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靠分稅制拯救危機中的中央財政之外，朱镕基另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金融決策是，力排眾議實行匯率改革，讓人民幣大幅貶值。在此之前，中國實行的是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并存的匯率制度，它是計劃經濟的一條“金融尾巴”，既保護了國有公司的利益，同時也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外匯交易黑市。從1994年1月1日起，兩種匯率實行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元貶值33%——兌換1美元需要的人民幣，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為4元，1992年年初是5.7元。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使得中國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場上價格變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一個更加吸引外部投資商的地方。德國的《商報》在評論中認為，人民幣的大幅貶值，首先意味著亞洲四小龍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從此喪失，中國必將成為全球制造業的中心。
這是一個十分具有標志性的政策變化。從此之后，中國公司開始集體遠征，中國經濟走上了外貿拉動型的道路，它將在2005年達到頂峰，并誘發中國與歐美乃至周邊國家的貿易大戰。[8]
朱镕基主政的“第三戰”，也是貫穿十余年的治理主題，是搞活國營企業。對此，他的思路也與之前有微妙的轉變。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營企業改革的成效一直無法讓人滿意，凡是有民營企業涉足的行業，它們都表現得不堪一擊。這年的局面是，經營機制轉換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國營企業家們仍在嚷嚷權力太小。在這年的北京兩會上，國內最大的鋼鐵公司總經理李華忠在分組會上大喊：“自主權萬歲！”他還羨慕地對身旁的遼寧省海城市東房身村黨支書王國珍說，“我的權力還不如你的權力大”。而另一方面，權力放了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卻是另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由于效益不佳和老企業萎縮，失業人口的增加已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朱镕基看來，中國當今的企業問題已非改革之初可比，當時只有國營企業一支力量，不把它們搞活國家當然振興無望，而如今，鄉鎮企業已經異軍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資企業也蜂擁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業力量。同時，隨著民間資本的日漸充沛，兩大股市又可代替國家財政成為向國企輸血的工具。在這種新的局勢下，國營企業的改革就不應該關起門來，老是在經營體制的轉變上繞圈圈，而應當將它們放到市場中去，中央政府則要在整個經濟體制的重新構造上多下力氣。朱镕基對陳光在山東諸城搞的企業改革十分感興趣，專門派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調查。也是在這一年前后，“抓住少數、放活多數”的思路開始漸漸萌芽。
這年7月1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周叔蓮在《光明日報》撰文《關于國有企業產權的兩個問題》，論述“所有制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目的”。由這個判斷出發，周叔蓮以及其他學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業都抱在懷里，這樣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國家只要抓住關鍵少數，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團，就會為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那些沒有競爭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將被“放掉”，政府將主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備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及贏利能力強的產業。周叔蓮的觀點得到決策層的贊賞。很顯然，這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著國營企業的改革從放權式的體制轉換階段進入了“重點扶持、其余放活”的結構調整階段，同時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
在1993年，這種戰略思想剛剛萌生，還遠遠沒有展現出成型的格局和嫻熟的掌控藝術。只是在一些經濟較為活躍的地區，那些沒有優勢的國營企業開始被“放掉”，過去被禁止的改革現在得到了默許和嘗試。在廣東第一次出現了“下崗”這個新名詞，在經歷了幾年艱難的“思想解放”后，當了數十年“主人翁”的工人們開始接受自己不再與企業“共存亡”的現實。年底，瀕臨破產的國營廣州無線電廠裁掉了1000名職工，其中330名選擇與工廠徹底分手，工廠根據他們工作的時間給予每年1300元的“工齡補償”，從此這些職工將走出廠門自謀出路。這種“工齡買斷”的做法很快被廣泛采用，各地的買斷價各有不同，從數百元到上萬元都有，它成為中小型國營企業破產或被私人收購時“安置”下崗工人的最主要方式。在南方的沿海地區，工人普遍能夠接受這種方式，因為在這些地方，人們早已有了“第二職業”，那筆微薄的安置費成為他們做小生意或自主創業的啟動資本。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業基地，人們已經習慣于把自己的人生“捆綁”在企業上，以廠為家、世代傳承的工作與生活模式使他們幾乎喪失了獨立的勇氣和能力。尤其要命的是，那些地方也沒有經商和創業的氛圍，因而買斷工齡往往便意味著低水準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隨著國營企業體系的日漸瓦解，巨大的生存壓力在這些地方無比恐懼地彌漫開來，在改革的陣痛中，城市貧民階層慢慢地出現了。
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浙江地區，悄然發生了一場集體企業的量化改革運動，這是企業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產權變革。所謂“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鄉鎮集體企業的資產通過“土法”評估后，將集體資本全數或部分退出，經營者以贖買的方式獲得企業的主要股權。這項改革最早是在浙江臺州的玉環和溫嶺兩縣出現的，它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溫州地區，繼而在浙江全境的集體企業中被廣泛試驗。
這是一場沒有嚴格規范的產權改革運動，在具體的資產評估上，由于缺乏量化的標準和評估體系，各縣市的量化手法千奇百怪。大多數企業采取的是“毛估估”的做法，有些縣硬性規定，集體資產一律按賬面數增值40%計算，而事實上，相當多的企業經過多年發展，其資產早已增值了幾倍、幾十倍。溫州地區的一家二輕物資公司將其屬下20多家企業全部量化改造，而資產評估值以1990年的不變價為準。紹興一家紡織企業的量化方案是：將企業的資產量化出10%，折算成50萬元作為集體股，全廠200多名職工每人出資5000元，經營者出資100多萬元，組成一個資本額為250萬元的股份制企業。其后，新企業無償使用著原有企業的機器設備，一切開支則由老企業承擔，經過近一年的運行，新企業產生驚人的利潤，原來的集體企業則毫無懸念地陷入了虧損境地。又一年，新企業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將老企業“并購”。到1996年前后，浙江省80%的中小集體企業都完成了產權量化的改造，成批量地出現了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這樣的量化改革很難保證公平、公開、公正，因此在這過程中也發生了很多糾紛。據新華社記者的報道，到1993年年底，浙江省已經有超過2000家企業進行了量化改造。
發生在浙江的這種產權改革在隨后的幾年里一直處在“地下運作”的階段，全國性的集體企業產權改革從1998年才全面開始。它從來沒有得到政府的公開肯定，而且在理論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指責這是變相地“私分集體財產”，是“走私有化道路”。當時的浙江省領導對此進行了有技巧的支持，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李澤民在一份對量化改革提出異議的報告上批復：“對于這樣的改革要回頭看，不過，不能走回頭路。”
種種跡象表明，1993年的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國家了。
中央政府針對新的經濟形勢，對一些管制概念開始進行全新的詮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劉敏學對“投機倒把”這個名詞進行了新的解讀。他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幾乎把帶有營利性的經商活動都視為投機倒把，做違法處罰，這顯然是“左”的思想影響，是不對的。某些過去認為是投機倒把的行為，現在看來是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環節。他舉例說，譬如套購緊俏商品就地加價倒賣行為，過去被視為投機倒把，今天籠統地這樣說就不合適了。他的這番講話一登報，全國的貿易商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氣。過去的10多年里，數以十萬計的商販因投機倒把罪名而入獄，導致傾家蕩產，有人甚至喪失生命——該罪名最高可判死刑，為所有經濟犯罪行為中判刑最重者。如今，隨著劉敏學局長的一番講話，一柄長劍終于從頭頂移走了。
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是在2月份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們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繳納糧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從這一天起，取消糧票。從1955年開始，全國居民購買糧食都需要這種定額分配的票證。從此之后，各種帶有明顯計劃經濟色彩的票據一一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也是在這次兩會上，劉永好、張宏偉等50多名民營企業家第一次走進全國政協會議會場。劉永好后來回憶說，“年初，四川省委統戰部的一位干部找到我，說準備推薦我為全國政協委員，沒過多久就讓我填了表。同時，四川省工商聯還推薦我為全國工商聯的副主席。”[9]3月18日，劉永好與內蒙古新優佳公司的陸航程出現在全國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這是民營企業家第一次在這種政治性場合亮相。到年底，鄉鎮企業產值突破2萬億元，占全國工業產值的1/2，就業職工1.02億人，首次超過國營企業職工數。
跟糧票取消及民營企業家參政相似，另一個也很有象征意味的商業故事是，在4月份，中國的消費者第一次過上了“情人節”。根據北京媒體的報道，由香港人投資的利嘉鞋業是第一家在報紙上登情人節商業廣告的企業。它在《北京青年報》上刊登了4次廣告，宣稱在2月7日到14日的一周內將抽取有特別優惠的“幸運情人卡”。幾乎同時，開設在王府井的麥當勞店也貼出了“浪漫溫馨情人夜”的海報，情人節當夜來消費的情侶可以獲得一枝玫瑰花。五星級的王府飯店則推出了價格為300元的情人節晚會，廣告一登出，飯店的訂位電話就被打爆了。這看上去實在是一個不錯的商業活動，然而，由于“情人”這個名詞實在有點曖昧，因而，商家們的推廣引起了一些老干部的微詞。不久，有關部門就發下通知，嚴令不得在廣告中出現“情人節”這個字眼，這項禁令或嚴或松地被執行了好幾年。每當到了2月14日前后，工商部門都會發出類似的通知，一直到1998年前后，它才被不了了之地取消了。
5月17日，著名跑車生產商法拉利公司在中國找到了它的第一個買主，名叫李曉華，是一位靠經銷生發水起家的42歲北京企業家。法拉利特意在北京天壇的祈年殿前舉辦了一場新車交付儀式，李曉華站在價值13.4888萬美元的跑車前的照片登上了各報紙的娛樂新聞版面。
8月，中國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這意味著知識產權的保護成為可能。美國迪士尼公司的“米老鼠”系列產品正式進入中國，在此前的10來年里，這個可愛的形象已經廣為中國兒童所知，它出現在成千上萬的繪圖課本、襯衫、文具以及商店招牌上，不過，它們竟全部是沒有授權的侵權產品。
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英國的《經濟學人》在當月的一篇評論中說，“在許多因素的推動下，競爭已經在整個經濟領域擴展開來。一個因素是外資和外貿的擴大，另一個因素則是經濟權力的下放引起各省間的角逐，這同美國聯邦制搞的社會和經濟實驗驚人地相似。”
幾乎所有的外國觀察家都喜歡用“公有制—私有制”、“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樣的二元標準來判斷或議論正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而事實卻肯定要模糊和豐富得多。
1993年，最蔚為壯觀的景象是外資企業的蜂擁而入。
該年可以被看成是跨國公司在華大規模投資的開始之年。日后的數據表明，自1979年至2000年，中國累計吸引外資3462億美元，大部分是1992年以后發生的，1992~2000年的累計流入量占總量的93%。1993年年底，合同外資達到了1114億多美元，實際利用外資是270億美元，幾乎都是上一年的兩倍。
在市場的誘惑和政府的鼓勵下，跨國公司開始狂熱地夢想中國。最經典的表述出自柯達公司的總裁裴學德，他說，“只要中國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個36片裝膠卷，已經足以將全球影像市場擴大25%。中國每秒多拍攝500張照片，便相當于多了一個規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國的市場。”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從而計算出中國市場的規模，這是幾乎所有跨國公司進入這個東方國家時最常用的一個算式。不過，事實很快將告訴他們，這是一個玫瑰色的幻覺。