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本《姥姥語錄》是姥姥生前我倆就說定了的。

記得第一次跟姥姥說這事的時候，她那個只剩下一顆牙的嘴笑得都流出了哈喇子：“人家毛主席說的話才能叫語錄，我一個大字不識的老婆子說的些沒用的話還敢叫語錄，那不叫人笑掉大牙？”

躺在姥姥床上的我也笑翻了。你想嘛，一個只剩下一顆牙的人還說“笑掉大牙”，多可笑呀。

我跟姥姥商量：“是現在寫，還是……”

姥姥接話可快了：“等我死了再寫吧，反正丟人我也不知道了。光著腚推磨，轉著圈丟人，你自己丟去吧，反正你臉皮也厚。”

“你可別后悔呀老太太，你是作者之一，咱倆聯合出版。劉鴻卿、倪萍，我把你大名寫在前頭，稿費咱倆各一半兒。”

姥姥眼睛一亮。

想起十四年前寫《日子》那會兒，姥姥陪在我身邊，我坐著寫，她站著翻，我寫一張她翻一頁，可憐的姥姥翻半天也不知道我都寫了些啥，偶爾給她念一段，她還常常制止：“別為我耽誤那些工夫了。起早貪黑地寫能掙多少錢？”

“一本書二十二塊。”

“那還真不上算，寫這么些個字才二十二塊，連個工夫錢都掙不回。不上算，不上算……”

嗚，姥姥以為我一共才掙二十二塊呢！

只剩一顆牙的姥姥憂傷地望著窗外：“咳，俺這陣兒要錢可是一點兒用也沒有了。天黑了，俺得走嘍，俺那個地方一分錢也不用花……”姥姥知道自己要走了。

前年，活了九十九歲的姥姥真的走了，我的天也黑了。

姥姥是我家的一桿秤，遇到啥事上姥姥的秤上稱一稱，半斤八兩所差無幾。

姥姥走了，留下了秤。

姥姥的秤有兩桿，大秤、小秤。她的大秤是人人都可以稱的，叫公家的秤，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公平為準星的，小秤是自家的秤。大秤、小秤的秤砣分量相差很大。

我也曾讓她稱過《姥姥語錄》，姥姥說：“上大秤稱也就二兩吧，咱家的秤能稱個十兩八兩的。”

在姥姥的眼里，家里多大的事上了公家的秤都是很輕的分量。姥姥說得真準，現如今圖書市場那么繁榮，好書有的是，一本小畫書真的也就二兩吧。但我還是拿起筆寫了，因為姥姥語錄得張貼出去。

姥姥的語錄當真那么需要讓外人看看嗎？列出三十個題目后我也茫然了。真像姥姥說的那樣，字里字外都是些“人人都明白的理兒，家家都遇上過的事兒”，有必要再嘮叨嗎？

稿紙放在桌子上，每天該忙啥忙啥。怪了，常常是忙完了該忙的事就身不由己坐到桌前往稿紙上寫字。幾天下來，滿紙寫的都是姥姥的語錄。

這些蘿卜白菜的理兒，陳芝麻爛谷子的事兒，我怎么那么念念不忘呀？是我老了吧？是我跟不上這個時代了吧？可是認識姥姥的人，熟悉我的朋友見了我總是問起姥姥，提起姥姥語錄。

敬一丹每回見了我一定有一句話是不忘的：“姥姥還好吧？”只是一年比一年問的語氣遲緩。

去年主持人“六十年六十人”在浙江頒獎，她又問：“姥姥……還……好嗎？”我說：“不好，走了。”一丹說她始終不敢問，是因為姥姥快一百歲了，問候都得小心翼翼。

中午吃飯，張越、巖松、一丹我們坐一桌，又說起了姥姥，說得一丹大眼睛嘩嘩地流淚，其實我們說的也都是些白菜蘿卜的事。張越說“三八”百年慶典，她就想請姥姥這樣一位普通百姓做嘉賓，我心想，如果姥姥在，她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拿到全國觀眾面前，不就真成了姥姥說的讓觀眾“笑掉大牙”了嗎？姥姥說：“人最值錢的就是知道自己幾斤幾兩，沒個分量你往大秤上站站試試？那個秤砣動都不動。”

白巖松也是。去年我和他去上海參加《南方周末》二十五周年慶，回來的飛機上我們又說起姥姥。一路的飛行，一路的姥姥。飛機落地了，姥姥還在我倆的嘴邊掛著。

巖松說：“有學歷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沒學歷的人，不一定沒文化。”臨說再見，他還囑咐我：“倪姐，快寫寫姥姥吧，我們需要姥姥的精神。”

我咬著牙不寫姥姥。

《南方周末》希望我開個專欄專門寫姥姥，為此他們的副主編和張英還專程來北京找我說這個事兒，我也始終沒有動筆。這些年本子上胡寫亂劃了很多字，但很少寫姥姥—近鄉情怯？不知道。這是我最愛的人，是我最了解的人，也是離我最近的人，可是落在紙上卻常常模糊不清，好像我就是她，她就是我。隨著姥姥的遠去，我充盈的淚水逐漸往心里流淌的時候，想念灌滿了我的靈魂，我開始尋找姥姥。家里每一個角落、每一樣東西都是我們和姥姥一同擁有的，現在這個人不在了，我找不到了。

可是冥冥之中，姥姥又無處不在。

我知道，我是一直不敢找！我知道，還用找嗎？姥姥一直都在我心里，在我的靈魂里。不用想念，姥姥沒死，走了的只是那個軀體。

我開始和姥姥說話了。

兒子說：“媽媽，這幾天你老說山東話。”

“是嗎？”

我知道，不是我在說，是姥姥在說。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