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在諸多英格蘭國王中，理查一世無疑是最富傳奇色彩的一位，而他也因此備受爭議。在過去的很多年中，理查既是大眾認知中最著名的英格蘭國王之一，也是學術界研究程度最低的英格蘭國王之一。理查的傳奇英雄形象使他人盡皆知，但他的生平無法引起傳統歷史學界的興趣，無論是英國史、法國史還是十字軍史，也未能引起社會史與政治史學家的興趣，因為理查對當時英格蘭的政治和社會發展幾乎毫無貢獻。作為英格蘭國王，理查眾所周知的事跡是：他在位10年，卻只在英格蘭待了6個月。他率部參加十字軍，在十字軍國家僅僅停留一年有余，也未能完成收復圣城耶路撒冷的任務。當理查結束遠征后，又在回國途中遭遇橫禍，被奧地利公爵抓獲，并被監禁了一年以上。在理查被囚禁期間，他的大陸領地不斷被法王腓力侵吞。在理查逝世5年之后，他從英格蘭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他的父親亨利二世那里繼承的廣闊疆域——從蘇格蘭延伸至比利牛斯山的“安茹帝國”已徹底瓦解，它在法蘭西的大部分領土都已被法王占領。因此，溫斯頓·丘吉爾在他的著作《英語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中對理查評價如下：“他的一生恰似一場盛大的游行，結束之后只留下一片荒蕪?！鼻鸺獱柕倪@一評價，也反映了大多數英語世界歷史學家們對理查的認識：這是一位名氣雖大卻無實際建樹的國王。
另一方面，對理查一世本人及其統治狀況的研究意義重大。他在不同地區與其政敵的斗爭尤其值得關注。從未有任何一位英格蘭國王像理查一樣，在世界的不同地區面對著如此眾多的政敵，并遭受他們不同角度的非議。無論是在卡佩王朝治下的法蘭西，還是在德意志、意大利、低地國家和中東地區，編年史家在記載當地統治者——法王腓力·奧古斯都、神圣羅馬皇帝亨利六世以及薩拉丁的事跡時，都代表著他的君主的利益，也都留下了關于理查的記載。無論這些記載真實與否，它們都向我們展示了當時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對統治者形象（rulership）的認識，這恰恰為我們認識理查的統治狀況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從未有任何一位國王像理查一樣，得到如此眾多外國編年史家們的全面觀察和研究，甚至是遠在亞洲的薩拉丁的編年史家們也留下了諸多關于理查的記載。因此，上述材料為我們研究理查的統治狀況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另一個同樣意義重大，但居于次要地位的方面則是理查的生前評價。有賴于同時代的英格蘭編年史家（同時也是他的封臣）的記載，理查在世時就已被塑造為傳奇英雄般的人物，在他逝世后的數個世紀內也仍被視為杰出統治者的典范。從史學史角度來說，12世紀晚期，尤其是12世紀90年代堪稱英格蘭歷史著作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也涌現出許多著名的中世紀編年史家，其中包括以敘事詳盡著稱的豪登的羅杰（Roger of Howden）、迪切托的拉爾夫（Ralph of Diceto），以強烈的批判性著稱的紐堡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以突出的世俗性和諷刺性著稱的迪韋齊斯的理查（Richard of Devizes），以及以突出的獨創性著稱的威爾士的杰拉爾德（Gerald de Barri）。這些與理查同時代的著名的中世紀英格蘭編年史家們也無一例外地在著作中留下了關于理查生平的諸多記載。相較而言，極少有英格蘭國王能像理查一樣，被同時代的眾多編年史家們視為“理想國王的典范”。
我在這部作品中并不打算討論理查的“私人生活”（inner life）。舉例言之，理查與他的母親埃莉諾的關系便屬于理查私人生活的重要內容，但這并非同時代的編年史家們所關注的重點，他們只在極少的時候會提及理查和母親的關系，我們也并不清楚他們的看法，更不知道這段關系的“現實”。母子關系尚且如此，理查私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更不會受到編年史家們的青睞了。時至今日，理查的性取向問題也引起了公眾的熱議，盡管我們可以說，現存的原始資料中，沒有同時代的人認為他是同性戀，但是我們也無法證明他不是同性戀。關于理查的性取向問題，我會在書中稍做分析，但我只會關注原始材料，不會去論證他的性向。換言之，我不是要在這部作品中展現出理查的“真實形象”，而是要向讀者們展示理查的同時代人對他的不同看法。因此，我不關心理查是一個 “英雄”或者“惡棍”，而是試圖解釋這個問題：為何包括理查的政敵在內的大多數人都將他視為英雄人物，其余的人又為何將他視為傲慢奸詐之徒？
另外，這也并非一部研究“理查一世時期的英格蘭政府”的專著。這無疑是一個極為重要且有待完善的基礎研究領域，我也沒有能力進行這個領域的研究。1935年時，萊昂內爾·蘭登（Lionel Landen）便已整理出理查在位期間簽署的565份文書；而尼古拉斯·文森特博士（Dr Nicholas Vincent）則在此基礎上整理出上千份由理查簽署的文書，這一數量極為可觀。如今，理查統治時代英格蘭財政署記錄已被妥善整理出來，而文森特·莫斯博士（Dr Vincent Moss）則致力于諾曼底財政署檔案的整理工作，他的工作還遠未結束。當我們對理查統治期間的相關政府檔案進行學術編輯后，我們才能更為全面地了解這一時期的政府概況。這種研究能為我們了解這一時期的政府結構和行政體系提供新的視角，但我們無法了解理查作為國王的能力。上述材料對研究理查被囚禁時期英格蘭政府的運作并無太多幫助，這正是文書材料的局限所在：盡管我們可以通過研究文書的套話了解當時的王權觀念，但我們無法知曉理查是否遵循這些觀念進行統治。不過，這些文書和審判令狀還提供了理查的日程安排、隨員名錄等有用資訊，我們可以從中得知理查曾在哪些人的陪同下前往某地，他又曾對哪些人施予了恩賜等具體內容。但是，理查在英格蘭、大陸領地進行統治期間，以及在圣地參加十字軍東征是否明智，他是否做到了知人善任、賞罰分明，這都是觀點的問題。另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文獻則是財政記錄。我們既能從中了解理查在位期間的稅收類別和稅收總額，也能了解理查的日常開支狀況，而一位國王是否善于合理使用財富也是見仁見智的事情。眾所周知，國王有時候十分富有，當時的記載表明，愛德華二世（Edward Ⅱ）和理查二世（Richard Ⅱ）在1326年和1399年時都擁有大量財富，但這些財富對他們助益極少。在理查統治期間的首次會議上，他將財政署官員理查·菲茨尼格（Richard FitzNigel）提拔為倫敦主教，菲茨尼格在他的著作《財政署對話錄》（The Dialogue of the Exchequer）的前言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一位國王的榮耀不在于他能積累多少財富，而在于了解如何使財富在適當時機物盡其用?！钡绾问褂眠@些財富也是見仁見智的。然而，同時代的人的意見可以讓一位國王政治生命延續，或者將他推翻。這份政治傳記的核心就是要分析當時人的意見和讓我們接觸到這些意見的文獻，無論是拉丁文還是當時的各國語言。
對上述問題的思考，我大約斷斷續續地進行了25年。我在1978年出版的Richard the Lionheart一書中第一次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認真的初步探討。此書主要關注的是理查在法蘭西地區的事跡（畢竟他三分之二的政治生涯都在此地度過），他在阿基坦地區的事跡則是我敘述的重點。然而遺憾的是，我未能對下列兩個令理查成為知名英格蘭國王的重要方面進行充分探究：第一個方面是理查領導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的事跡，他在十字軍中的突出戰功也使其成功躋身傳奇英雄之列；第二個方面則是對“理查疏于治理英格蘭”這個似是而非的傳統觀念的批判，17世紀以來的諸多英格蘭史家們將其視為理查“不可饒恕的罪惡”。因此，本書的大致框架如下：第三至六章主要敘述的是理查繼承王位以前在阿基坦的事跡，但它只是在1978年著作的基礎上稍做補充而已；在剩余的章節內，我將以作為“英格蘭國王”的理查為敘事重點，對他統治安茹帝國期間的事跡進行更加細致的研究。
當然，寫作本書的過程也涉及一些非常實際的問題。在理查統治的10年中，他對英格蘭、法蘭西、德意志、西西里、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王國等地的歷史發展均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在英格蘭以外的地區，也留下了許多用當地語言記載的理查生平。作為他的傳記作者，我若能對上述所有地區的歷史均有所了解，并掌握所有的當地語言，無疑對寫作此書更有裨益。然而遺憾的是，我至今未能掌握阿拉伯語，只能通過阿拉伯語原始史料的英譯本了解穆斯林眼中的理查。因此，書中所使用的經過轉寫的阿拉伯語名詞難免有錯漏之處，也請精通阿拉伯語的讀者們見諒，并請指正。
此外，由于諸多友人和同事的鼎力相助，我才得以完成此書。當我在慕尼黑首次與漢斯·艾伯哈德·邁爾（Hans Eberhard Mayer）會面時，便開始對十字軍東征及理查在十字軍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產生興趣，感謝他數年以來在十字軍史方面對我的熱心幫助。其次我要感謝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提供的慷慨贊助，由于校方的資金支持，我得以前往法蘭西進行充分的實地考察工作，此后我也得以提前退休，全身心投入本書寫作當中。我還要感謝伊凡·克洛拉斯（Ivan Cloulas）和金雀花王朝古道研究會（Association de la Route historique des Plantagenêts）為推廣宣傳這段歷史的努力，他們使理查一世變得人盡皆知；克里斯托弗·法爾庫斯（Christopher Falkus）首次邀請我寫作一兩部關于理查的著作，我對他極為感激；金蒂·尼爾森（Jinty Nelson）曾組織了1989年在倫敦國王學院召開的“理查一世加冕800周年專題研討會”，感謝她為籌備會議做出的諸多努力；弗雷德里克·肖維涅（Frederique Chauvenet）和馬丁·奧熱爾（Martin Aurell）同樣為籌辦在卡昂（Caen）和圖阿爾（Thouars）舉行的“紀念理查一世逝世800周年”專題會議操勞甚多，在此也向他們致謝。還有我曾經的學生理查德·本杰明（Richard Benjamin），是他讓我領悟了研究歷史的愉悅，遺憾的是他已因一場車禍英年早逝；我的恩師約翰·普雷斯特維奇（John Prestwich）教授則指導我了解理查一世，并教會我閱讀12世紀原始文獻的方法，時至今日仍能聽他教誨，我感到不勝榮幸。感謝珍妮·馬丁代爾（Jane Martindale）在阿基坦歷史方面的指導；吉姆·霍特（Jim Holt）與戴維·卡彭特（David Carpenter）在觀點相左時的辯論也使我受益頗多。多年以來，還有許多其他友人和同事們將一些相關論著，甚至是他們將要出版或尚未出版的著作慷慨相贈，多虧他們的幫助和敦促，我才得以將理查一世銘記于心。在此，我謹向下列諸位表示誠摯感謝：瑪麗安妮·艾勒斯（Marianne Ailes）、尼克·巴拉特（Nick Barratt）、彼得·艾德布里（Peter Edbury）、克勞德·法根奈（Claude Fagenen）、約翰·法蘭斯（John France）、魯斯·哈維（Ruth Harvey）、理查·海瑟（Richard Heiser）、湯姆·基弗（Tom Keefe，我永遠將他銘記在心）、奧利維爾·德·拉伯德里（Olivier de Laborderie）、西蒙·勞埃德（Simon Lloyd）、艾瑪·梅森（Emma Mason）、漢納斯·默林（Hannes M?hring）、戴維·摩根（David Morgen）、文森特·莫斯、喬納森·菲利普（Jonathan Philips）、多米尼克·皮特（Dominique Pitte）、丹·波爾（Dan Power）、馬修·斯特里克蘭（Matthew Strickland）、拉爾夫·特納（Ralph Turner）與尼克·文森特（Nick Vincent）。我還要感謝耶魯大學出版社為出版本書提供的一系列幫助，感謝羅伯特·巴爾多克（Robert Baldock）以果敢而耐心的態度接下了這一出版項目，感謝阿歷克斯·尼斯比特（Alex Nesbit）讓這本書順利付印，尤其感謝我的編輯貝斯·漢弗萊斯（Beth Humphries）對書稿的耐心校對和修訂。對于那些曾幫助過我但被我遺漏的朋友和同事們，希望他們能夠提醒我。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