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用力，漸漸盈科而進[81]。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萬物’[82]，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后儒不明格物之說，見圣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

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葉，葉而后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譯文】

陸澄問：“知識得不到長進，怎么辦？”

先生說：“做學問必須有根本，必須從根本上下工夫，循序漸進，才能有進步。仙家用嬰兒打比方，說得非常精辟。譬如，嬰兒在母腹中時，純粹是一團氣，有什么知識？出生后，方能啼哭，爾后會笑，后來又能認識父母兄弟，逐漸能站、能走、能拿、能背，最后天下的事無所不能；這都是精氣神日漸充足，筋骨力氣漸強，智慧日漸提高的結果，而不是自出娘胎之日起就能推究得到的。所以學習必須有一個本源。圣人達到了‘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程度，也不過是從‘喜怒哀樂之未發之中上’慢慢培養起來的。后世儒生不理解格物的學說，看到圣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便想在初學時就達到這樣的境界，哪里有這種道理！”

先生又說：“立志用功，就如同種樹。剛開始生根發芽，還沒長出樹干來，等長出了樹干還沒長枝，長了樹枝之后長葉子，葉子長好后開花、結果。剛種上樹根時，你只管培土灌溉，不要想著生枝、長葉、開花、結果。空想那些有什么用？只要不忘了培土灌溉的功夫，何愁沒有枝葉和花果？”

十七

【原文】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為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于心體[83]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

【譯文】

陸澄問：“讀書但不懂，怎么辦？”

先生說：“讀不明白的原因是你只在字的表面意思上下工夫了。如此，還不如讀程朱的學問。他們的學問看得多了，就會理解。他們的學問雖然講得清楚明白，但能真正學到的很少。想學明白，必須得在心體上下功夫，凡是不明白的、解釋不通的，必須返回自身，從自己的內心去體會，就一定能學明白，想得通。所謂的《四書》《五經》，不過是講心體的。這心體即所說的道心，體明即是道明，再無其他。這正是為學的關鍵。”

十八

【原文】

“‘虛靈不眛，眾理而萬事出。’[84]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譯文】

“‘讓心空靈而不糊涂，各種道理存于心中，萬事萬物都會呈現出來。’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十九

【原文】

或問：“晦庵先生[85]曰：‘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86]此語如何？”

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為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譯文】

有人問：“朱熹先生說：‘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這話說得對嗎？”

先生說：“心即是性，性即是理，說一個‘與’字，恐怕將心理作為二物來對待了。這需要求學之人善于觀察發現。”

二十

【原文】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不善？”

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譯文】

有人說：“人都有這顆心，既然心即是理，那為什么有的為善，有的卻為惡呢？”

先生說：“惡人的心，失去了心之本體。”

二十一

【原文】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后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余。’[87]此言如何？”

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圣人說‘精一’，自是盡。”

【譯文】

陸澄問：“朱熹先生在《大學或問》中說：‘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后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余。’這話說得怎么樣？”

先生回答說：“恐怕不完全正確。天理豈容分析？又怎么會是湊合得了的？圣人說‘精一’，其實已經囊括全部做學問的內容了。”

二十二

【原文】

“省察[88]是有事時存養，存養[89]是無事時省察。”

【譯文】

“反省體察是在有事時的存心養性，存心養性是在無事時對天理的反省體察。”

二十三

【原文】

澄嘗問象山[90]在人情事變[91]上做工夫之說。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92]。”

【譯文】

陸澄曾經就陸九淵關于在人情事變上下工夫的觀點請教于先生。

先生回答說：“除了人情事變，就沒有別的事了。喜怒哀樂，難道不是人情嗎？從視、聽、言、動至富貴、貧賤、患難、生死，都是事變。事變含在人情中，關鍵在于‘致中和’，‘致中和’在于‘謹獨’。”

二十四

【原文】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93]，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于人也，謂之性；主于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引以往，至于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譯文】

陸澄問：“仁、義、禮、智的名稱，是因為表現出來了才有的嗎？”

先生說：“是的。”

另一天，陸澄問：“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都是本性表現出來的德行嗎？”

先生說：“仁、義、禮、智也是本性表現出來的德行。天性是唯一的，就形體而言為天；就主宰而言為帝；就流行而言為命；就賦于人而言為性；就主宰人身而言為心。心的表現，遇到父親便孝，遇到國君便忠，以此類推，名稱可達無數之多，但僅一個性而已。比如，人就是一個，對父親而言為子，對兒子而言為父，以此類推，名稱可以無窮盡，但就是這個人而已。所以人只要在性上用功，把性參悟透徹了，那么世上的一切道理便豁然開朗了。”

二十五

【原文】

一日，論為學功夫。

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94]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95]時在。雖曰‘何思何慮’[96]，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譯文】

有一天，師生共同探討做學問的功夫。

先生說：“教人做學問，不能偏執一端。在剛開始學習時心猿意馬，精力渙散，所考慮的大多是‘人欲’方面的事，所以姑且先教他靜坐，以安定思緒。久而久之，以使他心能安定，但若只是教他懸空靜處，以至于像槁木死灰一般，也就沒有什么用了。此時必須教他省察克己的功夫，此一功夫從來不能間斷，好比鏟除盜賊，要有一個徹底清除的決心。無事時，把好色、貪財、慕名等私欲統統搜尋出來，拔去病根，使他們不再有死灰復燃的機會，才算痛快。就像貓捉老鼠，眼睛盯著，耳朵聽著，摒棄一切私心雜念，態度堅決，不能姑息遷就，不給它喘息的機會，不能放它生路，這才是真正的功夫，如此才能掃盡心中的私欲。一旦達到心中沒有私欲，自然能做到端身拱手。雖然說‘何思何慮’，但那不是初學時該做的。初學時必須想著內省自察、克制私欲，這就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等到天理完全純正時，就是‘何思何慮’的境界了。”

二十六

【原文】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97]，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98]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

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譯文】

陸澄問：“有人夜里怕鬼，怎么辦？”

先生說：“這種人平日里不能做到完全出于公義而心中有愧，所以才會怕鬼。如果平時的行為不違神靈，坦蕩光明，又有什么可怕的？”

馬明衡說：“正直的鬼不可怕，只恐怕邪惡的鬼不理會人的善惡，所以難免有些害怕。”

先生說：“邪惡的鬼怎能迷惑正人君子？只怕是人自己心邪，才有能迷惑的鬼，并不是鬼迷惑你，而是人心已自迷了；例如，人好色，就是色鬼迷；貪財，就是財鬼迷；不該怒而怒，就是怒鬼迷；不該怕而怕，就是懼鬼迷。”

二十七

【原文】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譯文】

“定為心之本體，即天理。動與靜，只是天理在不同時間、不同環境下的表現。”

二十八

【原文】

澄問《學》《庸》同異。

先生曰：“子思[99]括《大學》一書之義為《中庸》首章。”

【譯文】

陸澄向先生請教《大學》《中庸》兩書有何異同。

先生說：“子思總結概括了《大學》一書的要義作為《中庸》的第一章。”

二十九

【原文】

問：“孔子正名[100]，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101]，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圣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于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102]？蒯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于天子，告于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于父。聵與群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于天子，告于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為之君。于是集命于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103]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聵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04]，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譯文】

陸澄問：“孔子端正名分，先儒說是上報天子、下告諸侯、廢黜公孫輒而擁立公子郢，這種看法正確嗎？”

先生說：“我恐怕不能贊同。一個人在位時對我恭敬盡禮，要求輔佐從政，我卻先廢除他，這難道容于人情天理嗎？孔子既然答為衛國國君輒理政，必定是衛國國君信任他而把國家交給他，也能聽進去他的勸誡。圣人盛德至誠，必定能感化衛輒，讓他知道不孝順父親的不可以稱之為人，衛輒一定將痛哭奔跑，去迎回他的父親。父子之愛源于人之本性，輒若能切實悔悟反省，他的父親蒯聵怎能不被感動？假若蒯聵回來后，衛輒把國家交給父親治理，并以此請罪。蒯聵已被兒子深深打動，又有孔子在中間誠心調解，蒯聵當然不會接受，依然讓兒子治理國政。群臣百姓也必定會愿意衛輒為國君。衛輒是自我檢討自己的罪過，向天子請罪，向各方諸侯公布，表示一定要把位子給父親。而蒯聵與群臣百姓都贊揚衛輒已經悔悟了且具備了仁孝的美德，也上告天子，向各方諸侯公布，一定要讓輒成為衛君。于是天命集于衛輒，讓他重新做衛國的國君。衛輒不得已，于是像后世尊立太上皇的故事那樣，率領群臣百姓尊奉父親蒯聵為太公，極盡孝養，衛輒才重新做了衛國的國君。這樣國君、大臣、父親、兒子都恪守自己的身份，名正言順，天下大治。孔子所說的正名分，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三十

【原文】

澄在鴻臚寺倉居[105]，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

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煉。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于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己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106]。大抵七情[107]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卻曰‘毀不滅性’[108]，非圣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