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生活

早在立國之前的渤海國時期，女真人與佛教就已有過接觸了。10世紀時女真的酋長阿古乃就是一個佛教徒，他是被金世祖稱為“始祖”的函普之兄。女真人進占遼朝故地后，便與從遼宮廷得到大筆贊助的繁榮的佛教不期而遇。這深刻地影響到女真皇族對佛教的態度以及金朝政府的政策。在皇族中，幾乎沒有哪個皇后和妃子不好佛事，世宗的母親在晚年甚至出家當了尼姑。世宗本人年輕時也一度受到佛教的吸引，只是后來又多少有些疏遠，但他卻仍然對佛寺和僧侶予以資助。章宗也是如此。

金朝皇帝對于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官方佛教的尊崇程度，可以用他們的捐賜來衡量。無論世俗的和佛教的文獻都經常記載寺廟和僧侶所受的捐贈，這些贈品的數量往往頗為可觀。海陵王曾一次賜予諸寺僧侶絹500匹，其他紡織品50匹，銀500兩，但這如果與世宗的捐贈相比，就算少的了。世宗在1185年曾一次賜給寺廟田2000畝，栗樹7000株，錢2萬貫。除了賜錢以外，寺廟也常常得到農田，致使一些宗教社團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同樣，寺廟還擁有為數大量的奴隸（前面已提到他們要加倍付稅）。

世俗百姓獲取宗教功德的另一個方式是供養僧侶，這也被金朝宮廷所實行。將度牒賜給僧侶也屬捐贈的一種，因為想要得到僧職的人數是有限制的。有時候，皇帝可以憑其特權在一個典禮上一下子賜予幾千名僧侶度牒。朝廷的這些贊助方式，也被其他女真貴族和有錢的漢人紛紛效法。

但是另一方面，皇室對佛教（還有道教）的贊助也是與嚴格的國家控制聯系在一起的。在這點上金朝效法的不僅僅是遼朝，更是以往大多數漢族朝代的做法。遼朝早在991年就下令禁止私度僧尼，金朝在1130年重申了這一禁令。像宋朝一樣，金朝的立法中也包括了關于為僧尼授予僧職的詳盡的規定。就這樣，金朝存在著一個與官僚機構相類似的由國家控制的僧侶階層。在其每個行政管理單位官方選擇一個道行高的僧侶來做僧官，他任期僅為三年。凡在他所管轄的地段，如僧尼犯有較輕的過失，這些僧官有審理的全權，但如罪在杖責以上，就必須送交僧錄都綱司審理了。國家控制的另一個內容是不得到官方許可，任何人不準私建廟宇。國家之所以要施行這些限制和控制，都是基于這個事實，即僧侶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而另一方面，當面臨危機國庫急需錢財的時候，國家也握有將度牒廣為拋售之權。據載，這種情況首次出現于1160年海陵王準備大舉伐宋之時。當時一張度牒的賣價在100貫到300貫錢之間，這是一項相當可觀的收入。

在金朝占主要地位的是漢地佛教，在這點上它繼承了北宋的傳統。在金朝的佛教僧侶中似乎看不到有與吐蕃、中亞以及印度等佛教中心進行接觸的跡象，也看不見有哪個金朝的虔誠僧侶曾到佛陀誕生和宣教的圣地去取經或朝奉。同樣，似乎也沒有外邦的僧侶來金朝統治下的中國北方說法。只是曾有一名印度高僧于1130年到五臺山去傳教并表演過奇跡金朝對于佛教思辨哲學的貢獻微乎其微，沒有從梵文翻譯過來任何一部新的經典，沒有任何一個生活在金朝的佛教徒的著作被收入明藏（就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那一部）之中。但這并不是說金朝在佛教理論方面是停滯不前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就是在佛教僧侶中間，也存在著一種三教融合的傾向。其領袖人物是行秀，以萬松老人而聞名于世（1166—1246年）。他對佛教經典、儒家學說和道教思想都同樣精通，并且頗得金朝宮廷的賞識。他有一些作品存世但并未被收入明藏之中。耶律楚材曾在佛學方面師從于他，另一位不平常的居士李之純（1185—1231年）也是他的門生。李不僅是一個博學多才的作家和詩人，也是一個有深度的思想家。在他所著的《鳴道集說》中，收集了儒教和道教作者的文章，用以表示他們的教義與佛教的基本教義之間存在著可以相互兼通的東西。這可能是表現金朝知識精英之中宗教思想概貌的最突出的例子了。在金朝，俗界的以及未得皇室資助的好佛者也致力于刊印藏經。1148—1173年期間，金版大藏經在解州（今山西）雕印完成，資金是由山西和陜西虔誠信徒發起征集的。該藏經收集了佛典7000余卷，其中的5000卷左右于1933年在解州一個佛寺被發現。與在官方學派和宮廷中奉行的佛教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間生機勃勃的宗教教派的運動。有些教派諸如白云宗和白蓮宗，屬于中國神佛救世活動中的一個教派，一直持續到19世紀。也有人認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摩尼教派的影響（白色經常被與摩尼教徒聯系起來）。有身份的僧侶和官方都將這些教派視為非正統的邪教。1190年還曾有一個教派被官方所禁，可能是屬于密宗，因為它的信徒崇拜毗廬遮那，神秘的五行毗廬中最高的一位。但是，在所有被禁的教派中，最活躍的因而也是最遭迫害的教派，似乎要算頭陀教。頭陀是梵文dhūta的音譯，意思是“奉行教規”，似乎這一教派有一套自己制定的特殊的儀式和戒律，而要求信徒必須遵守。這個教派在金代被視為異端，到蒙古統治時期更被視為邪教的一種。可惜的是我們對于它的思辨智慧和教義背景一無所知，因為我們對頭陀教的所有了解都來自與它敵對的一方。金朝也存在著由僧侶領導的起義。這些起義的起因，有一些可能是官府對宗教的過分控制激起了僧徒的怨恨。其他一些則可能出于民族仇恨，打擊目標是女真人的統治，但是這些都僅限于推論。以神佛救世為號召的教派起義，崇拜的主要是彌勒佛，宣稱彌勒將成為千年佛祖降臨，這些教派起義從5世紀以來便在中國斷斷續續地爆發，在金朝有時也爆發過。雖然1161年發生于河北的一場起義可能是為了反抗國家因準備伐宋戰爭而在民間進行繁苛的征調，但1171年在河北和山東西部爆發的起義則肯定是宗教性質的，其理論源于對蓮華經中一個片斷的奇特解釋。至于道教，我們也同樣可以從兩方面加以區別，一方面是國家對這一宗教的寬容與控制，一方面是民間普遍的宗教運動被視為異端。國家用對待佛教僧尼同樣的方式來對待道士與道姑：度牒由官府監督發放，舉行考試，將道士按不同等級分別予以審判權等等。所有這些都與宋朝時相應的規定并無不同。甚至考試入門者的五篇文章也與宋朝的一樣，采用《道德經》和《道藏》中的另外四篇文章。不過，人們對道教的熱情恐怕要普遍高過佛教，在12世紀期間的中國北方，還有幾個新的道教宗派出現。北方的道教與南宋的毫無聯系和交往，在南方，繁興的是講究符水咒法的天師（道教宗派）一派。北方的道教學派始終是相當獨立地在發展。

道教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宗派是全真派。雖然從根本上看，全真道是屬于道教的，但我們在它的教義中還是發現了強烈的三教合一的因素。它從三教中各選一篇編在一起，以啟示人們認識基本的原理：從儒家選取的是《孝經》，從道家選取的是《道德經》，從佛教選取的是《般若心經》，后者是大乘佛教中《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的簡明讀本。該教以少私寡欲為主，修行方式有集體持齋，控制肉體的欲望，戒酒戒肉戒女色等，認為這一切能使人正心誠意。該教還講究“識心見性”，認為這是使靈魂得到拯救的必經之路，必須由此才能覺悟而成“真人”，才能擺脫世俗的羈絆，進入天人的境界。在全真道中，是將自我禁欲和自覺領悟看作得到拯救的最根本途徑，而不是像道教其他學派那樣重在從事化學的煉丹和念咒畫符，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人們也許會以為，成為一名高士需要嚴酷的修煉，肯定令人望而生畏，而不是被引誘，但是事實上，在這個教派周圍卻很快就聚集了大批的信徒。這個長春教派甚至發現在社會精英階層都有他們的追隨者。據說曾有個沉迷于這一教派的信徒，竟成為身居高位的女真貴族們的“全真師”。這個新教派終因其狂熱而受到人們特別是佛教界的懷疑，1190年長春教被正式禁罷。但是這一禁令并沒有造成哪怕是最輕微的影響，當金政權在蒙古的侵犯之下開始瓦解的時候，這一教派甚至又繁榮起來。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一個社會普遍動蕩不安和混亂的時期，它所指出的獲得拯救的道路似乎能夠使人們逃避開陰暗的現實生活。有人想將全真派說成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說它是對女真人及其統治在精神上的一種抵抗。從長春教諸多教主留傳下來的著作包括詩詞中，也可看出這一教派濃烈的文人氣息。長春派道士對于中國文學價值的不朽貢獻并不亞于官方學者的貢獻。長春派道士的著作已全部收入15世紀所輯的正統《道藏》之中。多虧了長春道諸教主的文學活動，我們今天才能充分地了解到這個教派的全部歷史。但是這并不是說其他非正統教派就沒有留下什么文字記載使我們了解其歷史，12世紀的中國北方還存在著太一教、混元教、真大道教等等道教教派。其中太一、混元二教的活動曾于1191年一并受到限制，真大道教則一直秘密活動于地下，直到明朝才再次出現，然后又再次受到當局的迫害。最后還要提到的是金朝的外來宗教。我們對于伊斯蘭教和景教的情況一無所知，雖然這些宗教都曾被外國人帶入到中國北方并被他們所奉行。不過，我們卻有證據說明金朝時曾存在過一個猶太人的群落。1163年猶太人曾在開封建立過一個禮拜堂，15世紀有碑銘記載了這一事實。據我們推斷，這些猶太人是從中東（波斯）經由中亞旅行商隊所走的道路，而不是跨海進入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