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地區性政治”

中國歷史家傳統地把太宗的統治時期描繪為一個理想的治世，其特色是君臣間的魚水關系和官僚機構中良好的團結精神。只在一次事件中，即643年的繼位之爭中確實表現出強烈的宗派現象。可是如所有的行政系統一樣，太宗的官僚機構也是容易出現緊張關系和內訌的。

關系緊張的根源之一，是被近代中國和日本學者所特別強調的統治階級內部的地方集團的對立。陳寅恪和谷霽光但另一方面，太宗曾勸告高祖對這一地區莫為已甚。而且不管他們的懷疑和表面上的態度如何，高祖和太宗都起用過很多東北家族的人做高官。即使高祖在太原起義時的武臣幕僚中，也有四分之一的人出身于東部的河北和河南兩道。在唐初的年代太宗在中國東部作戰，并長期以洛陽為中心，他引用了很多東北平原出身的人作幕僚。在626年玄武門之變以前，當高祖命他回洛陽以便把他和他的弟兄們分開時，太子建成反對，理由是世民的黨羽都是山東人，一旦他被遣返洛陽就不會再回朝廷了。太宗對社會地位優越的山東貴族門閥（四姓）有眾所周知的反感，但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這種反感不是針對他們的籍貫——不管怎么說，這樣家族中的大多數已經逐漸形成一批京畿的社會精英——而是針對他們的自高自大，排斥別人，和自以為他們的氏族高于皇族等表現。沒有確鑿的事實說明太宗對這個小小的——雖然是極有勢力和影響的——集團的反感竟然發展到針對以此地區為其傳統勢力基地的所有人們的程度。

最后，事實不僅清楚地表明，以前的西北貴族在太宗時代已經失去了他們在朝廷的絕對優勢，高級官僚來自全國各地；而且它還清楚地表明，高官的籍貫和地區性集團在制定政策時都沒有起重要作用。在許多問題上意見的尖銳對立都不是由于有關高官們的籍貫不同；的確，在某些與東部諸道有關的問題上，東北部出身的大官的主張反而不利于他們的故鄉。但也很顯然，太宗非常了解這種地區性集團的嚴重性。他委任高官的方式表現了對這個問題的警覺；他似乎有意避免實行針對任何特定地區的政策。

但是，這種地區利益看來并沒有給任何長久的政治分化提供基礎，也沒有產生地區性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