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春天，是一個黑色滑稽的日子，我因為出版情感暢銷書而一舉成為70年后聞名全國的先鋒作家，同時也因為宣傳、鼓吹婚外情而被判罰款5萬元，禁止出版任何關于男女性方面的書籍。

這樣的遭遇，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因為我溪子清寫的東西，與北大怪才余杰寫的東西一樣，都是揭露與批判性的文字。

而我們的區別在于：余杰大多揭露的是社會的陰暗面，或多或少還可以得到多數人的支持；而我溪子清寫的東西，卻凈是揭露人性的陰暗面，而這或多或少都會遭到世人的反對。畢竟人性惡呀，誰能或多或少沒有我說的這些毛病呢？我不該說出大家的心病，這犯了眾忌，活該挨批！

在回老家的列車上，翻開當天的報紙，依然還可以看到評論我作品的文字，諸如《痛批流氓文人溪子清》《溪子清，不要在這里污染我們的天空》《下半身寫作的支持者，請給我滾開》，更有甚者，用出了《溪子清，你這個禽獸》的大標題。

我很佩服這些吃飽了撐著的評論家們，他們面對那些庸俗不堪的作品，只要作者給他們好處，他們便會聲嘶力竭地無恥吹捧；而面對如此好的良作，他們不僅不給一點掌聲，還時常以文化警察的面孔自居，百般為難、萬般痛罵。

不過，這也挺不錯的，只要有人對我的作品發表意見，不管好壞都行，因為不怕有人恨，就怕沒人理。

透過火車的毛玻璃窗，看到遠處田野里綠油油的麥苗。我想到了爺爺，想到了種了一輩子地卻沒能走出黃土地的爺爺。可憐的老人，至死也沒能看到他的孫子出人頭地，甚至連成家立業的那一天也沒能等到。而今，他的孫兒終于混出名堂了，成了聞名全國的大作家；可讓他老顏汗的是，他孫兒成功靠的不是純文學，而是讓他老羞愧難當的“黃色文化”呀！

盡管我始終想把男女性方面的寫作與“黃色文化”分開對待，但自小所受的鄉村教育與儒家思想，始終把自己的思維束縛在一個小圈子里不能自拔。

當年詩人汪國真成名用了十二年，而我溪子清成名只用了十年。不管名聲好壞吧，總算是出名了。在這里，我得感謝那個北大怪才余杰，是他讓我意識到了寫作的竅門。而今這世道，說瞎話、說謊話騙不了人了，虛構編故事也過時了；唯有像余杰、王朔、春樹、韓寒他們一樣講實話，方能吸引讀者。

基于此，我才改寫評論與紀實，說出別人心里想的卻不敢說出來的話，什么一夜情、婚外戀，什么試婚、離婚等等，只要是男女兩性關系的話題，我都敢說敢寫。

央視有個“實話實說”欄目，各地電臺、報紙上也都有類似的欄目，這說明了的還是一個事實：“真實”最吸引人。經歷過20世紀那段瘋狂歲月之后，中國人被“假、大、空”的東西愚弄怕了，再也不喜歡瞎話假話了，人們不由自主地都喜歡上了“實話實說”。

無論是歷史還是文學，真實都比美更重要。中國文學要想進步，就得需要王朔、九丹、韓寒、春樹等這一類特殊寫作者。

常言道：“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我們的文壇也需要百家爭鳴、大放大鳴。只是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樣樣都通。誰都知道，魯迅先生盡管偉大，可在思想領域，他的創造還是不及他的批判的。

對照過來看自己的作品，我也很知足了。曾經一心想像汪國真一樣靠詩歌出名，后來又想像余杰一樣靠批判出名。而今，我終于明白了，現實并不按自己的設計走，事實又不怎能盡隨人意。沒想到多年之后，常以正人君子自居、堂堂的青年作家溪子清，竟靠男女性方面的文字熬出了名頭。

只是，這能怨我嗎？生活在這個高速變化、弱肉強食的社會里，我們不可能讓這個社會來適應自己，必須學會適應社會。在此，我還想提一下報紙對我作品及人格的批判，我認為他們說得很對，我的很多觀點與言行，確實很讓人不好受。但是，我還是挺直腰板自豪地說，我溪子清所寫的文章，絕對無愧于這個時代，更無愧于自己。我愿像《皇帝新裝》里的孩子一樣，把自己所看到所想到的東西如實地告訴人們，我們絕不能再自欺欺人地活下去了。

其實，回望曾經走過的青春路，就會發現我寫男女性方面的文字是早晚的事。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再到大學，從大學再到社會，每一個地方，都曾留下過我思索男女關系的空間。無可回避的是，從小到大，我確實在“性”上犯下過不可饒恕的罪過，我這一生都生活在情感與性意識矛盾、困惑、迷茫的糾纏與斗爭之中。我不是天才，不可能把一切都想得那些透，同時我不是傻子，又不可能不去思考或認識性。或許正如哲學中所說的那樣，過程比結局更重要。但愿如此吧。

對于批判我的評論家或讀者，我想真誠地說一句話：溪子清可以接受你們對我學術、思想上的批評，但絕不接受你們對我人格的批判。我可能不是一個學術嚴謹的學者，可能不是一個充滿熱血的作家，不過我也絕對不是一個流氓文人。即使多年之后有人寫溪子清傳記，提起我青蔥歲月里的這段不堪，我還是理直氣壯、無愧于心地說——“我不是禽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