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與宗教

忽必烈還在國內宗教政策方面盡力迎合他的中國臣民。盡管他自己繼續出席蒙古薩滿教的儀式，他母親的培養已使他牢記對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供庇護及支持的政治重要性。13世紀60年代忽必烈需要同支持他統治中國的各派宗教發展關系，從而確保蒙古對這個國家的控制。即使在他僭取中國皇帝的名分之前，他已經試圖吸引漢地宗教的上層人物，但是現在這種努力更為重要和更加迫切。

首先，忽必烈力圖與儒家保持良好關系。在開始建設大都的1267年，他下令建造太廟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選定了國家的歷法，這是農業社會統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稱的選擇對于儒士將是一個最重要的信號。采納富有漢地象征的漢語名稱將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國某些傳統融為一體。1271年，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忽必烈從《易經》中選擇了“大元”作為國名。元的涵義是“乾元——天地萬物的起源”或者“原始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號直接出自漢族傳統經典著作之一。同一年，忽必烈在朝廷中重新實行傳統的儒家禮儀以及伴隨禮儀的樂舞。如果朝廷想防止導致洪水、干旱或地震的自然災害，采用相應的禮儀是必不可少的。忽必烈不僅命令重新引入這些禮儀并且讓他的儒家幕僚們教授200余名挑選出來的蒙古人演習朝儀，這是他希望迎合漢人的另一種表示。從忽必烈為最終被指定為繼承人的次子所規定的訓練和教育中，可以進一步看到他對儒教和漢人價值觀的敏感。在佛教僧人海云和尚的幫助下，他為兒子取了一個漢文佛教名字真金。忽必烈還讓他年輕的兒子接觸中國領土上的其他宗教信仰。這樣真金接受佛教喇嘛八思巴的傳授，八思巴為他的年輕學生寫了一篇題為《彰所知論》的短文，向他說明佛教。吸引儒家學者的另一種方法是為傳播他們的觀點提供實質性的支持。例如，忽必烈鼓勵把漢文著作翻譯成蒙古文。諸如儒學經典《孝經》和《書經》，以及真德秀（1178—1235年）所著《大學衍義》等理學著作，也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得到翻譯。忽必烈贊同用傳統的中國方式記載元朝歷史的建議，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稱贊。儒學重視過去，強調利用歷史經驗指導行為，所以它為這種官方認可的編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據。1261年8月，儒家學者王鶚（1190—1273年）建議收集遼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統治者的歷史記錄。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國的統治者，他必然要求助于除儒家之外的宗教和信仰。他特別急于想要影響的宗教團體之一是伊斯蘭教。早在唐朝伊斯蘭教就傳到中國，到了忽必烈時代盡管他們正在向西北和東南集中，還是可以在全國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他們當中的大部分是來自中亞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漢人是皈依伊斯蘭教的教徒。忽必烈對回回人執行一種仁慈的政策，因為他們有助于他在中國的統治。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政府中，從而減少自己對漢人幕僚和官員的依賴。他允許回回人組成實際上自治的社團以回回宗師作為領導，由哈的為他們解釋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區有他們自己的集市、醫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也不禁止他們遵循伊斯蘭教意旨。事實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財政機構擔任重要職位并給予他們特權。他豁免他們常規的賦稅，并且招募他們擔任漢人極少能夠擔任的達魯花赤。回回人十分感激，并以忠心為宮廷服務作為回報。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來自不花剌的賽典赤·贍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為中國北方一個地區的宣慰使并且以后提升為西南地區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另一個團體是佛教徒眾，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早在13世紀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過禪宗的僧侶海云的教導，但他很快發現中國禪宗太深奧、太超脫，不符合他的追求。例如，當一位禪宗大師告訴忽必烈“萬物皆空惟靈僅存”時吐蕃僧侶八思巴喇嘛（1235—1280年）證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的盟友。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宮廷中度過的，通過長期和蒙古人的聯系，他吸收了蒙古的許多價值觀。他還是吐蕃佛教薩斯迦派主要領導人的侄子，1253年忽必烈對薩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中贏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在漢地和吐蕃他都給予忽必烈寶貴的支持，因此蒙古君主對他特別友善。他家族的成員和蒙古皇室成員通婚。1260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擔任新職位國師，在第二年初讓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務。

1264年忽必烈建立總制院管理吐蕃并監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關系，八思巴成為總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長官。在敵對的佛教派別必里公派領導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權威受到挑戰，但1267年忽必烈調兵幫助這位年輕的佛教教長恢復了權力。1268年忽必烈的軍隊打垮了持異議者后，他雖然恢復了八思巴的權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為吐蕃的宣慰使來幫助控制吐蕃。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夠通過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出回報。八思巴論述了寺院和國家的地位，并得出政教合一的結論反過來，忽必烈給予佛教徒特權和豁免。他在位時，佛教僧侶多年享有免稅；朝廷為建設新的寺廟和修復佛道之爭中損壞的寺廟提供資金；政府還為寺院擁有的工藝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隸。道教是忽必烈試圖從中尋求支持和幫助的另一種宗教。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辯論中對佛教的支持使他不為道教所喜愛。然而他為道教馳名的法術所吸引，并承認他們對較低階層群眾有吸引力。因此朝廷為建設道觀提供資金，并向他們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權。一些道教領袖意識到需要與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處，并且首先尋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以后他們為忽必烈和他的朝廷演習和道教祭禮有關的祭祀和典禮，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禮——祭泰山。他們愿意為忽必烈舉行這些典禮是一種支持的信號，這種支持被傳遞給道教的普通信徒。在忽必烈統治的前二十年中道教徒相對地保持沉寂。

忽必烈與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還尋求獲得中國數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國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協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經到達蒙古宮廷，例如約翰·普蘭諾·加賓尼和魯不魯乞，而且幾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藝人威廉·布涉曾為大汗蒙哥服務過。馬可·波羅是忽必烈時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當老波羅兄弟于1269年返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時，他們面臨失望。他們很快獲悉，教皇克萊門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他們盡快完成忽必烈的請求和盡快返回中國的計劃受阻。正當他們決定在沒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時，新的教皇被選出了，他們受到接見。但是，他們不能得到所請求的100位有學問的基督徒。總之，1271年他們向大汗的宮廷出發。在尼柯羅的兒子馬可·波羅陪伴下，他們最終于1275年到達中國。忽必烈肯定對他尋求的100位有學問的人沒有伴隨他們而來感到沮喪，但是他顯然對馬可·波羅的才智有了深刻的印象。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這位大汗派他到中國和東南亞的不同地方去充當這位皇帝的“耳目”，并帶回他所到之處的見聞。同樣，馬可·波羅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動。馬可·波羅看到的是高居權位的大汗，并以諂媚的詞語描寫他。馬可·波羅把忽必烈評價為“毫無疑問是全世界空前絕后的最偉大的君主”忽必烈通過對基督教實行寬容政策進一步吸引歐洲人。他的母親通過籠絡聶思脫里派設定了這條道路。忽必烈沒有變為基督徒，但是他在宮廷里任用聶思脫里教徒。他不限制聶思脫里教的習俗，而且馬可·波羅也曾提及他在甘州、肅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見的教堂。忽必烈還豁免教士的賦稅和兵役。最后，他建立了一個專門的政府機構崇福司監督他國土內的聶思脫里教牧師。在1275—1276年，列班·騷馬和麻古思離開大都去訪問耶路撒冷的圣地，如果沒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們也許難以通過中國北部和中亞。列班·騷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會見并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歐洲人商談結盟。他受到羅馬教皇的接見，并且獲準在巴黎與腓力四世、在波爾多與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見面。這些會面并沒有導致有學問的基督徒進入忽必烈的王朝，也沒有造就和歐洲人的同盟。然而這顯示了元朝朝廷對基督教的容忍，在政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員并且歡迎同更大的基督教世界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