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原名塞繆爾·蘭霍恩·克萊門斯，一八三五年生于密蘇里州的弗羅里達村，小的時候隨家遷居到密西西比河邊的小鎮漢尼伯爾。馬克·吐溫的父親收入不多，命運不濟，買了田地未見收益，開店又賠本，“逼得他子女長期為生活而在世上掙扎”。馬克·吐溫在這樣的家境里沒有受多少正規的教育，十二歲時父親去世，他只好去印刷所當學徒，生活清苦。
大約在他二十一歲的時候，他的生活發生了變化：有機會在密西西比河航行的輪船上干活，他學會了領港的本事。這一段生活是他最難忘的。他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從船長、水手到南方各州的紳士、移民、人販子等等，為他今后的創作積累了許多素材。
但好景不長，南北戰爭爆發（1861年）后，密西西比河航運業停止，他只得去西部發展。他先去淘金，后去報館當記者，這是他寫作生涯的起點。他寫幽默滑稽小品、故事出了名以后便去了東部，不幾年他發表了《傻子國外旅行記》（1869年）和《過苦日子》（1872年）兩部作品。前者是他為報館所寫的旅歐報道，所謂“傻子”，是指天真無知的美國人。他們到了歐洲，嘲弄歐洲的文化古跡，而自己又土頭土腦，舉止粗俗。這些報道寫得滑稽、有趣，很受讀者歡迎。《過苦日子》是回憶他在西部的生活，從隨他哥哥到內華達寫到他開始作幽默演講為止。
七十年代初，他同一位富商的女兒奧·蘭登結了婚，定居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八七四年，他同人合作寫了一部長篇小說《鍍金時代》，嘲諷當時彌漫全國的投機、發財的氣氛。此后，馬克·吐溫以寫作為生，收入頗豐，生活穩定。在哈特福德定居期間，馬克·吐溫創作了十來部長篇，是他最為多產的時期。《湯姆·索亞歷險記》（1876年）是對童年生活的生動描寫，小主人公湯姆不喜歡呆板乏味的小鎮生活，追求新奇、冒險的生活感受。《在密西西比河上》（1833年）回憶了作者當年的航行生涯，包括拜師學藝，大河景象，有的章節寫得極有詩意，透出馬克·吐溫對那段生活深深的懷念。這個時期，他的主要作品是《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1884年）。主人公哈克是一個窮白人的兒子，曾在《湯姆·索亞歷險記》中出現過。他害怕醉鬼父親的毒打，也受不了正規家庭的種種戒律，便與黑奴吉姆為伴，乘坐木筏沿密西西比河漂流，尋找自由州。一個白人男孩和一個逃亡的奴隸相依為命，經歷了種種險情，反映了南北戰爭以前美國的社會生活。哈克起初陷入為難的境地，但經過內心斗爭，終于克服了“畸形的意識”，沒有出賣黑奴吉姆，“健全的心靈”取得了勝利，這正是馬克·吐溫自由、平等的民主理想。這部小說運用生動活潑的美國口語寫成，而且各種人物有各種不同的語言，為美國文學開創了新的文風。這一切都使這部小說成為美國十九世紀文學的經典之作。
從八十年代末開始，馬克·吐溫的創作進入后期，幽默、滑稽的笑聲少了，諷刺、批判的成分多了，主題也趨向嚴肅的社會問題。《亞瑟王朝上的康涅狄格美國人》（1889年）被譽為當代“黑色幽默”的先驅。這部小說把一個十九世紀的美國人打發到六世紀的英國去，用一種特有的幽默風格揭露專制獨裁的社會體制。《傻瓜威爾遜》（1893年）通過兩個嬰兒調包的故事批判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冉·達克》（1896年）歌頌法國民族英雄，浪漫氣氛濃重。
八十年代后期馬克·吐溫投資“佩奇排字機”的試制工程，又經辦出版公司，這兩項工作均告失敗。為了節省開支，償還債務，一八九一年，馬克·吐溫關閉了哈特福德的寓所，到世界各地去巡回演講，于一九〇〇年回國。出了美國，他發現歐美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的種種罪行，寫了《赤道環游記》（1897年）譴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贊揚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爭。
回國之后，他繼續撰文抨擊歐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尤其令我們覺得可親的是他贊揚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一九〇〇年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前一天，他說“我的同情是在中國人民一邊，歐洲掌權的盜賊長期以來野蠻地欺凌中國，我希望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驅逐出境，永遠不許他們再回來”，并預言“中國將獲得自由，拯救自己”。
晚年，馬克·吐溫的主要作品是他的《自傳》（發表在他去世之后的1924年）。其他一些作品帶有悲觀色彩，流露出對“人”的失望情緒。他這種思想變化，有人歸之于他企業經營的失敗，發財夢的幻滅，愛妻的去世，愛女的早逝，也有人認為是社會風氣的墮落使他看不到光明。
一八三五年，馬克·吐溫誕生那一年，哈雷彗星劃過長空，該星于一九一〇年返回。馬克·吐溫預言他將隨這顆彗星而去。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九日，哈雷彗星閃現在天際，四天之后，馬克·吐溫果真隨之離開了人間。
馬克·吐溫的短篇小說是從寫幽默作品起步的。他稱之為“隨筆”、“小品”或者“故事”，但其中有人物、有故事，具有短篇小說的基本要素。他這種體裁輕松自如，靈活多變，是同美國西部的幽默傳統密切相關的。
美國西部的幽默故事有著悠久的傳統。自從有人向西開發以來，就有探險的趣聞軼事在拓荒者中間流傳。荒野的篝火旁，航行的輪船上，林間的小木屋里，都是傳播這些滑稽故事的地方。人們講述這些見聞和故事，原是為了解除一天的疲勞，在沒有文化娛樂的地方聊作消遣。這些趣聞的特點是滑稽、幽默、夸張、離奇。它們都是口述的，又經過不同的講故事人的渲染，添枝加葉，變換角度，因而富有感染力，成了美國口頭文學一宗寶貴的財富。
早在馬克·吐溫誕生之前，這種幽默滑稽文學已經從口頭流傳發展到書面印刷。作者大多數是來自東部的文化人：記者、教師或者官員。他們喜愛那些粗獷、夸張、滑稽的故事，并且根據各自的趣味，把它們整理改編之后發表在報紙上。馬克·吐溫先在內華達當記者，后在舊金山等地采訪，這段時間正是西部幽默創作的繁榮時期。馬克·吐溫這個筆名（意為“測標兩尋”，即12英尺，水位安全，船可通過）就是他在內華達當記者時取的。他的成名作《卡拉維拉斯縣馳名的跳蛙》寫于舊金山，那時他已經三十歲。后來他根據自己的見聞撰寫了大量的幽默短篇，以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左右產量最多。
從這些故事看來，馬克·吐溫有三個特色。
第一，他在西部幽默傳統的基礎上，發揮極度夸張的藝術想象。例如，我們熟悉的《競選州長》有這類滑稽文字：
有一家報紙登出一條新的聳人聽聞的案件，再一次惡意中傷，嚴厲地控告我因為一家瘋人院妨礙我家的人看風景，我就將這座瘋人院燒掉，把里面的病人統統燒死。
這是非常夸張的寫法。“馬克·吐溫”把瘋人院里“病人統統燒死”，這不是犯了命案了嗎？怎么不吃官司，還跑來競選？在這篇小說中，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有些“罪名”不相符。例如，侵占一小片芭蕉地怎么會構成“偽證罪”？誣蔑對方祖父“攔路搶劫被處絞刑”怎么成了“盜尸犯”？這是馬克·吐溫有意用錯位手法制造極度夸張的喜劇效果。
馬克·吐溫第二個特點是：作品常常以第一人稱“我”為主人公，這個“我”像我國相聲里的主人公一樣，扮演各種喜劇性人物。他們大都天真、老實、無知，思想單純，什么事都一廂情愿，結果常常事與愿違。
這類例子很多。《一次神秘的訪問》的主人公自作聰明，炫耀財富，才中了圈套。《哥爾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的主人公，中國人艾送喜，離別“備受壓迫和災難深重的祖國”，來到“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美國，以為進了天堂，但等待他的是警察的踢和打，行李被沒收，走在街上被狗咬，任人取笑，結果還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進了監獄。
馬克·吐溫用天真老實人做主人公是有意識的。他說，主人公的“單純、天真、誠懇和渾然不覺要裝得非常之像”，“才能收到美妙動人的效果”。艾送喜最后還在迷糊：他為什么進監獄？《關于我最近辭職的事實經過》中的小秘書怎么也想不明白：他這么關心國家大事，反倒招人恨？這里，我們看到主人公越單純，越天真，反差的效果就強烈。主人公總是懷著某種理想或某種單純的想法，但在現實中處處碰壁，說明他這個理想是不現實的，行不通的，而他越不明白這一點，就越現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第三個特點是幽默里含有諷刺。他在《自傳》里總結他寫幽默小說的經驗，說“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經久的。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兒和花絮。我老是訓誡人家，這就是為什么我能夠堅持三十年”。“三十年”，是指從他開始寫作至寫自傳時為止。他所謂“訓誡人家”是說他寫小說含有抑惡揚善的嚴肅的創作目標。
馬克·吐溫的諷喻成分是逐步加強的。他早期的作品滑稽成分多。像《田納西的新聞界》、《我怎樣編輯農業報》等一些笑話新聞界的作品，有時滑稽得像鬧劇。但到了中期，他創作的主題嚴肅起來，像《哥爾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一個真實的故事》，寫的是美國種族歧視這個社會問題，雖然他表面上嘻嘻哈哈，但受害者的遭遇卻讓讀者笑時含著淚。
在金錢對人的誘惑、腐蝕這個主題上，最能說明馬克·吐溫從幽默到諷刺的發展。《百萬英鎊》寫得滑稽、有趣，歡樂、詼諧之趣溢出紙面，《三萬元遺產》就含有諷喻，我們看到金錢怎么扭曲人們的思想感情，以致主人公昏頭昏腦，最后“沉浸在模糊的悔恨和悲傷的夢境里”，臨死之前，男女主人公體會到“暴發的、不正當的巨大財富是一個陷阱”。在《腐蝕了赫德萊堡的人》中，馬克·吐溫收起了笑臉，滿懷辛辣的諷刺，把那些“誠實的、自豪的”正人君子的虛偽外衣剝下來，暴露出他們“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貪婪面目。這也可以稱作“笑”，但那是一種冷峻的笑。
總的來說，馬克·吐溫的“笑”是對普通人、小人物的一種愛，即便是嘲笑揶揄，也常常是善意的、富于同情的。他說：“我從來沒想過要去教化那些有教養的階級，我無論從天性上還是從訓練上都不具備那種本領。而且我也從來沒有產生過那種野心。我總是想獵取更大的獵物——群眾。”
董衡巽
二〇〇五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