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1994年，潘寧決定另辟蹊徑。他將企業變身為科龍集團，宣布新創科龍品牌，進軍空調行業。在他的謀劃中，科龍品牌歸企業所有，由此可逐漸擺脫政府的強控。他的這種“獨立傾向”當然引起了鎮政府的注意。也就是從這時起，潘寧和企業的命運變得十分微妙起來。
一直拖到12月8日，中關村的聯想公司才匆匆舉辦了創業10周年的慶典會，副總裁李勤對柳傳志說，“如果再不辦，就沒有時間了”。此時的柳傳志其實一點也沒有辦慶典的心思，一些棘手的事情正讓他日日煩躁不安。在創業的第十個年頭，已經50歲的他陷入了職業生涯最黑暗的低谷，他的企業成長乏力，前途莫測，并肩合作多年的親密戰友反目成仇，而他的身體也令人擔憂，三年前處理香港危機時落下的美尼爾氏綜合征時常發作，讓他痛苦不堪。
這時候的聯想用內外交困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跟巨人集團的史玉柱面臨的情形一樣，聯想正陷入電腦業的寒冬之中。國際電腦品牌商猛烈地沖擊市場，而受宏觀調控的影響，國內機關事業單位的采購能力卻不見起色。在過去的幾年里，聯想一直是各大部委和大型國有企業的主要電腦供應商，這一塊的滯銷讓公司很受打擊，此外，人民幣的持續貶值也讓聯想的進口零部件成本大大提高。數據顯示，在1989年前后，國產電腦的全國市場占有率為67%，而到1993年猛降到了22%，幾乎潰不成軍。作為國內品牌的龍頭，聯想受到的沖擊可想而知。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聯想史上，1994年被定義為“轉折年”，因為一些決定性的事件都是在這種危難時刻發生的。
先說一件讓柳傳志終生得意的事情。就是在這種舉步維艱的情形中，他靈活斡旋，完成了一件日后看來無比重大的工作，那就是聯想股權的清晰化。
其實從幾年前開始，柳傳志就一直在為聯想的股權清晰而努力。他是一個極其富有謀略的人，他深知在當前的國情下，股權清晰到人是一塊“熔化中的黃金”，既誘人又毀人，他不甘心無所作為，但又絕不鋌而走險。1988年，他對香港公司的股份設計便很耐人尋味。1992年，他又申請將公司脫離計算所的管轄，而直接納入中國科學院的名下。1994年2月，聯想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柳傳志乘機提出了一個“股份制改造的方案”。按此方案的設想，聯想資產的55%歸國家所有，45%歸員工。對于這個方案，中國科學院沒有異議，但是卻立即被財政部和國有資產管理局打回，畢竟在當時，如此大膽的股權清晰尚無先例，誰也不敢擔當“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
柳傳志當即退而求其次，他提出了紅利分配的方案：65%歸中科院，35%歸員工。在這一部分，中科院有完全的決定權，開明的院長周光召對聯想情有獨鐘，很快同意了這個方案。柳傳志進而又將35%的分紅權進行了明確的分割：1984年的開創者占35%，1986年之前加入公司的占25%，1986年之后的占40%。
在當時，聯想身陷重圍，未來混沌而黯淡。這些數字都是“紙上財富”，并無現成利益，因此，從中科院的領導到企業的員工，都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10年后，柳傳志說：“今天看來，我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聰明的事。因為當時大家分的是一張空餅，誰也不會計較，如果在今天，已經形成了一張真實的餅，再來討論方案就會困難100倍了。”言辭之中，分明是百般的僥幸。2000年，正是在這個方案的基礎上，35%的分紅權又在柳傳志的努力下變成了股權，聯想的資產清晰百轉千回，終于水到渠成。
股權的清晰事關長遠發展，而眼下另一個要命的事情是，聯想到底該往何處去。
當時中關村幾乎所有的知名電腦公司都放棄了最艱難的自主品牌經營，退而做跨國品牌的代理——長城做的是IBM，方正做DEC，四通做康柏，而業界風頭最勁的史玉柱則已經宣布轉戰保健品，這些對聯想高層的決策都有不小的影響。就是在這一點上，公司的兩大靈魂人物柳傳志和倪光南發生了致命的分歧。退縮或轉行，都不是他們的選擇，分歧發生在突圍的方向上。
倪光南是聯想漢卡的發明人，他一直被視為聯想高科技的象征。然而，在1994年前后，由于軟件系統的升級，漢卡產品在市場上江河日下，對公司的貢獻率已經微不足道。倪光南決心為聯想創造新的技術制高點，他選中的方向是“芯片”。當時國際上，芯片技術日新月異，英特爾等公司把持著技術的方向。如果聯想能夠在這一領域獲得突破，將一舉確立其在全球電腦產業中的地位。倪光南對自己的發現激動不已，他奔波于上海、香港等地，廣攬人才，成立“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試圖畢其功于一役。他的這個設想被稱為“中國芯”工程，因其無限的想象空間而得到中科院和電子工業部的熱情支持，中科院和電子工業部甚至承諾由聯想牽頭，組織有實力的計算機企業一起參與，制定一個國家投資計劃。
然而，倪光南的方案卻出人意料地遭到了柳傳志的反對。在柳看來，芯片項目風險巨大，非聯想現有實力可支撐，中國公司在技術背景、工業基礎、資本實力及管理能力等方面，都還無法改變世界電腦行業的格局。倪光南“真的就是技術至上，并不清楚整個市場是怎么回事”，因此，柳傳志在給倪光南的一封信中明確表明，“我本人不同意倉促上馬”。按他的想法，聯想應該加大自主品牌的打造，發揮成本上的優勢，實施產業突圍。因此，他任命楊元慶擔任新組建的微機事業部總經理，把微機的整個流程都交給了這位30歲出頭的年輕人。在他看來，“有了高科技產品，不一定就能賣得出去，只有賣出去，才能有錢”。
就這樣，十年聯想走到了一個動蕩的岔路口。柳倪關系迅速惡化，倪光南無法克制自己的失望和對柳傳志的不理解，很快，聯想的每一次工作會議都成了兩人的爭吵會。這兩個都對自己的判斷十分自信的領導者根本無法說服對方，柳傳志認為倪光南在“胡攪蠻纏”，而倪光南則說，“我永遠和你沒完”。他開始向上級控告柳傳志作風霸道，進而控告其有嚴重的經濟問題。
這對親密無間的“雙子星座”走到了你死我活的決裂懸崖上，柳傳志傷感地對友人說，“不把我打入監獄，他絕不罷手”。在關系親密的時期，“柳倪配”曾被媒體津津樂道，柳傳志曾說：“有的人像一顆珍珠，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樣閃閃發光，但他是一條線，能把那些珍珠串起來，做出一條光彩奪目的項鏈來。我想，我就是那條線。”這個比喻聽上去非常生動，但是卻存在著“形象上的悖論”：當珍珠串成一條光彩奪目的項鏈時，那條線就會不見了，而事實上，“柳線”比任何一顆珍珠都要光彩奪目。“線與珍珠”的互動與沖突，在柳倪事件上得到了逼真而殘酷的演繹。
媒體也觀察到了這場平地而起的柳倪風波，它被認為是“市場派”與“技術派”的一次決斗。這場讓所有人都很難堪和痛苦的爭吵一直持續了整個下半年，中科院派出工作組進行調查，聯想內部幾乎所有的高層都站到現實的柳傳志一邊，工作組的報告稱，“沒有發現材料證明柳傳志同志存在個人經濟問題”，而為了避嫌，香港商人呂譚平也被勸退所持股份。到1995年年初，勝負漸漸清晰起來，6月30日，聯想董事會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聯想集團公司總工程師職務”。
對于任何企業戰略決策的評估都讓人陷入兩難，“結果”往往是唯一可以參考的依據。日后證明，柳傳志把聯想帶到了一個新的成長高峰，然而在后來的很多年里，一直有很多人在固執地爭論：如果沿著倪光南的方向走下去，聯想乃至中國電腦產業又將是一番怎樣的景象？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電腦以及家電產業一直在“貿易”、“制造”與“技術”的發展優先次序上搖擺徘徊。聯想跟中關村的所有公司一樣，都是靠貿易起家，逐漸形成工業制造能力，進而在技術上尋求進步，而家電業的海爾、長虹及科龍等公司都是從引進生產線起家，然后在市場營銷上獲得了成功。因此，“貿工技”和“工貿技”是兩大成長模式，其中無一例外的是，技術都是核心能力中最薄弱和滯后的一環。而當這些企業逐漸壯大，與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展開正面競爭的時候，技術落后的現狀便非常清晰地顯現出來。在此刻，何去何從，敏感而無比關鍵。在中國企業史上，柳倪之爭帶有很強的寓意。它展現了中國企業家在面臨國際化競爭和技術發展瓶頸的時候，做出了怎樣的思考和選擇。
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幾乎所有知名的企業家都選擇了柳式道路。
【企業史人物】支教公司
在這部企業史上，白芳禮大概是最不像企業家的企業家——之所以說他是“企業家”，因為他的確創辦了一家公司。跟所有顯赫的企業家相比，他肯定是最窮的一個，然而他為社會所創造的“財富”無人可比。
1994年，白芳禮81歲。他是一個靠蹬三輪車為生的老漢，不識字，為人古道熱腸。從1986年起，他有感于貧窮孩子沒錢讀書，就每年把蹬車所得全數捐給天津的學校。這一年開春，他把整整一個寒冬掙來的3000元辛苦錢交給一所學校，校領導把全校教師和300名貧困生都召集到操場上，排成整齊的隊形，一起朝他舉手敬禮。從學校回到家后，白芳禮思量一夜，做出了一個決定。第二天一早，他就把兒女家的門敲開了：“我準備把你們媽和我留下的那兩間老屋給賣了，再貸點款辦個公司，賺錢支教。”
不多幾天，在緊靠天津火車站的一塊小地盤上，出現了一個7平方米的小售貨亭，里面擺著一些糕點煙酒等，當頭掛著一塊牌子——“白芳禮支教公司”，白芳禮當上了經理。他對受雇的員工宣布：“我們掙來的錢姓‘教育’，每月結算，月月上交。”
小售貨亭讓白芳禮增加了不少支教的財力，卻一點也沒有改變他蹬三輪的生活。他把售貨亭交給伙計打理，自己照樣天天出車拉活。他說：“我出一天車總能掙回二三十塊錢，夠十來個苦孩子一天的飯錢。”為了在車站前拉活方便，他索性挨著亭子搭了個3平方米的小鐵皮棚子，里面用磚頭支起了一塊木板算是“床”，棚頂上的接縫處露著一道道青天。夏天，棚里的溫度高達40攝氏度；冬天，放杯水可以凍成冰坨子。白芳禮就在這里面住了整整5年。
為了能夠多攢點錢，10多年來，白芳禮從頭到腳穿的都是撿來的衣衫鞋帽，一日三餐經常是饅頭加涼水。他對記者說：“我從來沒買過衣服，你看，我身上這些襯衣、外褲，都是平時撿的。還有鞋，兩只不一樣的呀，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樣吧！還有襪子，都是撿的。今兒撿一只，明兒再撿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從頭到腳、從里到外穿的東西沒有一件是花錢買的。”有一次，他從果皮箱中撿來一塊饃饃當午飯吃，女兒看到了心疼不已。他說：“這有嘛苦？這饃是農民兄弟用一滴一滴的汗換來的，人家扔了，我把它拾起來吃了，不少浪費些嗎？”
白芳禮把支教公司和他蹬三輪車所賺得的錢全部捐給了天津的各個學校，從1994年到1998年，他資助了紅光中學的200多名藏族學生，月月給他們補助，直到他們高中畢業。他還每個月向南開大學捐款1000元，總額近3.4萬元，200多名南開大學的貧困學生得到了資助。據不完全統計，他的累計捐款總額超過35萬元，其中包括300多名大學生的學費與生活費。還有人計算，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輪車5角錢計算，10多年間，老人奉獻的是相當于繞地球赤道18圈的奔波勞累。
白芳禮的支教公司開了5年。1999年，天津火車站進行整頓，所有商亭一律被拆除，“白芳禮支教公司”也不例外。那一次，老人哭了。2001年，88歲的他已無力再蹬三輪車，于是就在車站給人看車，他把一角、兩角的零錢裝在一個飯盒里，存夠500元后又捐了出去。2005年9月23日早晨，93歲的白芳禮去世。他的私有財產賬單上是零。
20世紀初的美國首富安德魯·卡內基在遺言中說：“死而富有是一種恥辱。”白芳禮顯然比他做得還要徹底，他讓人們聯想起清末的捐學奇人武訓和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特里莎修女。特里莎修女在印度創辦“兒童之家希舒·巴滿”，收養被遺棄的病童、弱智兒、受虐兒或淪為稚妓的兒童。她跟白芳禮一樣，為了拯救窮人，把自己變成了最窮的人。在“兒童之家希舒·巴滿”的墻上有一段詩歌：“不管怎樣，總是要幫助/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你可能會被踢掉牙齒/不管怎樣，總是要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白芳禮不會寫詩，甚至還不識字，但他無比完美地演繹了這段宣誓。
白芳禮去世后，藝術家為他在天津憩園塑銅像紀念，一些大學生專門為他開了一個網站（www.baifangli.cn），網站的顏色是最單純的黑白兩色，版首有一行字：總有一種平凡，讓我們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