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690—705年

同時代的人并沒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續性的截然中斷。在705年唐代中興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談及武后時說：“亶聰成德，濬哲應期，用初九之英謨，開太一之宏略。”在唐室諸王之亂失敗后，周代的改朝換代進程進行得很順利，沒有遭到反對。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細則并定都洛陽。早在7世紀60年代，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詔書中認定洛陽在交通和供應方面優于長安；而中國的經濟中心向南面和東面的逐漸轉移從此又加強了這些優勢。不久，他們不是被武后而是被武后的長侄武承嗣所用；后者已被指定為武后之父的后嗣。整個朝廷陷入一片爭吵聲中。武后對她侄兒的請求表現得很驚奇，所以在朝廷廣泛征求意見。有的人大膽直言反對武承嗣；但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流放，甚或死于他的心腹來俊臣之手。唐皇室利益最重要的維護者是李昭德，他是從小士紳通過科舉考試發跡的另一種“新”型官員；此人是如此剛直不阿，以致一次他把一名其繡袍違背了節約規定的官員鞭笞至死。對她的這種行為可能有兩種解釋。其一是武后確實被自己的氏族和諸子爭奪繼位權之事弄得焦頭爛額。結果，狄仁杰的論點——集中在母子紐帶和有朝一日她需要后嗣的祭祀兩方面——才使相持的形勢有利于她的長子。但第二種解釋同樣可以講得通。她把決定拖延至698年，因為繼位問題是平衡和分裂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團的很有價值的手段。

如果事實真是如此，它只能被視作武后整個執政期間表現的政治技巧的一個方面。她的主要目的是擴大對宰相們的皇權，在這方面她是十分成功的。宰相在唐王朝開始時被授予中央三省首腦的職位。它逐漸也被授予其他高級官員，所以宰相的人數可從有3到15人不等。例如，任免權無疑是皇帝的一個特權，而武后使用它時有她的特定的目的。在太宗的23年統治期中，被任命的宰相有21人，每人的平均任期為7年。從684—705年，66人被任命，平均的任期只有兩年。60歲以下被任命的為數甚少，職務的調動空前頻繁。甚至唯一得到武后充分信任的大臣狄仁杰在他擔任宰相的3年中也擔任了不少于7個不同的職位。臨時任命和在京師外執行長期任務的情況比以前更加頻繁；部門職能的自然重疊使武后取得在集團內部制造對立和分裂的機會。她常常把像狄仁杰和李昭德那樣的杰出人物與自己家族中的平庸之輩和道教的術士一起安置在相應的職位上。當697年來俊臣最后被處決時，她竟聽任一個捏造的罪名把來俊臣的主要敵人李昭德同樣處死。武后的宰相中有高達驚人的80%的人從高級職位上被迫撤下來，有的人被流放或處死，有的人干脆被降級任用。太宗時這樣的人占33%。在她統治時，官僚的高級圈子中一直存在著一種朝不保夕的氣氛；令人感興趣的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劉知幾最早的文學作品之一是696年的一首賦，它向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提出種種危險作為警告。它名為《思慎賦》。

其他傳統的控制辦法也是為了達到同一目的。武后精心制定了專門的獎賞制度，它旨在提醒人們，榮譽的取得不但靠科舉中試或靠成為高官顯宦，而且還靠在職時取悅于統治者。像清代多產的史學家趙翼就有時稱贊她能接受大臣的規勸和批評。有時武后干脆摒斥宰相的議政，她寧可依靠她的寵臣和女兒太平公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依靠一個通稱為“北門學士”的非官員顧問集團。它是后來翰林院的前身，不但為武后草擬以她的名義發表的大部分文學作品，而且還協助決策。當宰相們阻撓興建明堂的奢侈計劃時，武后干脆繞過他們而依靠這些學士。武后之治的矛盾現象是：存在一個發展和擴大的官僚集團，而同時它的上層又正在被削弱和限制。一個日益發展的官僚階層遇到了武后這位對手，這可能是在她被廢黜時只有一個大臣哭泣的原因吧。

武周的最初幾年相對地說是平靜的，恐怖的緩和帶來了處理若干老問題的機會。在邊境，突厥、吐蕃和西南蠻諸部落正為進行了相當時期的內訌所苦；在690—694年期間，超過35萬名“蠻夷”前來中國避難。兩名有才能的將軍王孝杰和唐休璟說服武后，收復678年喪失的“四鎮”的時機已經成熟。在692年陰歷十月，他們在西面擊潰了吐蕃軍，并在龜茲重建安西都護府。她的庇護還擴大到科舉制度。武后一貫重科舉制而輕靠各種特權進入官僚集團的方式；在689年，她首創君主親自策試貢士的做法。雖然帝國仍舊繁榮，人民繳稅一般沒有怨言，但在武后后期已有人對財政事務越來越關心和開始打算處理帝國面臨的日趨嚴重的財經問題。695年，李嶠上疏提請注意浮逃戶的數字日增，他們出于種種原因從登記地出逃，作為未登記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議規定這些人向當局投案的期限。他們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們的定居地登記，但不論何種情況，都要成為正式登記的納稅者。新政策不僅由地方官員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往各道的御史的監督。武后批準了這一計劃，而且御史也實際上被任命了。但計劃受到朝廷幾名大臣的阻撓，最后被擱置下來。然而它在8世紀初一定被恢復執行，因為人們從敦煌和吐魯番發現了當地官員執行這類政策的有關文書。這些文書的日期是從702年和703年起，當時李嶠又成為朝廷中的主要人物。在8世紀的最初幾年，由于商業日益重要而引起的問題也受到相當的注意。通貨問題顯然更加嚴重了。在7世紀90年代中期私鑄成風，政府是如此缺乏金屬，以致必須熔化農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從701—704年，某些私鑄錢獲準使用，作為應付通貨長期短缺的一個措施。703年，曾有對商人和貿易征稅的企圖，但它被朝廷的傳統主義分子所阻。但從695年起，防務費用開始成為大問題。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默啜已開始在邊境襲擾，并從此折磨中國達好幾年，時而掠奪，時而又要求歸順；時而叛亂，時而又要求和親。這場叛亂是當時朝廷完全沒有料到的，因為契丹自648年被太宗并入松漠都護府以來，一直平靜無事。武后很少因她的對外政策而受到稱贊，但在這次危機中她表現出的冷靜和果斷完全值得贊賞。郭元振使她相信，論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于是她順應時勢，派使者前往就和親和交換領土進行談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撥離間。默啜因地位穩固而要求優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決問題的鑰匙。這個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國的宮廷政治，因為他在以前已經提出，如果武后愿將她女兒太平公主嫁給他并收他為養子，他就攻打契丹。這時武后答應考慮這些條件，同時又頒發了承認他為可汗和封他為帝國將領的證明。默啜把這些榮譽視作受寵遇的標志，于是利用李盡忠之死進攻契丹的基地，并帶走了不在那里的領袖的家屬和生活用品。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促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國；同月，他們新聯合的軍隊抵達營州邊界，在冬季被阻。據史書記載，“河北震動”; 697年在陰郁的氣氛下開始。默啜已變得不耐煩了，于是又開始掠奪中國的邊境諸州。同時，一個與名門望族有關系的刺史劉思禮被一個術士的夸夸其談的預言所惑，組織了一次奪取皇位的陰謀。他吸收了一批京師官員，但在他們能夠行動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貫注于契丹威脅的武后已不能容忍，便讓到處插手的來俊臣去對付這些密謀者。正好來俊臣一直在等待這一機會，于是大搞擴大化，株連無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余人”。約在這時，同父異母弟兄張易之和張昌宗這兩個重要人物的出現又增添了新的內容。這兩個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錦繡袍”，這時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驚而要考慮現實了，他的要求是：割讓單于大都護府和遣返以前在帝國內六個州定居的突厥人。在隨之而來的朝廷的一次大辯論中，武后開始時傾向于李嶠和田歸道的“強硬路線”，但契丹的威脅迫使她支持綏靖派。武后的成功又使政治氣氛緩和下來。來俊臣第一個消失，他的下臺是自食其果。他權欲熏心，竟同時指控李氏和武氏兩個皇室成員都在搞陰謀。太平公主的狡詐幾乎不亞于她母親，她領導被控者進行反指控，并且進行得相當妥善，以致武后最后被迫同意將來俊臣處決。整個京師為他的死而慶賀，甚至在暴民將他的尸體撕成碎塊時，官員們就開始上報他的種種不公正的行為。武后終于相信，首先她承認自己已經受騙，誠懇地答應結束恐怖統治。這次她決意這樣做，以狄仁杰和吉頊為首的大臣們迅速行動，立刻提出繼位這一微妙問題。698年陰歷三月，中宗及其韋后從他們的流放地被召至洛陽。武后已決定帝國將再次由李氏家族來繼承。

這一決定使武氏利益集團深為失望。據說武承嗣不久因懊惱而死，但不是在他目睹其子武延秀去與默啜之女結婚這一不光彩的場面之前。正統的官員們惶惶不安地抗議，其中一個最直言不諱的官員說道：“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這個批評者張柬之被貶至遙遠的邊境區，直至704年才回來領導一次復辟政變。對武后來說，派侄孫前往突厥的行動證明是一次嚴重的失策。精明的默啜當時已認清武后無意答應他的幾個主要要求，于是利用這個親王的來臨作為借口，以便用武力來實現這些要求。他以侮蔑性的公函對朝廷猛烈攻擊，抱怨所收禮物的質量低劣，他嘲笑與武氏聯姻的想法，因為他認為武氏是小姓，不如自己的門第。他最后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這正是死里逃生，但武后除了在河北和河南建立專門的常備軍外，沒有采取防止危機再發生的措施。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最明顯的是，朝廷一致力求結束代價高昂的遠征和干涉主義的對外政策，同時一致支持狄仁杰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次，武后在699年初期的一場大病后，似乎滿足于吃老本和享樂了。最后，邊境的威脅開始迅速減少。當年夏季，吐蕃的幼王終于行使他的王權，對論族及其支持者進行打擊并打敗了他們，殺死了數千人。雖然內訌削弱了吐蕃人的力量，但他們在次年仍對中國大舉進攻。結果證明是一場災難。唐休璟將軍在六次大戰中打敗了他們，使他們潰不成軍。武后然后命郭元振掌管隴右道的涼州這一戰略中心，他與繼任的唐休璟在那里干練地治理了10年，擴大和加固了中國的領土，贏得了吐蕃人的尊敬，并給這一地區帶來了很大的繁榮。702年，吐蕃人恢復對中國的朝貢，并要求和親。不久，吐蕃與它屬下的民族的內部糾紛、幼王的死亡和7歲的統治者的登基，確保了又一個安定的時期。

直到702年春季，中國才聽到有關致力于建立對西突厥人統治的默啜的消息，當時他率領一支大軍沿傳統的突厥入侵路線侵入北都（即太原）的周圍。正當組織反攻時，他又撤軍；次年夏季，他要求將他女兒嫁給皇太子的一個兒子。這個要求當然被拒絕，但有跡象表明，對一個地位不重要的公主的婚姻是做了某種安排的。703年，中國人在托克瑪克（碎葉）淪于西突厥人之手后被迫再度改組安西都護府。但默啜在鳴沙（今寧夏南部的中衛附近）最后一次大勝中國人后，不再在中國制造麻煩。他不斷忙于對付其附屬部落的起義，直到716年他在遠征北拔野古人時死去為止。

武周朝廷的最后幾年被張氏兄弟所左右，也被官僚集團企圖推翻他們的種種活動所支配。特別在700年狄仁杰死后，武后是如此迷戀她的兩個面首，對他們真是有求必應。以前十分罕見的包庇和腐化當時變得很普遍，武后的名望也隨之下降。699年，她為二張設置新的機構控鶴府，以使他們的地位合法化——鶴是道家仙人常用的交通工具。雖然設置的公開目的是提供有才華的文件草稿和文學作品匯編，但它很快就墮落為類似男性后宮的場所——如果朱敬則的奏疏可信的話。她沒有采取約束這些寵幸小人的行動，甚至當關于他們賣官鬻爵的行徑、浮華炫耀的生活作風以及災難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絕于耳時也是如此。在受到整個官僚集團痛恨的情況下，二張竟然還疏遠了武氏和李氏家族；對前者，他們主張讓李氏成員繼位，對后者，他們告發了中宗的兩個子女，即他的長女和他與韋后所生的獨生子，兩個人因批評二張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這也使二張失去了在他們的女皇保護人死后生存下來的唯一機會。與兩個具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一個聯合也許可以拯救他們，但他們反而愚蠢地把自己孤立起來。

這一家庭悲劇發生后不久，在701年冬季，武后返回長安，準備在那里住兩年。史籍均未說明原因，也許這是出于健康的緣故。這更可能是象征性的遷移，打算表示帝國不久將重歸于唐室。她在長安頒發文告，以終止所有反對她的叛亂者的危險處境，并且為有一個成員犯罪的家庭恢復已被剝奪的政治權力。遷移的最后一個目的可能是要減輕在洛陽積聚的反對她所寵幸的人的壓力。最后一點，她失敗了。

二張的主要敵人是一個名魏元忠的直言不諱的元老政治家，在他多事的生涯中，他已經遭受多次關押和流放。他或是通過二張的奴仆，或是通過一個弟弟，或是直接向武后抱怨，曾經幾次打擊二張，并已隨朝廷前往長安。二張懷疑他的用心，當703年年中他們的女皇保護人患重病時，他們決定先對他進行打擊。但是武后決定壓制正義和為她寵愛的人挽回面子，為此她把魏元忠和張說二人都發配到南方，這就使她威信掃地。這一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行動可能決定了她的命運。高級官員看到了二張權勢炙手可熱的程度，同時也認識到打倒他們的必要性，否則他們自己的命運就會被或真或假的臨終遺詔所決定。有的官員走得更遠。如果不能把專擅武后寵愛的兩個可鄙的寵物打倒，那么武后本人必須下臺。陰歷十月初期，朝廷返回洛陽。

在這時，武后最后顯示了她的干勁，她通過放棄建造一座昂貴的佛像、撤換一批貪官和在嶺南發生嚴重抗議后提高道的行政級別的為時已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她的衰退中的威望。但她的所作所為都不能掩蓋二張的問題。她經常生病，只有二張能進入她的內寢，同時粗暴地打發一些失望的大臣們離開。在秋季，張昌宗在一次對他家族的幾個次要成員受賄的指控中受到牽連，盡管他明顯地有罪，卻只處以輕微的罰金。朝廷再次為之震動。部分地為了進行安撫，武后把既忠于唐、又有聲望又干練的張柬之提升為宰相。張此時已80歲，他的漫長生涯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半失寵的情況下在京師外度過的，并且他策劃倒武后的活動已進行了相當的時間。只有他最親密的幾個心腹才知道他的計劃已進行得很順利，而大部分官員繼續把攻擊矛頭針對二張，試圖以合法手段把他們消滅。704年陰歷十二月，他們指控張昌宗犯有叛國重罪，當連武后“控制”的法庭也不能開脫他時，她就采取了特恕的辦法。反對派這時才認識到武力是唯一的出路。在706年正月后期，他們行動了。主要的密謀者張柬之、崔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