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書評(1)
    洛麗塔，不洛麗塔：二十一世紀的少女遇險記
    張亦絢
    （巴黎第三大學新索邦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自由作家）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是一份具有獨特性的珍貴書寫。讓我先將故事摘要如下：
    ……已婚補教名師李國華五十歲了，誘奸十三歲的房思琪之前，狩獵學生的經驗已很老到。在初次性侵五年后，與思琪情同雙胞的劉怡婷，接到警局通知，去帶回神志不清被判定瘋了的思琪。透過思琪的日記，怡婷得知思琪五年中的所見所思。五年初始，嫁入錢家的伊紋，是少女的忘年交，但在李國華的用計下，將其“文學保姆”的位置，讓出給李國華。二十余歲的她，是丈夫家暴的沉默受害者，如此懦弱的女前輩，形成少女吊詭的守護者。在思琪與伊紋之間，存在某種“不幸的平等”。盡管伊紋的關懷，是思琪的一線希望，但在李國華對思琪的暴力加劇之后，終究未成救援。伊紋鼓勵怡婷不忘房思琪之痛——盡管不知內情的眾人，尊敬李國華如故，并將房思琪瘋掉一事，歸咎于伊紋讓她們“讀太多文學”。
    這番內容梗概，未必能彰顯書寫特出之處，但已揭露不少頗堪玩味的問題意識。以下我將把論述重心，放在文學表現上：
    誘奸主題并非乏人問津。歌德、納博科夫或哈代[1]，我們都不能說，小說家沒披露少女在年齡、性別與文化上所處的三重不平等。然而要將少女不單視為苦命人，也是具不同視野的社會成員，多少仍未竟全功。童妮·摩里森[2]在回顧《最藍的眼睛》的寫作時，就稱在一九六五年，強暴受害者仍是“無人聞問的個體”，而最大挑戰，乃是將受暴故事以“少女們自己——的觀點揭露出來”[3]。此處“個體”兩字是重點。不能說納博科夫不視洛麗塔為個體——不過若以“賦予個體化深度與生命”的尺度量之，《洛麗塔》仍屬失敗大于成功之作。也就是在這個檢驗向度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致力著墨房思琪的文學癡情——這個有代表性，但不見得有普遍性的強烈個人特質——可以被視為此作，值得肯定之處。
    此外還有幾點是我想指出來的。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性暴力幸存者的“語言（時）差”特征。思琪初次傾訴，用的是“……我跟李老師在一起……”——避談強暴。怡婷想成兩情相悅的小三劇，報之以“你好惡心”。這個“語言未能承載經驗核心”的吞吐特質，導致思琪與自我及他人溝通的持續斷裂。小說處理細膩。然而，更了不起的是，思琪在自我對話以及與加害者對質的過程中，從嚴重落后，一步步追趕上對她極度不利的“語言差”，運用的并非任何理論，而是以“對手（老師）的語言”反擊之。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這番語言馬拉松，思琪是從鳴槍時的驚慌始，一路等比加速——盡管此番沖刺，我們讀來心酸。這并非脫離現實的智商跳表，毋寧說更是絕境逼出的才智狂飆。然而，暴力是對“語言與智識有效性”的絕對否定。思琪雖有“反將一軍”的文明，但文明不敵野蠻。
    其次，在處理人物與文字上頭，作者林奕含也有能夠生冷的老練。這在筆走性事上是關鍵功力——在本篇中，作用尤其復雜。故事發生在一個夸夸談“愛”的語境中，李國華“說愛如說教”，其自我陶醉，也許偶會令人不耐。然而這卻是誘奸的重要一環。身體侵犯殺身體，誘奸者“諄諄教誨”，則如同殺靈魂的現場直播。無論少女的文學渴從何而來，如同某些對體育或科學的早熟向往，有先見的社會，一向持護，而非扼害。李國華固然是變態地使用文學，品味也堪憂，但對文學的依附儼然更是血腥嗜欲這一層，也隱含精神暴力。——這病灶是社會性的。思琪自省，謂自己有對語言“最下等的迷戀”。語涉自辱，卻也是意識萌生。思琪并未從關系中出走，但此節仍為曙光。伊紋說思琪“愛失禁”，也頗值思索。失禁溯其源，與肉體關系密切。失禁一般是肛門括約肌失靈，人不能以己力控制肉體，也是肉體更占上風的回返。思琪的家庭，對性不單貶抑，甚至嚴重到不認存在。小孩的范型近乎“干凈機器人”。強暴在此發生，女童身體形象看似被高抬聚焦，強暴褒揚的更是非肉身存有，除了暴力，可說也是對肉身存有的二次否定。邏輯推到極端，去性化規訓子女的家庭，與“奪處為快”的誘奸，看似分庭抗禮，實則一體兩面。作者沒有采取統整性的態度，反而以文學的層次與致密，保留人物自成一格、溢出常規的語言質素——有時任其乖張，有時忠于誤用。這是小說書寫難度最高，也最挑戰讀者的風格手法。
    思琪回溯自己誤信李國華時說：“……不知道，反正我們相信一個可以整篇地背《長恨歌》的人。”對文學略知一二者，對這浪漫幼稚的高亢，必不陌生。然而，這只表示少女世故幾無、被反智青春文學所誤、還在“以淺薄為高尚”嗎？起句為“漢皇重色思傾國”的《長恨歌》出現，原因應不限于其為名篇。能對君王說不者寡，楊貴妃的“高升”，與女性權益更不相關。妃與王的愛情理想，除非如李國華之流關門做皇帝，背著社會以兒童為禁臠。此詩有四段，次段中“愛情女王”楊貴妃即慘死，是歌詠或諷刺，也不無曖昧。思琪是囫圇吞棗詞句之美？還是在有能力做古典新詮前就已早夭成祭品？小說若干典故嵌入，未必是賣弄詞章，它還有如寫實的文件大展，清點一時一地少女所擁有的文化（反）資源，有多少是精神先武裝？多少是思想預繳械？“對文學的追尋同樣也是逃入監禁狀態的一種畫地自限”[4]——寧喬艾玲在分析文藝少女時，一度直指要害。思琪怡婷會在成人指揮下分湯圓給游民，鄰居也相互拜訪，似乎不全適用社會學中缺乏聯結的說法。然而，針對性別的監禁，必須從思維的空洞封閉這個角度來看。
    小說中的張太太，引出“嫁女兒”一線，似與誘奸無涉。但她不愿女兒嫁打人的錢一維，還介紹伊紋嫁錢家——此人麻木，與幫李國華牽線奸污學生的蔡良，可有一比。少女距婚姻預備軍尚遠，但“不嫁不行”的意識形態已罩頂。“必嫁”會帶動各種性別壓迫，鄰居“守望相助”之“助”，更近“助紂為虐”。少女“從封閉到文學，從文學再到被文學化身以誘奸形態囚禁”的連綴，最早的封閉線索較少，但還是有。失樂園篇開篇寫住七樓，下接“跳下去”如何又如何——這是封閉創痛。
    最后，盡管“既難且虐”，小說仍能以極度自然的方式碰撞讀者內心柔軟處。幾次讀到“如果姐姐能用莎士比亞擦眼淚……”處，我必落淚。難言的神秘，在創作事上，都說是“祖師爺爺奶奶賞飯吃”。這是難得的誠摯之味。
    雖偶有造句過多、工筆太力之病，《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仍具足了擲地有聲的雛鳳挺拔之姿。
    [1]這里參考的分別是歌德的《親和力》；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
    [2]一九九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3]《后記》（一九九三年），收于《最藍的眼睛》（初版一九七〇年，新版一九九三年），曾珍珍譯，臺灣商務，二〇〇七年。
    [4]寧喬艾玲（erin  Khuê  Ninh），《忘恩負義：亞美文學中債臺高筑的女兒》，黃素卿譯，臺灣書林，二〇一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