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外貿易興盛，遠遠超過前代。cn.com宋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對海外貿易十分重視。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市舶司，后在杭州也設市舶司，廣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嶺南及兩浙路各港對外航海貿易收稅等事務。后又在明州設司，廣州、杭州、明州合稱“三司”，以后又在泉州和密州板橋鎮（山東膠縣境）設二市舶司。到南宋時，除密州歸入金版圖，其他市舶機構仍存在。廣州、泉州二市舶司較為穩定，成為發展航海貿易的重要機構。宋代市舶司類似近代海關，商船出海必先呈報市舶司領取公憑才能啟行。外國商船到達我國港口必先報告市舶司，由它派人上船檢查，征收其貨物的110作為進口稅收（叫“抽分”）。抽取的貨物解送京城上交國庫叫“抽解”，“抽解”是政府的重要財政稅收。規定十種貨物為禁榷物，即玳瑁、象牙、犀角、賓鐵、■皮、珊瑚、瑪瑙、**、紫礦、鍮［tou偷，即黃銅］石。全部由市舶機構收購，其他貨物也收買一部分，總稱為“博買”。抽分是實物稅收，博買是帶有強制性限價收購的一種變相市舶稅。抽解和博買來的貨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鼓勵富豪打造海船，購置貨物到海外經商。并制訂有關獎懲制度，能招徠外商的升官，影響海外貿易的降職。</br></br>由于海外貿易的推動和航海技術的進步，進入宋代，我國的造船業又進入一個高峰階段。有了新的發展。</br></br>宋代很多地方設立了造船場、造船坊，特別是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明州、溫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場，也有很多民間的造船場。大海船中也有很多民船。戰船中也有很多是征發民船而來的。宋代的造船、修船已經開始使用船塢，并創造運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br></br>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高，這又推動著航海事業的發展。宋的造船業比以前更具有特色：船體更巍峨高大，結構更堅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趨完善，裝修更為華美，特別是開始使用指南針進行導航，開辟了航海史的新時期。</br></br>宋船頭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進。身扁寬，體高大，吃水深，受到橫向狂風襲擊仍很穩定，同時，結構堅固，船體有密封隔艙，加強了安全性。底板和舷側板分別采用兩重或三重大板結構，船上多檣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風。大船上又都設有小船，遇到緊急情況可以救生、搶險。每只船上都有大小兩個錨。行船中也有探水設備。這些極適合于遠洋航行。</br></br>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長十余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內部有獨特的水密艙構造?？椭鄯秩齻€艙：前一艙底作為爐灶與安放水柜之用。中艙分為四室。后艙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戶?！吧鲜跇J［shǔn吮］（即欄桿），采繪華煥而用簾幕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積疊，遇雨則鋪蓋周密?！保ā缎头钍垢啕悎D經》）</br></br>“神舟”就比“客舟”更大得多了。宋神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派使臣安燾、陳睦往聘高麗，曾命人在明州建兩艘大海舶，第一艘賜名“凌虛致遠安濟神舟”，第二艘賜名“靈飛順濟神舟”，自浙江定海出洋到達高麗，高麗人民從沒見過這樣的神舟，“歡呼出迎”。cn.com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再次派使臣去高麗，又在明州建造兩艘巨型海舶，據史載，它們“巍如山岳，浮動波上，錦帆鹢首，屈服蛟螭”。到達高麗后，高麗人民“傾城聳觀”、“歡呼嘉嘆”?！吧裰邸贝笳呖蛇_五千料（一料等于一石）、五六百人的運載量，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也可載二三百人。</br></br>宋代對各地造船數量也有規定。如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就曾規定溫州、明州等地每年定額建造船舶600艘。因此各地造船數量很多。南宋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福建安撫使張浚曾上書宋高宗說已在福州造了千艘大海舶，準備航海至山東以從側翼攻擊金兵。</br></br>南宋還造過很多車船。車船也是中國古代人民重要的發明創造之一。它是在唐德宗（公元780—805年在位）時由荊南節度使李皋最早設計制造成功的?？煞Q是現代輪船的始祖。南宋時，車船已在水軍建制中大量使用。車船是一種戰艦，它有兩個木輪槳，每側一個，一輪叫一車，以人力用腳踩踏，帶動輪槳轉動，使船行駛，前進速度很快。史稱“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舊唐書·李皋傳》）。宋朝時，輪槳增多，有四輪、六輪、八輪、20輪、24輪以至32輪之多。</br></br>宋高宗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宋水軍攻打洞庭湖起義水軍楊么，出動八車戰艦兩艘，小型車船海鰍艦20艘。交戰中，沚江水落潮，宋軍來不及撤退，大小車船及造船工匠高宣等一起被俘。從此，楊么起義軍有了造車船的技術，就仿造了大小車船數百艘。其中有24車的揚州載，32車的大德山等巨型車船29艘。宋代最大的車船“船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船高兩重或三重，可載千余人。上設拍竿，長十余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貫其顛，遇官軍船近，即拍竿擊碎之”。</br></br>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金采石（今安徽馬鞍山境內）之戰中，宋軍就是使用車船戰勝金兵的。南宋虞允文以中書舍人參謀軍事的身份到采石犒軍，他能在危難中組織、鼓勵將士，分軍隊為五，其二傍東、西岸，其一駐守中流，載精兵為戰。其二藏于小港。這時，金主完顏亮已揮小紅旗指揮部下數百艘船渡江，轉瞬間已至江南岸70余艘。虞允文鼓勵將士，中流以海鰍船（車船的一種）沖擊敵船，大獲全勝。完顏亮至瓜洲鎮。虞允文命戰士踏車船至瓜洲，往返巡視，宋船在中流上下繞金山三周，回轉飛駛，迅速靈巧，金兵看到，無不驚駭。金兵敗退，完顏亮被部下所殺。</br></br>南宋末，陸秀夫、張世杰等宋臣擁立趙昺［bǐng丙］為帝，流亡遷徙于南海的崖山一帶（廣東新會南80里海中），宋廷百官及20萬軍民也駐于此。元軍步步緊逼，只好退守水域，住于艦船之中。宋有船1200余艘，內大船極多。宋主將張世杰以舟師碇海中，其巨艦千余艘，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昺居其中。這用大鐵索連起來的千余艘戰艦，護衛著御舟。成為龐大的水上城堡，決一死戰。1279年1月，元軍主帥（宋降將）張弘范以厓山北水淺，舟膠不能進，就轉而南入大海，與張世杰舟師相遇，宋船堅不能動，張弘范就以船載茅草，灌以膏脂，乘風放火燒船，而張世杰的戰艦又都涂上了泥，縛長木以拒火，張弘范亦無可奈何。至2月，宋軍士食干糧已十余日，飲海水，水咸，飲其嘔吐。李恒自廣州率兵來厓山會戰，張弘范命他守厓山北，張弘范以舟攻厓山南，張世杰腹背受敵，殊死戰中，矢石蔽空，宋軍傷亡慘重。情況緊急，陸秀夫見帝昺舟大，且諸舟環結，料不能脫身，即背負七歲幼帝昺蹈海死，后宮從死者很多，千艘戰艦沉海底。余舟尚存800艘。七日后，尸浮海上有十余萬人。張世杰率艦至南海也投水殉國。南宋亡。從厓山大戰，也可知南宋時的海船實力。</br></br>正由于中國海船運載量大，穩定性強，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所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愿乘坐中國大海舶。這就與唐朝時，中外商人僧侶多乘外國“蕃舶”有很大的不同。說明著宋代我國造船業的發展和航海技術的進步。</br></br>宋代的主要航線有：</br></br>1西洋航線</br></br>北宋中期西夏崛起于寧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宋政府規定，對西方貿易往來只能“自廣州路入貢，更不得于西蕃出入”。宋與西方各國的往來通道只能走海路了。宋代和西方各國通商，據《嶺外代答》（周去非著）、《諸蕃志》（趙汝適著，成書于1225年）等書記載就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重要的有高麗、日本、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臘（柬埔寨）、蒲甘（緬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阇［shé蛇］婆（爪哇）、三佛齊（蘇門答臘島的東南部）、大食、層拔（黑人國之意，在非洲中部的東海岸）等。遠遠超過了唐代的活動范圍。據《嶺外代答》說，這些國家與中國來往密切的第一是大食國，其次是阇婆國，第三是三佛齊國，最后才是其他各國。這些國家都在亞非航路沿線。宋代遠洋航船已能橫渡印度洋，溝通了從中國直達紅海和東非的西洋航線。</br></br>主要碼頭、港口有：</br></br>（1）廣州（或泉州）至三佛齊（中國至蘇門答臘島東南）。廣州到三佛齊用38天。三佛齊古稱室利佛逝國，在宋時是東南亞海上強國，扼新加坡海峽東南處海口，成為東西方遠洋航船產品集散地，也是中國與南海交往必經的停泊點。</br></br>（2）廣州（或泉州）至阇婆（中國至爪哇）。宋代的阇婆富饒超過三佛齊，是胡椒的集散地。中國以絲織品、茶、瓷器、鐵器、農具等和阇婆的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胡椒等進行貿易。</br></br>（3）廣州（或泉州）至藍里、故臨（中國至印度）。藍里位于蘇門答臘西北端班達亞齊，扼孟加拉與馬六甲水道相交處，地當太平洋與印度洋航行要沖，東西方遠洋航船必經之咽喉要地，盛產象牙、蘇木、白錫等。從廣州至藍里40日，過冬后第二年再航行一個月到故臨（印度西南角海岸奎隆一帶）。</br></br>（4）廣州（或泉州）經藍里、故臨至大食（中國至阿拉伯）。基本是沿唐代的“廣州通海夷道”至波斯灣。阿拉伯首都巴格達是國際貿易中心。中國把絲織品、瓷器、紙張、麝香等運至阿拉伯，再運回香料、藥材、犀角、珠玉等。</br></br>（5）廣州（或泉州）經藍里至麻離拔。麻離拔地處阿拉伯半島南部的卡馬爾灣頭（今屬也門），盛產**、龍涎、犀角、象牙、沒藥等，水陸交通發達。大食及非洲諸國都到此貿易。中國遠洋船只“自中冬以后（由廣州）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藍里”，“博買蘇木、白錫、常白藤，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中國”（《嶺外代答》）。</br></br>（6）廣州（或泉州）經藍里、橫跨印度洋至東非。宋代羅盤針應用于航海，中國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水平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處于世界前列。唐末以后，阿拉伯人東來多搭乘中國海船直航廣州，安全可靠。至宋代，往來于西方航路上的幾乎全是中國船，宋代開辟的至阿拉伯與東非的航線標志著我國航海事業已達繁榮時期。</br></br>2對日航線</br></br>北宋時，正當日本藤原氏執政的全盛時期，對北宋采取閉關政策。從文獻記載中看，北宋時，幾乎沒有日本船來中國貿易。所以只有北宋一方的對日航海貿易活動。北宋、南宋時對日航線都是從明州出發，橫渡東海，到達日本值嘉島再轉航到博多港。與唐時的渡日南線相同，全程約七天。到南宋時，日本平氏家族平清盛當權時，直接控制大宰府（掌對外貿易的機構），鼓勵并壟斷了與中國的海上貿易。一變北宋以來華船獨往的局面，恢復了中日海船交相往來的海上貿易盛況。平清盛極豪富，擁有“中國的揚州之金，荊州之珠，吳郡之綾，蜀江之錦，七珍萬寶，無所不有”（日本《平氏物語》）。宋船運往日本的貨物主要有錦、綾、香料、藥材、瓷器、竹木、書籍、文具、銅錢等。再從日本購回木材、黃金、硫磺、水銀、砂金及工藝品寶刀、折扇、屏風等。我國的科學技術文化也傳到日本、高麗。宋仁宗嘉祐年間（公元1056—1063年）一艘“東夷”商船因桅桿被大風折斷，飄流到我國蘇州昆山縣海邊。昆山知縣派人“為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日本名僧榮西曾于南宋孝宗時的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兩次來到中國，把禪宗傳入日本，還把茶種帶回日本。</br></br>3對高麗航線</br></br>宋代對高麗主要有兩條航線。北線：從山東萊州出發，橫渡黃海，用兩天可到朝鮮半島西南海岸的甕津。比唐代的高麗渤海道便捷。南線：從明州出發至朝鮮西岸禮成江碧瀾亭。約15天左右可到達。宋代高麗遣宋使57次，宋使往高麗30次。兩國來往很多。中朝間的貿易起初是雙方官府通過朝貢和特賜的方式進行。后來才逐漸發展為民間貿易。北宋多次向高麗贈送禮服、樂器、金器、銀器、漆器、川錦、浙絹、茶、酒、象牙、玳瑁、沉香、錢幣等。高麗也多次向北宋贈送良馬、兵器、弓矢、人參、硫磺、藥材等。宋代到中國留學求法的高麗僧人很多。這些都促進了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