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九月，革新派的其他主要成員均被出為遠州刺史，其中柳宗元得邵州（今湖南邵陽）。

但后來朝議以為處之太輕，十一月七日，貶韋執誼為崖州（今廣東瓊山）司馬。十四日，柳宗元等在赴譴所途中，又加貶為遠州司馬。韓泰虔州（今江西贛州）、陳諫臺州（今浙江臨海）、劉禹錫朗州（今湖南常德）、韓曄饒州（今江西波陽）、凌準連州（今廣東連縣）、程異郴州（今湖南郴縣）、柳宗元永州（今湖南永州）。

這就是歷史上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中唐歷史上的一次轟轟烈烈但卻十分短暫的政治革新，就以其主持者的流貶而告終了。

“永貞革新”是中唐時期少數不滿現實的朝官，為打擊宦官和藩鎮，加強朝廷權威，而進行的一場政治革新斗爭。他們采取的是在朝廷上層奪權的辦法，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革新派的執政策略也有問題。這些人急功近利，又有著統治階級內部斗爭中必然帶有的宗派習氣，排斥了許多本來對他們表同情的人，以至后來的關鍵時刻，連他們倚重的杜佑、杜黃裳都不支持。

韓愈后來批評柳宗元“前時少年，勇于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柳宗元自己也承認，當初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自而息，挺而行，躓而伏。”

一個新起的執政力量，難免魚龍混雜，其中有些人結黨營私，貪污受賄，這就給了攻擊他們的人以口實。

所有這種種因素中，其中最重要、最關鍵的是沒有真正可依賴的政治力量做靠山，革新派全靠李誦而起，也因李誦的倒下而伏；當李誦病重這一新情況出現時，革新派未能及時調整方略，建立新的聯合戰線，導致“永貞革新”的最終失敗。

這次革新是有進步意義的，在歷史上起了一定積極作用。針對統治集團內部已經暴露出來的強藩割據與宦官擅權這類嚴重矛盾，無論是哪一個皇帝在位當政，都將會采取必要的新措施去加以解決。這是加強李唐王朝中央集權統治唯一出路。

后來，在憲宗一朝里，李絳、裴等人與宦官吐突承璀、保守派官僚李吉甫的斗爭，以及元和三年牛僧孺等的對策，走的實質上是“永貞革新”的路子，并取得了當時朝廷與藩鎮斗爭的暫時勝利。

然而，對柳宗元來說，“永貞革新”的失敗是他后半生政治命運的轉折點。他從“超取顯美”的高官一落為“自度罪大”的流囚。這種不平常的遭遇和社會地位的變化，更給了他以很大的教育。現實的打擊，當然也帶給他個人某些消極的東西。

這次失敗的斗爭經歷加深了他對社會的認識和對統治階級的批判，堅定了“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理想，也給他接觸和了解社會下層創造了條件。

盡管離開了朝廷政治斗爭的中心，但柳宗元進入了一片新天地、一個新境界。

唐代京官出了事貶為外官，原系慣例，柳宗元本官為從六品上階的禮部員外郎，永州司馬也還是從六品上階，至少從明面上看，官階并沒有降低，但柳宗元的永州司馬，還有個不能忽視的注腳：同正。

同正的全稱是“員外置同正員”，即在原有的編制之外設置，享受同正式官員一樣的待遇，所以他這個永州司馬抵達貶所之后，并不取代原有的州司馬職務。

這一處置內涵頗豐富，并非只是換個地方做官而已。

永貞元年九月，柳宗元帶著年近七旬的母親，前往遙遠的南方，開始了他十年的貶逐生活。同行的還有母親盧氏的侄子、他的表弟盧遵和堂弟柳宗直。

他們經過洞庭湖，上溯湘江艱難前行，情狀十分凄涼。時近初冬，白天陰風呼嘯，密云壓頂，傍晚又下起了綿綿細雨。睹景生情，柳宗元心中充滿了怨憤悲槍。

溯湘江上行不遠，就到了匯入湘江的汨羅江口。在這里，柳宗元停舟懷古，憑吊戰國時楚國偉大的詩人屈原，寫下了一篇情辭并茂的騷體文《吊屈原文》。

這時的柳宗元政治上受到沉重打擊，理想受到嚴重挫折，忠誠而被貶逐，與屈原極為相似。他通過緬懷屈原自沉汨羅江，痛陳屈原時代忠奸易位、是非顛倒，寄托自己個人的身世之感。文章最后寫道：“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囗兮，蹈大故而不貳。”表示要以屈原為榜樣，堅持自己的信念，無怨無悔。

這年年底，柳宗元一行經過艱難跋涉，終于到了永州。

這時的楚地，早梅已經綻放。睹物思事，柳宗元格外懷念長安的生活，寫下了《早梅》詩：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

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白。

欲為萬里贈，杳杳山水隔。

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唐代的永州還是比較荒僻的地方，經濟凋敝，民不聊生。

柳宗元的職銜是“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這是一個“閑員”，即無官舍，又無具體職務。

柳宗元初到永州，寄住于一座古寺——龍興寺中。寺中有一個和尚重巽，是天臺九祖荊溪湛然的再傳弟子，柳宗元與他結交，談禪論道，詩文唱和。

這里還常有一些過往的僧人，也與柳宗元關系密切。柳宗元自幼受到佛教的薰染，早在長安時就與僧侶有交誼。這時他正值人生失意、理想受挫、精神苦悶，加之每天面對的是青燈梵唄，相處的是禪僧，促使他對佛教教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永州地處偏遠，“夷獠之鄉、卑濕昏霧”，但“無分毫事，坐食俸祿”。

唐代官員俸祿來源分兩種，京官由中央財政直接撥款，外官則由地方自籌，像柳宗元這樣的左降官，照例由戶部由“省員闕官錢充”，也就是戶部從結余的人頭經費中撥付。

柳宗元在永州到底能拿多少錢呢？按照開元年間所定，六品官員月薪大概在兩千錢左右，加上各種補貼，柳宗元月薪不到三千錢。

這筆錢算不上很多。十余年之后，白居易等人在杭州孤山永福寺（今西泠印社），將《法華經》全文刻在一塊兩米來長的石碑上，連石頭帶刻工等就花了將近七萬錢。

俸祿不高，柳宗元畢竟還是官員，他在永州時居住在龍興寺中，不需要房租，廩食都是官中出錢，家里用度也不大，甚至還有余力拿出錢來，在永州法華寺蓋一座亭子。

元和元年八月，朝廷下了一道詔書，明文規定：“左降官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異等八人，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這就注定了柳宗元等人的命運，除非特赦或者死于任上，否則就得一直做下去，等于是禁錮在貶所，所以雖然有優待的一面——工資照發、級別照舊，但失去了提拔或者遷移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