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三國 ！
九品中正制是沿襲了東漢鄉里評議的傳統，在戰亂時期人士流移的條件下發展而來的，也是適應曹魏初期政治的特點而產生的。
東漢時孝廉察舉是地方士人進入仕途的一條重要方式，其依據是鄉里評議。漢代已有以九品之法區分人物優劣。如《史記-李將軍傳》，李廣從弟李蔡，“為人在下中，出廣下甚遠”。司馬貞注：“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又《后漢書》卷九八《許劭傳》：“少峻名節，好人倫，……故天下之拔士者，咸稱許郭……初劭與靖（從兄許靖）俱有高名，好共檄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鄉里評議掌握在清議名士手中，他們甚至干預政府用人，互相交結。這些名士又往往是地方大族或受大族支配的人，他們交結在一起，任意臧否政治（人物），形成一股浮華之風。
東漢末年，代表中央政權的曹操有不少壓制豪族名門浮華風氣的舉動。曹操并非名門，其祖父是與名士對立的宦官集團中的一員。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與曹操政權對抗。因此曹操必須壓抑以清議名士為代表的地方豪族勢力，破壞朋黨交游便是其一舉措。如205年，曹操平袁紹之后發布了一道命令：“阿黨比周，先圣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足，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三國志-魏志》卷1，又《意林》卷五引魏文帝《典論》）
但在戰亂時期，曹氏政權還須依靠地方名士，因為他們在鄉里有較高的聲望，完全廢除鄉里評議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權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議納入政權軌道，使名士與政權合作。這樣以設立中正官專門執掌品第人物以備仕進參考的方式，代表“國家利益”的政權便對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議也便合法化，從而為其發展勢力創造了條件。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便是黃巾起義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選舉無法考查鄉里的批評，故政府專設一官以司其職。這一點為當時人說法，在我看來，未必如此。因為中正官最初也是須以鄉里評議為基礎的。
以品第之法選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后漢書-劉表傳》：“及曹操到襄陽，（劉）琮舉州請降……乃釋（韓）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而魯肅的一段話更能佐證。《三國志-吳志-魯肅傳》：“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牘車，從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現的。《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為州都，郡國為中正。如《太平御覽》卷265引《傅子》：“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評次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都而總其議”；又引應琚《新論》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足束如馬齒，生不相識面，何緣別義理”；又引《吳志》：“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如果說上面關于郡中正的論述還有點空泛的話，那么下面便是魏初正始前王嘉、時苗任郡中正的記載。《三國志-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以吉茂、時苗等人為《清介傳》，傳曰：“……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又：“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于敘人才不能寬，……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余，以正始中病亡也。”
上面的材料同時也表明，郡中正由各郡長官推選，而且是現任官兼。這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曹氏政權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黨浮華之風的名士私家評議收歸政府統管，由郡長官推選現任官兼任中正，職掌人物的品第。
中正品第人物，必須提供三個項目：一家世，一狀，一品。《太平御覽》卷214引《晉陽秋》：“陳群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表明魏時已重家世，但還不是唯一標準。
曹操由于政治軍事上的需要，多次頒布唯才是舉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雖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學。如《宋書-恩幸傳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漢代選舉已參考狀。狀是一個人道德才能的具體敘述。中正所作的狀往往止一二句，是為總的評語。
品是根據家世和行狀綜合作出的評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虛位，二品實已為最，初期二、三品仍屬上品。這里的品是“中正品”，與官品是不同的。
魏初，中正定品尚重鄉論。
曹魏初期中正以郡為基層，郡中正是真正發揮品第人物作用的，它們尚為地方士族所專控，而州都只不過總其議罷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門大族尚沒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為其服務。但在曹芳以后，情形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