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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省大豆新品種推廣大局已定之后，齊政回到了首都，并頻繁出入于各部委之間。
    他手中的“嘉豆13號”，是好東西，也勢必不能敝帚自珍，但他更不希望浪費了這個品種的潛力。
    大豆屬于土地密集型農作物，適合大規模機械化種植。
    以國內現在非國營非嘉谷體系的大豆種植者來說，幾十畝大豆可能要分成五六塊種植，而且，一畝地里可能有幾個大豆品種，混種混收現象嚴重，既不能保證質量，也不能保證產量。
    這不是農民重不重視的問題，而是受經營規模、機械不配套、技術使用不規范等因素限制，一些增產效果明顯的先進技術根本無法大范圍、規模化應用。
    問題是，不趁著現在美國、巴西等大豆主產國還沒反應過來，趕緊充分發揮“嘉豆13號”的高產潛力，讓國產大豆打一個漂亮的“翻身仗”，還等什么時候？
    所以齊政需要胡其遠這些政府中的“嘉谷派”幫忙進行游說和推動，讓嘉谷來主導國產大豆的“翻身仗”。
    現在看來，很有希望。
    國內的主糧要基本自足，18億畝的耕地紅線有15億畝要種大田主糧，也就是說只有3億畝的騰挪空間，而這3億畝也被安排得緊緊的，13億人的蔬菜瓜果需求，也是天量。
    換句話說，中國大豆產業要想崛起，想增加多少種植面積來實現是不可能的。只能在現有種植面積的基礎上，盡可能地提高生產力，才是國產大豆的唯一出路。
    要不然，“嘉豆13號”的出現也不會讓國人這么歡欣鼓舞了。
    即使是這樣，也只能說是降低大豆對進口的依賴，而不是說完全自給自足——沒有必要，也不敢奢望，無論是齊政，還是政府。
    除了“嘉豆13號”是由嘉谷培育出來之外，齊政有信心打動政府的另一個戰績，就是嘉谷在農村基層的動員組織能力。
    在齊政推動政策出臺的時候，公司也不是干等著。譬如要對“嘉豆13號”的種子、特種根瘤菌菌株進行提前儲備，譬如……組建更多的大豆合作社。
    嘉谷農業的負責人謝開濟一面安排手下人啟動大豆合作社組建工作，一面前往首都分部，向齊政報告情況。
    “……東北地區的大豆種植體系已經較為完善，我們預計，換種‘嘉豆13號’之后，明年東北地區至少能生產2000萬噸大豆。”
    “現在我們要全力開拓的，是黃淮海地區和長江流域的大豆產區。我們在這兩個地區雖然只有十多個大豆合作社，但通過針對性了解，對于這兩個大豆產區，我們也是做了非常系統的一個信息分析。”
    “如果這兩個地區的大豆全部換種后，黃淮海地區有生產1300萬噸大豆的潛力，長江流域有生產1100萬噸的潛力……這樣的話，加上東北大豆產量，基本能滿足國內40%的需求了。”謝開濟將公司的分析說了出來。
    齊政微微頷首。如果再加上隔壁的遠東地區，能滿足國內50%的大豆需求，這個數字就讓人放心多了。
    但如果有業內人聽到這個分析，肯定會大吃一驚。
    因為按照嘉谷的計算，4000多萬噸才滿足40%的需求，意味著嘉谷內部對于國內的大豆需求量估算為1億噸以上。
    要知道，今年全國的大豆消費量才7000多萬噸，增長到一億噸需要多長時間啊？
    哪怕是發改委，也是按照普遍的5%或者6%的所謂高速增長來做模型，估計的時間越晚，錯漏必然越多。
    齊政知道的時候，都同情地想著：然而，你們還是低估了十幾億中國人的胃口。
    不出五年，中國的大豆消費量就突破1億噸，然后才慢慢地達到瓶頸。嘉谷內部的報告，是齊政綜合了自己所知的走向，然后命令嘉谷戰略部的十幾個人，以既有的研究內容為藍本，才估算出來，也是最符合歷史走勢的結果。
    可惜，現在沒有多少人相信就是了。
    即使是謝開濟，都半信半疑。
    齊政卻不在乎他的想法。如果還按照原來的走勢，不出十年，國內的大豆進口量都逼近億噸了。只有快速推廣“嘉豆13號”，才有可能讓這一格局發生根本性轉變。
    因此，沉吟片刻，齊政就決斷道：“加快在黃淮海地區和長江流域的大豆產區的合作社組建速度，不管我們能不能拿到推廣主導權。對了，人手還充足吧？”
    “沒問題，我們這兩年招進來的年輕人，都安排到基層，一人跟進一個合作社，歷練他們和農民打交道的能力，現在也該出師了。”謝開濟定了定神，說道。
    齊政滿意地頷首。
    在中國，假如你不能和農戶順暢溝通，你根本談不上做合作社。
    這涉及到中國的一個世紀難題——如何將農民有效組織起來？
    從大的方面看，改革之初的“包產到戶”是將村集體解散了。可是到了現在，時代的要求必須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社會意義的變革，其意義不下于“包產到戶”的社會意義。
    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這同樣也適用，奇妙不？
    可是環顧周邊，除了嘉谷，很多致力于現代農業投資的企業，都會不自覺地拒絕和農民合作，核心出發點就是主觀地認為純粹的農民是無法實現有效管理的。
    這當然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歷史告訴我們，要想將農民組織起來，第一步是實現利益捆綁，譬如打土豪分土地；第二步是明確共同的奮斗目標，譬如如何保護和擴大這些既得利益。
    所以，更準確應該是，組織農民成本太高而經濟收益有限。
    嘉谷之所以能承擔這樣的高成本，是因為嘉谷的效益也高得根本不像是做農業的——坊間戲言，嘉谷就是一家披著“農業皮”的“奢侈品”公司。
    很顯然，雙倍增產的“嘉豆13號”，效益也不是一般的高。
    但即使如此，謝開濟還是提醒道：“老大，一年兩年的時間還是太短了。農民很難一說就同意加入合作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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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農民會觀望一陣子，看到實實在在的好處了，才會有所行動。但如果明年要實現大范圍推廣大豆新品種，從年底到明年初這段時間，就要將合作社組建起來，將人員培訓起來，難度和工作量都不是一般的大。
    齊政也知道這一點，想了想，道：“這樣吧，合作社不是應該分紅了嗎？我讓總部撥付一筆經費，用來組織兩地的豆農參觀我們的合作社分紅。必要的時候，還可以找媒體做一些宣傳。”
    “哈？”謝開濟先是嚇了一跳，然后明白過來，樂道：“真要這么高調？”
    齊政頷首道：“農民的核心訴求很簡單，要增收，要可靠的增收。那么，還有什么比真金白銀更有說服力？”
    同時，也可以讓政府中某些人看看，嘉谷將農民組織起來，可不是讓他們成為被剝削的對象的——資本下鄉，也要看是誰在組織，怎樣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