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不是結論，任何真正的旅行都不會有結論。但是，在向親朋好友們講完種種路上見聞后，會有一聲輕輕的苦笑。
    細心的朋友會追問：“還有什么要說？”
    我回答道：“一連講了那么多地方，一定夾雜著太多的錯，但是即便把所有的錯加起來，也抵不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對歐洲的了解，遠遠超過歐洲對于中國。”
    朋友們紛紛點頭，補充大量他們所知道的例證。
    朋友中有一個來自西安的鄧先生。他說一個中國學生在歐洲某個國家留學，有一天新來的教授掃視過教室里的各國學生，獨獨對他進行了一系列有關中國人的盤問。這位學生艱難地回答了一半顯然被廣泛誤解了的問題，然后說：“另一些問題不是誤解，隨著中國的富強將會逐步解決。”
    “那么，什么是你們富強的標志呢？”教授緊追不放。
    這個學生突然覺得有點心酸，說：“我不是政府官員，回答不了這么大的問題，只想到一個最起碼的標志，到了那時，中國留學生將不會在教室被單獨挑出來，接受那么多盤問。”
    教授走下講臺，拍著這個學生的肩說：“對不起，我只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個中國人對自己種族的態度，我向你們致敬。”
    朋友中有一個來自上海的鄔先生，他曾與一位年輕工程師到巴黎考察。一次在街上向一位老太太問路，老太太禮貌地指了路，卻又把他們引到街邊掛著的一張世界地圖前，說：“我也有一個問題要請教。”她瞇著眼睛找到了中國的方位，又點了點法國的所在，說：“這是你們中國，這是我們法國，隔得那么遠，我們也有失業，你們都涌到這里來干什么？”
    這個問題很不禮貌，鄔先生便回答：“夫人，我們是工程師，接受跨國公司的聘請，一個星期考察完之后就會回去。我們兩人都住在原來上海的法租界，那時候中國與法國也那么遠，交通哪有現在方便，那么多法國人涌到那里去干什么？”
    在冷戰早已結束以后的今天，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思考，就會發現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還在于文化的隔膜。
    但是，很多歐洲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并不少。證據很多，馬可·波羅，利瑪竇，耶穌會傳教士對于中國古代經典的翻譯，尤其是近代以來以巨大的熱情和自己的威名成功地向歐洲推介過中國文明的法國思想巨人伏爾泰和德國思想巨人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也許還應包括現代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此外，他們還會證明，歐洲人在中國古代陶瓷、絲綢、雕塑上的研究水平，甚至對中國各種社會數據的掌握程度，并不落后。
    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
    我希望從文化層面上來解答，因此曾長久地陷入過苦惱。
    終于在歌德那里獲得了救助。那天我讀他與秘書的談話錄，發現了一件讓我驚異的事情。他本來早已迷醉于那些耶穌會傳教士翻譯的儒家學說，甚至被別人戲稱為“魏瑪的孔夫子”，至少說明他對中國文化并不全然陌生。但是，當他偶爾讀了一個中國的傳奇作品，居然興奮不已，當晚與秘書說了很多話，說終于明白，中國人的情感結構與歐洲人差不多。他甚至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學”的主張，成為后世比較文學研究者們的一個重要話題。
    當我從朱光潛先生的注釋里知道了他所讀到的那個中國傳奇作品居然是《風月好逑傳》，驚訝變成了震撼。須知這在中國是一個三流的作品，而他是歌德！不是歌德失眼，而恰恰說明，不管哪一種古代學說都只是一種普遍化的抽象主張，歌德畢竟厲害，從一個三流作品中抓住了一點點感性的亮光，立即領悟。
    那我也就明白，文化隔膜的“死點”在哪里了。
    不在古典學理的譯介，不在陶瓷、絲綢的喜好，也不在社會數據的把握。這些當然都能幫助歐洲人了解中國文化，卻都讓過了中國文化的鮮活靈魂，那就是中國人的群體心理結構所衍生的個體日常情感行為方式。這既是中國文化的歷史積淀，又是中國文化的創造基座。它給中國文化帶來了血色，因此也隨之帶來了恥辱和尊嚴。
    要讓歐洲人在這一個層面上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責無旁貸的是文學藝術創作，歌德的閱讀經驗已足以說明這一點。
    這個想法使我投入了一項耗時不短的研究，部分成果是在新加坡一個有關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的演講會上發表的，題為《第四座橋》，即盼望中華文化在通達世界的大業中，除了已經架設的經典學理之橋、民俗技藝之橋和傳媒信息之橋這三座橋梁之外，再共同搭建一座藝術創造之橋，來深層次地展現中國人的心靈情感。我還肯定了二十世紀在這一搭建過程中做出過貢獻的一些人物，分析了中國人在這方面與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金像獎的距離和企盼。
    與我一起演講的，還有美國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臺灣的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和新加坡的藝術大師陳瑞獻先生。大家都從不同角度發現了中華文明面臨的機會和問題。聽講者都是從各地趕來的海外華人，那種黑頭發、黃皮膚的宏大聚集，讓人感動。
    時間已經過去好幾年，這次在歐洲更加深化了我的思考。我以前的企盼，有很多已快速實現，真讓人歡欣鼓舞。但隨之又看到很多讓人沮喪的現象，一邊是在消除隔膜，一邊又在增加隔膜。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還要進一步做清除隔膜的工作。不管要跨越多少歷史和現實的麻煩。現在已經明白，這種消除和跨越關及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自身更新，就像加入世貿組織是對國內經濟結構的改造。只是文化并不是像世貿組織那樣有一座明確的大門，進進出出全憑兩方面的精神感應。歐洲人能從重重阻礙中感受到我們的好意嗎？這是我一路上不愿開口卻時時在關注的詢問。
    我有很多學生、朋友和讀者已經長久地落戶于歐洲各國，對他們我就開口了。誰知他們平日想得最多的是同一個問題，包括兩個已經遠嫁到歐洲偏僻的角落，生了幾個孩子，從報紙上看到有關報道后與我通了電話的女學生。
    她們根據道聽途說，在電話里問起我在國內的處境。
    我說，不管國內處境如何，最讓我心中不平的還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在其他文化群落中的不被了解和難于了解。有時，像賭氣一樣，我想對那些過于傲慢的歐洲人說一句：我們中國人做過很多對不起自己人的事，但是幾乎從來沒有對不起外國人。
    聽我這么說，有一位女學生在電話那頭哽咽了。
    我不知道她聯想到了什么，為了緩和氣氛，講了一個剛剛遇到的笑話。
    前些天去日內瓦的聯合國歐洲總部，我們幾個站在二樓走廊的窗口找勃朗峰。一位上年紀的官員從身后走過，見我們指指點點，便和藹地停下步來，指著遠處山岔口上一座銀白的山峰說：“這就是勃朗峰，多美，我一見到它就愉快。”
    我們向他道謝，然后輪個兒拍照。
    正在熱鬧，過來一個黑衣女人，冷冷地說：“也許你們搞錯了，這不是勃朗峰，勃朗峰緊貼在它后面，現在被云遮住了。”說完就飄然而去。
    我們將信將疑，但幾分鐘之后就知道黑衣女人是對的，因為云散了。不必懷疑，天下奇景自有另一番氣韻，原先那座銀白山峰只是它的貼身丫鬟。
    那么，怎么解釋那位上年紀的官員呢？他居然誤會了幾十年，而且贊嘆了幾十年。這還不太奇怪，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大量誤會中。奇怪的是，他一定看到過云散之后真正的勃朗峰，為什么熟視無睹？
    我的回答是：先入為主的成見，使他把真正的主人，看成了站在背后的奴仆。
    而且，遮掩真正高峰的云霧，也實在太多。
    女學生在電話那頭笑了，說：“您的意思，中國是真正的勃朗峰？”
    我說：“我感興趣的只是，這位歐洲總部的上年紀官員，會不會在他的公務中也看錯什么？處理國際事務的官員尚且如此，一般歐洲人呢？”
    但是說到底，我們不怕被看錯。人不同于山，也有自己的眼光，因此與外部世界是一種對視關系。就一種文明而言，只有失去了生命而成為廢墟，才會單方面地聽憑別人品頭論足，而中華文明依然活著。
    活著也有沉睡的時候，只要醒來，積極行動，就沒有時間關注周圍的閑言碎語。如果有幸進入一個酣暢的創造時期如漢唐盛世，那么，即便一時被滿世界誤讀，也不會在乎。怕只怕，自己的行動不漂亮，還把別人看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