憶苦思甜”。有人對現狀這不滿，那不滿，我火起來就要讓他們想想“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苦，看看“和諧社會”之甜。至于老人家關于肥肉的語錄，當然是我多年來牢記不忘的。
現在有些女士忌食肥肉，怕變胖。讀到過我所敬愛的女作家李碧華一段名言：
“如果世上沒有男人，女人根本無須在乎體重?！?/p>
我作為男人，很奇怪這議論。六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當小廝，所見美女極少是減肥的。現在，我常去北京的一些上海飯館吃飯，那里墻上掛滿了上海當年的月份牌，其中所繪美女都是肥肥的。不過現在美女不吃肥肉這一特點，我倒常利用來為自己謀好處。在“娃哈哈”吃東坡肉，有女士在場，我往往把上面的肥肉先分出來，夾在自己盤里，殷勤地招待女士們吃下面的瘦肉或者干筍。不少女士認為我善體貼，不知道我在謀私利。當然，一旦不如此，我每見女士們把肥肉夾在盤里擲掉，也實在懊傷不止。
我的喜好肥肉，與偉大領袖當然還稍有不同。現在“毛家菜”飯館里專做“毛氏紅燒肉”，想必所來有自，但我往往并不滿足。我喜歡的是上海的“好婆燒肉”，因為它增了甜味。這味菜到了北京，可能因為人們不解何為“好婆”，改名“老外婆紅燒肉”。我常去東華門附近“石庫門酒家”品嘗此味。在北京的皇城腳下，離偉大領袖辦公處不出一二里路，“石庫門”這名稱又容易讓我想起“一大”其地（我一閉眼就想得起法租界白來尼蒙馬浪路上那一排石庫門房子，因為那是我從太平橋出來上夜校的必經之途，據說當年“一大”就在附近），在那里一嘗“好婆”燒的肥肉，這怎么會不讓人補腦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