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不得不負擔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到了最巨大的轉變和震蕩的時代，這就是武漢時代結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勢，確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斗爭最復雜最劇烈的[路]線匯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當時，許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錯誤，同時，更有許多以前的同志在這階級斗爭進一步的關口，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離開了革命隊伍，在最初，我們在黨的領導之下所決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確的。武漢分共以后，我們接著就決定賀葉的南昌暴動和兩湖、廣東的秋收暴動（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決定廣州暴動。這些暴動本身無[并]不是什么盲動主義，因為都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固然，中國的一般革命形勢，從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義[美]、日帝國主義者炮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以后，就已經開始低落，但是，接著而來的武漢政府中的奮斗、分裂……直到廣州暴動的舉出蘇維埃旗幟，都還是革命勢力方面正當的挽回局勢的嘗試，結果失敗了——就是說沒有能夠把革命形勢重新轉變到高漲的陣容，必須另起爐灶。而我——這時期當然我應當負主要的責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之后，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
原本個別的盲動現象我們和當時的中央從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對的；對于有些黨部不努力去領導和爭取群眾，反而孤注一擲或者僅僅去暗殺豪紳之類的行動，我們總是加以糾正的。可是，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的不好，費力于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著盲動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糾正了這個錯誤路線，使政策走上了正確的道路。自然，武漢時代之后，我們所得到的中國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訓，例如革命有在一省或幾省先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聯系著等，都是六大所采納的。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確的規定下來。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個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致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對于中國農民階層的分析，認為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內，認為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念也已經潛伏著或者有所表示。不過，同志們都沒有發覺這些觀點的嚴重錯誤，還沒有指出來，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討論農民問題的時候，才開始暴露我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的更無情的揭發。……
此后，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
一九二九年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聽說立三和忠發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斗爭，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只想彌縫緩和這些內斗，覺得互相攻許[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實俸為“打倒”對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這使得那里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結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自然，在回國任務之中，最主要的是糾正立三的錯誤，消滅莫斯科中國同志之間的派別觀念對于國內同志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我什么也沒做到，立三的錯誤在那時——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線，派別觀念也使得黨內到處抑制莫斯科回國的新干部。而我回來之后召集的三中全會，以及中央的一切處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既沒有指出立三的錯誤路線，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證國際路線的執行。實際上我的確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
老實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的發展。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他表面上認為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已經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實是覺得自己沒有把握保持和發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的勝利，黨的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的拼命。這是用左傾空談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因此在組織上，在實際工作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論上，在工會運動的方針上，在青年運動和青年組織等等各種問題上……無往而不錯。我在當時卻辨別不出來。事后我可以說，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至于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地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
于是四中全會后，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我呢，像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鈞擔。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時間對于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臺。
再想回頭來干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國文學研究——到這時候才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力氣也已經衰憊了。自然有可能還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著就是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了三年光陰。一九三四年一月，為著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閑職務。可是，既然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負了一部分的工作，雖然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議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又辦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卻又不得不略為問一問政治的狀熊[態]中間，過了一年。
最后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但是現在我連內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的爭辨[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緊要就算了罷。
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最后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為馬克思主義奮斗，為蘇維埃革命奮斗，為著黨的正確路線奮斗嗎？例行公事辦了一些，說“奮斗”是實太恭維了。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卻決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產黨的觀點上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重了。歷史的事實是抹殺[煞]不了的，我愿意受歷史的最公開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