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史料和現代研究關于秦史，最重要的史料是中國第一部通史《史記》的有關的幾卷。這部敘述范圍從傳說階段直至公元前100年前后的偉大著作是司馬談（死于公元前110年），特別是其子司馬遷（約公元前145—約前86年）兩人的共同創作。就秦而言，最重要的幾卷是卷五（秦國直至前246年的逐年的大事記）和卷六（公元前246—前206年秦國和秦帝國的逐年的大事記）。本章敘事的基本史料，除非另外注明，一般取材于這兩卷。但偶爾還利用遠為簡單和比較不重要的卷十五（公元前476—前206年秦及同時代主要諸侯國的大事表），以證實和補充卷五和卷六的記載。其他有關材料見于《史記》的幾卷書，特別是論國家宗教（卷二八）、水渠（卷二九）和經濟發展（卷三十）的幾卷。這些都收于沙畹的極佳的法譯本《〈史記〉譯注》中。《史記》的后半部分由著名人物的傳記組成，其中幾篇傳記對秦史極為重要。最重要的幾篇已被卜德譯成英文并加以論述，見他的《中國的第一個統一者：從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的一生研究秦朝》（1938年）；另外三篇的譯文見他的《古代中國的政治家、愛國者及將軍：〈史記〉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年）的傳記》（1940年）。蒂莫特斯·波科拉編的《史記》的部分譯文書目，已收于法譯本《史記》第6卷中（1969年出版，第113—146頁）。

《史記》之后有《漢書》，它由班固（公元32—92年）及其親屬所編。《漢書》的少數幾卷與《史記》對秦亡漢興事件的敘述部分重復。另外，它的幾卷“志”包括了關于秦的簡要材料；在這方面特別重要的是論法律的卷二三，何四維的《漢法律殘簡》中有其英譯文；論述國家經濟的卷二四，已由南希·斯旺譯成英文，見《古代中國的糧食和貨幣》（1950年）。

在司馬遷用來記述戰國時期（公元前403—前221年）的史料中，現在仍存在的一種是《戰國策》；此書有詹姆斯·克倫普的英譯本（1970年）。雖然此書有一部分敘述秦史的情節，但其價值與《史記》相比則是次要的，這既因為它的敘述不系統，又因為它的內容大都具有軼事和文學的性質，而不是歷史。1973年從馬王堆漢墓第三號發現的《戰國策》的部分文字，包括傳統版本所沒有的材料。但是，這些新材料中沒有關于秦史的新東西。《文物》（1975.4，第14—16頁）和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的《戰國縱橫家書》（北京，1976年）中載有這段文字的現代漢語譯文。

在思想方面，秦帝國的崛起與稱之為法家的政治理論家學派特別有關系。有關主要的法家作者和政治家的譯文和研究包括以下幾種：W.K．廖的《韓非子全集》（1939、1959年），這是對這位最有名的法家理論家（死于公元前233年）的著作的不大高明的譯本。顧立雅的《公元前4世紀的中國政治哲學家申不害》（1974年），此書挑戰性地和有爭議地試圖再現一個其著作早已散失的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思想；尤其是戴聞達的《商君書》（1928年），這是一部關于使秦國興起的主要政治家商鞅（公元前338年死）的研究著作，書中還翻譯了歷來被錯誤地認為是商鞅所作的重要的法家文書。后來在有些方面超過戴聞達的蘇聯的研究著作，見Л.C．別列洛莫夫的《商君書》（1968年）及蒂莫特斯·波科拉對該書的書評（載《通報》，55[1969]，第322—324頁）。上述兩部著作應與楊寬更早的研究《商鞅變法》（1955年）進行比較；李幼寧編的《商鞅變法和中國的國家控制》（1977年）中有楊寬著作的英譯文，并附有長篇介紹。

一般地說，司馬遷的校勘水準是相當高的。此外，關于秦的幾卷比記述同時代其他列國的卷更詳細，還可能更可靠。這是因為基本上據以寫成秦史幾卷的秦的歷史記事（現佚失），在公元前213年秦王朝下令明確地免予銷毀。然而這幾卷，特別是關于帝國的關鍵性的卷六包括了一些有傾向性的或者不大可能有的情節，這些內容很可能是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在司馬遷死后被匿名作者竄入《史記》。其中有些情節已見于前面的正文，在下面的附錄2中將作更詳盡的分析。

除了可能的竄改增添的文字外，現代歷史學家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史記》和其他秦代史料的注意面狹窄。它們對政治和軍事史特別偏重，但對制度、社會學和經濟方面的發展往往只是一筆帶過，這種狀況有時導致歷史學家根據過于簡單、缺乏連續性和含糊的參考材料作出籠統的全面概括。

幸好考古學現在對歷史學家作出了越來越多的幫助。在秦代方面，重要的研究包括：秦都咸陽一座主要宮殿的發掘（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74年開始，到1978年仍處于初步階段）；離秦始皇陵墓1.5公里一個遺址的大批真人大小的陶俑的發掘。陶復的文章記載了秦皇宮的發掘和復原工作（陶文載《文物》，1976.11，第31—41頁）。關于敘述陶俑的優秀的帶圖文章，見馬克斯韋爾·赫恩的《秦始皇的兵馬俑》，載于方聞編的《偉大的中國青銅器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展覽》（1980年）。

最重要的是在死于公元前217年的一個秦代地方官員的墓中發現的、寫在一千多塊竹簡上的法律和行政文書，竹與木，在發明紙以前是中國的傳統書寫材料。這些文書包括的法律幾乎可以肯定來自秦的法典；文書比至今存在的最早的中國法典，即公元653年的唐的法典，要早約9個世紀。《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發表了文書的文字和現代漢語的譯文。已經出版了兩種同名的書，一種為1977年版，另一種為1978年版。本章腳注凡提到的都是指更好的1978年版本。除了少數例外，以往的中國歷史學家一致譴責秦朝，認為它未受教化，甚至“野蠻”，也譴責它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冷酷無情地使用法家權術。因此，關于傳統的和現代的史學家對秦代態度的一個相當近期的調查只列舉了兩個強烈偏袒秦的近代前的學者，一為柳宗元（公元773—819年），一為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見李幼寧編：《秦始皇：歷史編纂學的政治》（1975年），第16—17頁。

但是，從20世紀第二個十年起現代史學家的意見更加紛紜了，而尋找正面人物的傾向日益加強。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評法批儒運動的興起，這種傾向在1972年達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在許多說明這種變化的傾向的著作中，最具有學術性的是楊寬的《秦始皇》這部比較早期的著作（1956年），盡管此書力圖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來解釋秦的興起，他的觀點依然部分的是傳統的。作為對比，洪世滌把楊寬的著作加以普及，倒是頗有啟發性的，洪的同名著作首先在1972年出版，第一版印數為130萬冊（楊寬的為25000冊）。

洪世滌的著作，較短，不引經據典，而以遠為簡單化的方式來處理他的題目。K.C．馬博士和張保民（音）博士將此書譯成英文，收于李幼寧的《秦始皇》中；關于楊、洪倆人著作的比較，見該書第38頁以后。又見何四維更早的精彩綜述：《中國共產黨對中華帝國的起源和基礎的論述》，載《中國季刊》，1965年7—9月，第78—105頁。應該補充的是，在毛澤東于1976去世后，評法批儒運動已經完全停止了。

近代日本學者己經寫出了若干種關于秦史具體問題的很重要專著和學術論文。有幾種已被這一章所引用。

在西方的專著中，最早的一部（1909年）是阿爾貝·奇珀的《秦朝史，公元前777—前207年》。這是大部分根據《史記》的詳細譯本或意譯本，它逐代逐年地敘述秦的歷史，只擺事實，不作評價。嚴謹的學者不如閱讀前面提到的沙畹的譯文《〈史記〉譯注》。關于秦帝國及形成帝國前幾十年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情況，見前引卜德的兩部書：《中國的第一個統一者》和《古代中國的政治家、愛國者及將軍》，特別是前一部。蘇聯學者Л.C．別列洛莫夫的《秦帝國——中國的第一個中央集權國家》（1962年）更著重社會學，篇幅不大，卻有促進作用。雖然此書關于像古代中國奴隸制等論題的觀點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同，但與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即根據大部分必然是不能肯定的材料作出概括性的結論。（見蒂莫特斯·波科拉的詳盡的評論，載《東方學檔案》，31[1963]，第165—171頁）。波科拉博士用捷克文寫的《秦始皇帝》（1967年）是一本通俗的，但有學術價值的小冊子，它兼顧了政治學的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