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蘇詠霖提出的海外尋找貴重金屬和探索未知地區情況的計劃，最開始，朝廷中大部分人對這個行動表示不太理解。
    他們普遍覺得這樣做會花費很多的錢財，很多的人力物力，會給朝廷財政增加很大的負擔。
    如果不能得到足夠的收益，那么這樣做就顯得毫無意義，只是白白浪費國帑。
    一次大遠航需要花費的錢財真的是不少的，如果僅僅只是因為未知就要去探索，這個理由恐怕并不足以服眾。
    探索需要花費大量財富，而財富是百姓辛苦耕種繳納的賦稅所匯聚，每一文錢都應該用的有價值，開疆拓土也好，土木工程也好，興修水利也好，開墾新的土地也好，這都是有收益不會浪費的。
    但是航海遠洋探索……
    說難聽點，萬一遇上海上風暴，那可就真的是血本無歸了，這樣做真的有必要嗎？
    真的值得嗎？
    這樣的看法在朝廷內部和復興會組織內部都有比較大的支持人群。
    說白了，歐洲人之所以會大航海，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推動，更因為他們有馬可波羅這一類的先驅者的行動以及他們所留下的著述的刺激。
    他們的先行者已經來過中國，寫下書籍讓他們知道中國是【流著奶和蜜、黃金遍地】的國度，為了尋找中國，為了發財，他們才來的。
    他們有著明確的目標。
    且最早的探索并非政府組織，而是民間私人探索行為，政府并沒有為此支付什么費用，不存在承擔什么風險。
    當私人行為的確發現了廣闊的可能性之后，政府才參與進來大肆掠奪，把這一私人探索行為發展為全球性質的全面探索政策，為之后的掠奪打下基礎。
    而蘇詠霖這個時候卻不能說他知道從北美到南美的太平洋沿岸地區都有大量的貴重金屬礦分部，尤其是白銀。
    他不能說美洲土著富得流油，把黃金白銀當做日常用品制作成各種飾品戴在身上。
    并且他們的生產力和社會組織形式以及文明形態都遠遜于大明，大明就算不用戰爭殖民的形式，也能可以用生產力形成降維打擊。
    用各類手工商品和美洲沒有的農產品實現市場的開拓，通過正當的商業模式從美洲土著手里得到超量黃金白銀，還能順帶傳播文化，傳播革命，在美洲建立先遣隊之類的，實現國土的開拓等等。
    反正以美洲之寬闊，有的是無主之地，誰先發現就是誰的，根本沒有道德上的負擔。
    而這樣一來，就會有源源不斷的黃金白銀流入大明，給大明增加足夠的黃金白銀儲蓄，以此為推動貨幣改革打下基礎。
    這是只有蘇詠霖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也不敢相信的事情。
    盡管如此，蘇詠霖還是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威望強行推動了這件事情，還表示若是能有打破貨幣僵局的可能，別說一支探險船隊，三支四支五支都能派出去。
    國內無法滿足需求的情況下，必須向外走，去尋找無限的可能，這是遲早要做的事情，既然現在我們有需求有能力，為什么不去做，而要困守這一畝三分地拼命內卷呢？
    為什么不能對外尋找新的可能呢？
    同志們，把你們的視野打開，把你們的格局打開，這很重要。
    以此為核心點，蘇詠霖在國務會議和復興會會議上發表多次演講，講了商業擴張對經濟的意義，講了國土擴張對國家的意義，也講了革命擴張對復興會本身的意義。
    也就是這個時候，蘇詠霖第一次講到了將革命盡量向外安排，講到了不單單是大明實現革命成功才算是成功，而要整個世界都實現了革命成功，才是最終的成功。
    但凡還有一個人在受壓迫，那么復興會的理想都不算是成功，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只要是人，那就是復興會要解放的目標。
    難道只是解放了華夏子民就可以了嗎？
    革命就成功了嗎？
    不，沒有，完全不是這樣的，這樣遠遠不夠。
    革命者要開放視野，打開格局，用全世界一盤棋的視野看待革命問題。
    如此就能發現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大明革命雖然成功，雖然在區域內形成了優勢，但是論及區域和規模，在全世界來看，依然只是星星之火。
    且隨著我們與國外交流的次數增加，雙方互相了解的程度加深，對方的上等人遲早會發現大明與他們的不同之處，遲早會對大明的革命產生恐懼。
    那之后他們會怎么做？
    他們會封閉他們自己，與我們斷絕往來。
    他們也怕他們的子民與我們來往多了會產生把他們的王族、皇族掛上東南枝的想法，他們害怕大明發生的事情會發生在他們身上，所以他們要未雨綢繆，哪怕大明沒有那個想法。
    那就不單單是影響經濟的問題了。
    就算他們打不過我們，難道不會自我封閉，與我們斷絕往來嗎？
    我們之間隔著千里萬里，難道還能興師問罪萬里遠征去要求他們打開國門嗎？
    那要花多少錢耗費多少人力物力？
    我們不能讓自己成為少數，不能讓自己被孤立，不能讓自己成為異類，我們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所以除了將革命帶到他們的國土上大力發展之外，我們沒有別的方法。
    他們越是害怕，我們就越要主動！
    我們只有解放全世界的人類，才能最終解放我們自己。
    這是蘇詠霖第一次闡述自己的世界革命理論，從經濟角度初步闡述了全面革命的必要性，然后寫成文章發行全國，由此在朝廷內部和地方復興會上引發了一波激烈的討論。
    并且由此率先在視野最開闊的財政部內打開了缺口。
    一系列高級官員和復興會高級干部相繼發表言論支持蘇詠霖的看法，認為在與世界各國交往的過程中，哪怕只是做生意，當他們真切的接觸到明國社會與明國的革命政策之后，也會影響到部分人的思想。
    而這部分人的思想受到沖擊發生改變之后，會給他們的母國帶去意想不到的影響。
    而當母國統治者意識到這種影響帶來的改變的時候，將不可逆轉的產生對大明的惡感與恐懼。
    這種惡感與恐懼會促使他們斷絕與大明的往來，從官府到民間全方位的禁止，以防止大明的革命思想傳播的太深入，影響到統治階級的利益，以至于在本土引發革命。
    而如果他們的本土也發生了類似的革命行動，更將促使他們堅決斷絕與大明的往來，哪怕這種革命不是大明主動指導發起的。
    雖然短時間內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但是十年二十年后，這種情況極有可能成為事實。
    一旦這種情況成為事實而大明沒有相對應的準備，那么就會對大明的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
    大明休想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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