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當代印度倫理思想的基本特點
上文已指出，由于印度近現代歷史的復雜性和社會矛盾的錯綜交織，加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造成了印度當代倫理思想印西雜糅、古今融會的特色。這里，需要深一步研究其中內在的、具有規律性的傾向，這些傾向產生的社會歷史原因，及其理論價值與意義。
一、宗教倫理觀是印度當代倫理思想的主導傾向
在古代和中世紀印度，倫理學從屬于宗教信仰。業報—解脫的理論模型是人們行為的最基本的指導原則。在近代和當代印度，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倫理觀仍是倫理思想的主導傾向。神，或者說是神秘的最高本體，被視為人類道德的根本來源；對于人性亦即神性的悟證被當做人生的根本意義和至上幸福；宗教性的精神修養以及禁欲苦行等宗教的實踐活動被認為是達到理想的必要途徑；恢復和發揚宗教精神被看成解決社會矛盾和克服道德水平下降的惟一可靠方法。這種始終如一的宗教觀念貫徹在當代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倫理學說之中。
這種傾向的形成原因前文中已有初步分析。它首先在于印度的豐富的文化傳統，這一可以追溯到不晚于公元前兩千年的傳統的主體，是以《吠陀》、《奧義書》、《薄伽梵歌》為中心的婆羅門—印度教文化，以及佛教、耆那教和后來傳入的伊斯蘭教文化。盡管以順世論派為代表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傳統不能說并不重要，但顯然在比例上無法和強大的宗教勢力相比擬。因此，當代印度思想的巨匠們，從甘地到拉達克里希南，都主要是受到正統的宗教思想的熏陶，難以擺脫傳統宗教的影響。由于宗教思想的教育，他們在同西方思想的接觸當中，也本能地對基督教等宗教唯心主義傳統感到親近，而與西方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傳統格格不入。進一步說，在印度這樣一個各種宗教信徒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絕大多數的國度里，在寺廟神龕處處可見，人民大眾文化水平低下，根本無法接觸現代科學知識這樣一種社會條件下，如果不仍然以宗教為精神武器，組組群眾運動來爭取民族解放，很難找到別的出路。再進一步說，宗教倫理學的盛行也是當代印度民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一種典型表現。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沒有、也不可能在印度充分發展，這一階層的力量本身非常薄弱，不可能同封建勢力劃清界限。除了在精神方面同舊的宗教影響妥協之外，在政治上，也有“變心說”、“托管說”等一系列明顯和典型的妥協措施。精神上的妥協與政治上的妥協完全一致。此外，鼓吹宗教倫理學也包含有對待西方資產階級的倫理學說失望和否定的因素。對此，下文將另有分析。
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切不可將當代印度宗教倫理學簡單地等同于古代印度的宗教倫理學。盡管二者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和理論淵源關系。上文的具體介紹之中，已經分別分析了當代宗教倫理學同古代宗教倫理學的各方面差別，總括地說，當代印度思想家試圖增加宗教倫理學中精神的成分和人道主義的內容。超越某一種宗教的具體形式和迷信的成分，趨向于將至上神理解為一種超越的精神實體而不是與一系列神話學相聯系的人格神，在這方面，大概奧羅賓多的嘗試最為典型，他的體系是一種吸收了大量西方精神哲學內容、帶有極強烈的抽象思辨性質的宗教思想體系。更重要的是，當代印度思想家十分明顯地把注意力從彼岸轉移到此岸，主張在對于人的靈魂和社會進行改造的基礎上實現此岸的解脫，這同古代和中世紀傳統大相徑庭。一些思想家更是明確地提出以對于人的崇拜和為人服務來代替對于神的崇拜和為神服務。這實際上是用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來改造為封建制度服務的舊宗教及宗教倫理學。
需要指出，印度當代思想家對于宗教的態度不完全一致，甘地、奧羅賓多、拉達克里希南都表現出強烈的宗教精神，但又各有特色；泰戈爾的人道主義特征極為明顯；而尼赫魯則對宗教給以相當尖銳的批評。他們之間的差異，一方面反映了這些人物文化背景的區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所代表的階層或政治集團的利益不盡一致。一般說來，甘地雖然從本質上看其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印度廣大農民的心理；而尼赫魯則較為“純粹”地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愿望。
印度當代民族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宗教倫理學沒有、也不可能科學地解決倫理學的一系列重要理論問題，如道德起源問題。他們用抽象的“梵我同一”的至善，作為道德的惟一真實來源，是一種典型的唯心主義的道德觀。道德不能脫離社會和歷史來考察，人的本質必須在人的社會存在和生產方式中加以考察。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宗教倫理學雖然就其改造了舊的宗教倫理觀念方面看，不無進步意義，而且也確實在實踐中起到了一些反封建、反殖民主義的積極作用；但由于其本質上的錯誤和嚴重的妥協性，它不可能成為印度人民行為的正確指導，并且直接為政治上的妥協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抽象的普遍之愛是印度當代倫理思潮的主要內容
幾乎所有當代印度民族資產階級思想家都將一種抽象的普遍之愛作為倫理思想的中心。對于他們來說，最根本的，就是要達到一種境界，超越狹隘的、有限的私欲和利益，實現最高的、無限的、普遍的愛。只要達到這種至善的境界，其余各種具體的道德規范問題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這一思路，固然已包含在印度傳統的宗教哲學之中，但是當代思想家給予它空前突出的強調。因而，這一傾向的形成原因，還是要到印度近現代社會的歷史環境中去尋找。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是以擺脫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為目的的政治運動，而它從一開始起，就受到了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造成的社會階層對立、各教派之間的激烈沖突的困擾。所以，實現一種超越集團利益的民族大團結，是印度面臨的首要任務之一，宣揚普遍之愛的倫理觀，正是這種政治實踐需要的產物。它對于團結人民和反抗殖民主義，確實起到了一些進步和積極的作用。
進一步說，這種同東方傳統的整體觀相聯系的倫理學說也表現出一種朦朧的新視野，即在當代印度十分時髦的說法“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它認為個人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同全人類的利益不可分割。如果不從整體上解決全人類的命運問題，個人與民族便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與解放。這種整體的道德觀具有相當的深刻性。但是，它又是通過抽象的“愛”及“解脫”、“救世”等歷史唯心主義和宗教概念而不科學地表述出來的。盡管如此，它對于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各被壓迫民族和被剝削階級的團結和聯合，都有積極的貢獻。印度當代思想家中的杰出代表，從其先驅者辨喜開始，就表現出明確的“國際主義意識”，對于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十分關心，認為中印兩國人民的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印度思想家沒有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把同英國殖民主義的斗爭理解為兩個民族的矛盾，而是從更廣闊的世界文化背景下來理解這種斗爭。
從另一個角度看，印度當代思想家重視對于倫理觀根本問題的解決也具有合理的意義。一個有道德的人首先應當解決思想深處的根本境界問題，對于善與惡進行哲學思考，這比具體的行為規范重要得多。當然，這種強調在一些情況下有過度的傾向，導致了對于具體規范的不應有的輕視。
抽象的愛在世界上并不存在，如上文已分析的，追求抽象的愛也是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的一種表現。印度民族資產階級企圖用道德感化的方式來勸說殖民主義放棄其統治，用非暴力主義來消極地抵抗暴力。這種辦法不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矛盾，而且會模糊社會矛盾的真正本質。
三、對東西方價值觀念的評價是當代印度倫理學爭論的焦點
印度當代倫理思潮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不少分歧和爭論，其中最主要的爭論集中于對東方和西方價值觀念的不同評價。從本質上說，這種爭論反映著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殊性，即，上文已經提到的，這一階級生長在印度傳統文化的悠久傳統之下，階級基礎薄弱，而且其發展已處于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由于這一系列特殊性，印度當代思想家不可能形成等同于西方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相反，他們勢必要對東方傳統的價值觀念同西方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作比較、反思與評價。在進行這種評價之時，又不能不討論印度未來社會的性質，也就是印度的道路問題。
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出現，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許多人原來贊頌不已的“西方工業文明”竟把世界引向如此深重之災難。印度民族資產階級處于英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之下，因而對于西方工業文明黑暗面的認識尤為深刻，這一階級的思想代表，大多以相當激烈的態度抨擊了西方資本主義，對于西方價值觀念的批判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上所述，甘地等人曾揭露了資本主義惟利是圖的道德淪喪、西方民主的虛偽性等等。在這方面，印度思想家大致相同，只是在程度上有一定差別。
然而，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加以批判和否定之后，怎樣看待東方的傳統價值觀念？在這個問題上，以甘地為代表的傳統價值觀復興派和以尼赫魯為代表的工業文明繼續發展派產生了嚴重的觀點分歧。
甘地認為西方的危機本質上是道德危機，要想使印度避免出現類似的災難，必須使生產力的發展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同時大力復興宗教精神以凈化人的靈魂。甘地的想法，實際上在極大程度上代表了印度農民的平等空想，盡管他時而稱之為“民主主義”，時而稱之為“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甘地希望全體人都像印度最貧窮的農民一樣過勉強維持生命的艱難生活，以此來堵塞貪欲自私的非道德行為，還希望通過道德感化來使統治者成為善良的統治者。這種希望，不僅難以實現，而且為在印度大量保存封建制度的殘余開了綠燈。甘地對印度古代文明大加贊賞，而他所贊揚的，有很多也正是封建主義的糟粕。甘地的倫理學，雖然具有某些積極意義，但卻明顯地主張復古和倒退。
從總體上看，尼赫魯對東西方文明的評價要比甘地科學和正確一些。實際上，他在20世紀40年代對于西方價值觀的批判以及對于東方價值觀的分析，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十月革命的啟發。他認為西方確實出現了全面的危機，但這種危機并不意味著應當從工業文明倒退，相反，應當進一步前進。用東方傳統的宗教觀念去代替或彌補西方觀念是不可行的。他提出了一些不準確的社會主義的主張，如集體化等，并自稱全面接受了社會主義。然而，他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印度獨立后在他領導下所走的道路也與社會主義相去甚遠，至多是有較多的國家資本主義成分而已。他批評了宗教，卻沒有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動搖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他批評了東方的專制和西方的專制以及西方的假民主，卻沒有接受無產階級民主的觀念，而是提出以政治、經濟機會均等為主要內容的“真正民主”，實際上仍然沒有脫離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范疇。盡管如此，尼赫魯，至少是印度獨立前的尼赫魯，在道德的變遷、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對暴力的道德評價以及道德水平同經濟發展關系等重大問題上，提出了更為深刻的看法。
綜上所述，印度當代倫理學說具有獨特的發展途徑和理論體系，在世界現代倫理思想的發展中占有比較重要的位置，有一些觀念，如整體道德觀等，對于世界倫理學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突出的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